袁世凯之所以能署理山东巡抚一职，表象上是因为清廷迫于洋人的压力而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其实这是荣禄更为深远的人事安排。

虽说戊戌年袁世凯擅自提兵入京的事，被荣禄以野外军训的名目遮掩得不露痕迹，但袁世凯这头雄狮卧在京城旁，终是教他忧心不安。

尤其是慈禧太后立傅儁为大阿哥，准备废黜光绪的消息传开来，在袁世凯的询问下，虽说他也给袁世凯发文说了太后绝不会有废立的事儿，但他还是不放心，深恐袁世凯再次犯浑，提兵勤王，便奏请慈禧太后，建议把在山东进行军事演习的袁世凯和武卫右军留下来镇守。

理由是山东情况令人堪忧，外有洋人耀武扬威，蠢蠢欲动，内有拳匪为祸，气焰嚣张，值此内忧外患之时，须派一员得力的大将坐镇在那里。

袁世凯在朝鲜十余年，既有军事手段，又有外交之才能，且新建陆军，威名远播，若其督抚山东，洋人必不会轻易寻衅事端，拳匪也不敢胡作非为。

慈禧太后并不惧惮义和团犯上作乱，想当年太平军、捻军是何等气势汹汹?结果都被她一一地剿灭了，这些草寇之徒，掀不起什么风浪，她真正感到威胁的是那些蓝眼睛卷红毛的番鬼佬，仗着坚船利炮，横冲直撞，肆意欺凌。在他们的蹂躏下，天朝的颜面已经荡然无存。

“袁世凯是一员虎将，有新建陆军镇守山东，洋人断然不敢觊觎。"光绪在旁也帮腔地道。

戊戌变法受到挫败，他已在自省与反思中成熟了许多，分析问题也比较透切。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光绪，并不像后来一些史书上说如何怨恨袁世凯，欲杀之为快。假如是这样，即使他杀不了袁世凯，也会暗使绊子，不会让袁世凯青云直上的。

恰恰相反，袁世凯为他守住了密诏的事，等同守住了他的皇位，怀着感恩心理，庚子国变后，慈禧太后再次支持他变法时，他干脆把被八国联军打垮的残散部队，划归袁世凯节制，这使袁世凯的实力得到扩大，爬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

“袁世凯练兵几年，是驴是马?也该拉出来遛遛了，既然你们都有此议，就让他去吧。"慈禧太后见光绪表了态，也乐意顺水做个人情，便同意了荣禄的保荐。

这时候的袁世凯，已是工部右侍郎兼练兵大员，实授二品官衔，调去山东署理巡抚，从二品，又调出京津之地，明显是一种体面的贬谪。

不过，这一去山东，也许是天意使然，教他躲避了一场战祸，保存了实力。

袁世凯的政敌们抓不到袁世凯的辫子，便把怒气撒在其兄袁世敦的头上，森罗殿围剿义和团失利，袁世敦枪杀平民一事遭到弹劾，山东巡抚毓贤看在袁世凯的面子上，意欲开脱，但袁世凯的政敌们岂肯罢休?指责袁世敦恃仗其弟权势，滥杀无辜，应严惩不迨。

军机处下文也是硬梆梆的，斥毓贤道：“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著蒋、袁一并革职。该抚谨请将袁世敦发交袁世凯军营历练，显系意存袒护，岂封疆大吏所宜出于此?毓贤著传旨申斥。”

毓贤受此一吓，不敢再申辩，只好革了袁世敦的职。

这个酷吏又是清官的封疆大臣，做事倒是不拖泥带水，临走前，杀害了拘押在牢的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等义和团首领。

回京后，毓贤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王公大臣力荐拳民可用，并获准面见慈禧太后，1900年被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

走马上任后，毓贤排斥洋人的思想尤为激烈，一方面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一方面对传教士称兵力不足，未能在各县对其保护，骗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一室之内。

于1900年7月9日，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将这46人尽数杀害，妇孺皆不免。

在这次屠杀中，有1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主教、修士和修女，4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包括11名儿童。

后来他又亲手杀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

据统计: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庚子国变后，山西省为此付出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计四百余万两白银，另外，清廷还停止山西人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若干年，以示惩罚。

更倒霉的是和议时，洋人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庚子事变的“罪魁祸首”，毓贤名列其中，先被褫夺公职，遣戍新疆，不久，论罪处死。

执行行刑的是湖北黄安人廷箫，在甘肃兰州，追上了毓贤，出于同情之心，想给毓贤一个全尸，要他饮毒自尽。毓贤倒是一个汉子，服药几天不死，就让他的仆人给他一刀，将脖子砍断，死了一个痛快。

毓贤的一生，正如刘鹗在《老残游记》里所说:“清官若自以为是，危害比贪官严重。”

1899年底，袁世凯入主山东，针对山东情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召开了首次军事会议，参加者有营务处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等人，步军有左翼长姜桂题及分统带冯国璋、营官段芝贵、曹锟、王怀庆、卢永祥等人;马军统带任永清、营官孟恩远、炮军统带段祺瑞、队官商德全、田中玉、张怀芝;工程兵统带王士珍;辎事队张勋;侦探局赵秉钧。

还有驻扎在山东的地方军队夏辛酉以及地方各级长官。

会议讨论了三天，制订了维稳与应变之方略:

一，扼要分扎，兵威震慑。鉴于拳会数量众多，分布面广，而军队兵力有限，审量地势，于要冲之处扼要分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外可杜窥伺之谋，内可绝流动之乱。小股部队日夜巡查、盘问、晓谕，则足令有心啸聚者难以开展活动，遽失活动空间，更使一般民众难萌相互串联聚众起事之心。

二，晓谕劝导，宥过斥散。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晓。谆谆苦口，劝导凡入拳教者，须痛改前非，即地解散团体，

未入拳教者，勿复附从。拳首及曾犯焚抢重案者，仍应通缉，其余案犯或参予者，若能悔过自新，一概从宽，免以追究。

三，正本清源，奖惩并举。义和团遍布于乡村，依托于民众，兵至即藏，兵去复聚，单靠有限的兵力四处查禁、抓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兵勇、乡绅、团练的力量来实行查

禁，辅以严格的奖惩措施，责成首事庄长，剀切劝导庄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违者严惩。

在广泛动员的同时，辅之以严格的奖惩制度，颁布了《缉匪功过章程》，对于在镇压义和团中出力的有功人员给予重奖，记功、赏功牌、赏银、保荐循良等。有违反以上律条或镇压无力的，革职、记过、训斥，甚至刑罚。

会议结束后，各级官员、将领按既剿“匪”计划奔赴各自的辖区开展工作。

考虑到冠县“神助义和团”比较活跃，活动范围广，袁世凯就派孟恩远率马营去那里驻扎，怕他鲁莽惹起祸端，便教徐世昌随当参谋。

因为他知道，在军中，这个“捡簪”将军跟别人尿不到一壶里去，唯对“智多星"徐世昌言听计从。

正是“无巧不成书”，袁世凯这一无意的安排，使孟恩远和吴紫烟得以相遇。

人依旧，情已非，这对曾经生死相爱的“鸳鸯"，因走上对立面，在齐鲁大地上，刀光剑影，斗得你死我活。

当一切已经陌生，当一切已经风清云淡，爱情就化成了悲伤、凄婉的故事……

本来，孟恩远想把部队驻扎在干集，因为这里是山东“插花地”二十四个村庄的中心，可以应付周边的突发事件。

徐世昌反复研究了这块“孤悬境外"之地的历史状况以及历年纠纷的案情，认为此地毗邻威县、清河县，成为三不管地带，为躲避官府缉捕，三个县的案犯都啸聚于此，致使这里民风凶悍，案情严峻。

由于义和团的活动线路都是呈三角线路迂回，与其被动防守，倒不如主动攻击，兵分两路，一路切入冠县和威县之间，断其流动;一路直奔梨园屯村驻扎，堵其源头。

孟恩远依了徐世昌的调遣，重新布署了兵力。这时的新建陆军在江北重组为武卫右军后，实力得到了扩充。

马军现有两营，每营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三哨、每哨四棚。每营合计军官6、正副头目48、兵84、号兵1、护勇6，马556匹。清一色的德式装备，单兵配军刀、奥国Ma

alicher8.5公厘马枪，子弹50发，军官每人另有军刀、佩带手枪。

马营开入梨园屯时，军容齐整，纪律严明。受惯了营勇、捕快欺压的百姓们见这支部队威风凛凛且秋亳不犯，虽说有一种亲切感，可一听说是镇压义和团而来的，还是敬而远之。

为了震慑义和团，马营先是举行了一场军事演习，然后分兵扼守。

果然，赵三多、阎书勤等人见新军马刀明晃，气如长虹，将士精神抖擞，马术娴熟，躲闪、劈杀、射击等，一招一式，夺人魂魄。不禁心悸胆寒，急召众头领商议，决定趁清军立足未稳，化整为零，退出山东辖区。

因阎书勤和起事的十八头领(号称“十八魁”)上了官府的通缉名单，所以也随大部队转移。剩下的小股团民由朱半仙等人领导，继续留在冠县暗里活动，监视清军及教民的动态。

徐世昌原以为这样的布署，会得到袁世凯的认可，不料遭到袁世凯的训斥:“菊人呵，你好糊涂，你捂住了袋口，这不是把义和团逼上绝路了吗?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我们这点兵力可消耗不起，再说荣相多次电告，对义和团宜抚不能剿。”

“那如何做才好?”徐世昌嗫嚅地问。袁世凯看着这个智囊，讳莫如深地说出了四个字:“围三阙一”。

徐世昌的脑子特好使，恍然大悟，回去把切入交界的部队撤回来，驻扎干集，再抽出一支精悍的小分队，地毯式地从里向外搜索、驱逐。

梨园屯八里开外就是沙柳寨村，隶属直隶威县，是“神助义和团”首领赵三多的老家。这一缺口不设防，山东义和团在袁世凯的清剿下，源源不断地沿着这条路线涌向直隶境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