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紫烟勇救阎书勤的事迹不胫而走，有的说她用障眼术，蒙住了官兵的眼睛;有的说她施法，挟着阎书勤腾云驾雾而去，等等。越传越邪乎，一时，方圆几十里的百姓敬若神明，呼之为“仙姑”或“娘娘”，她的威望比后来的“黄莲圣母"林黑儿还要高。

洪用周抓不到阎书勤，就指挥官兵将庙宇拆毁，以原地基交还教堂。同时传讯赵三多，饬令解散拳会，日后不得非法聚众闹事，否则严惩不迨。

面对官府的威逼利诱，赵三多、阎书勤并没有屈服，将梅花掌改为义和拳，继续和教会尖锋相对，绝不妥协。

1898年5月0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照会总署，就梨园屯教案提出四条：一、将犯罪之首18名，限日内全行拿获。或该犯逃走，须将家口扣留，产业入官。二、应赔偿教会银万两。三、东昌府知府洪用周撤任。四、济东道吉灿升撤任，调前济东道张上达接替。

清政府害怕“巨野教案”事件重演，加强了对当地反教事件的镇压，广布眼线，四处侦缉阎书勤等十八个肇事者的行踪，先后抓获阎书勤的长兄阎书堂和十八魁骨干阎士和（又称阎四妮）。不能坐以待毙，被逼上绝境下的赵三多、阎书勤等人，终于忍无可忍，决定揭竿而起。

1898年10月5日，以赵三多、阎书勤丶姚文起、朱九斌、刘化龙、项得胜为首的义和拳000余人在威县蒋家庄马场聚集，他们头包帕首，足穿长靴，手持长矛或火铳，高举着书有“兴清灭洋”4个大字的旗帜，祭旗誓师，从而拉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接着，起义队伍先后攻打本村及红桃园、小里固等村教堂，11月上旬，赵三多率部众在威县侯村、魏村一带迎战清军，拳民队伍严重受挫，赵三多怕造成更大损失，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图再举。

1899年5月17日，为了壮大反教会、灭洋人的力量，赵三多等人打着吴紫烟“娘娘”的旗号，将义和拳改名为“神助义和团”。

新任山东巡抚的毓贤，字佐臣，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捐监生，纳赀同知府派去山东，在曹州署理知府4年，对民众采用大批逮捕、滥用酷刑和大批屠杀的恐怖手段进行统治。

他惯用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令受刑者仰卧，用杠子砸肚子)等酷刑。最令人发指的是“站木笼”。他在衙门前置木笼1架，每架木笼壁布满铁钉，把人吊在木笼内，再在人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人在笼内不能动弹，稍有动弹，肉体就被刺得鲜血淋漓；当人踏到砖时，马上抽去一块，直至把人吊死为止，惨死在木笼内的人几乎天天都有。

毓贤因为血腥镇压拳民，有着“酷吏”之称，不过，他也是有名的清官，颇受上司的赞赏，在山东熬了二十多年，曾任山东按察史、布政史之职。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升任山东巡抚。

这时期在山东境内就有德、英、美、俄、法、比、荷、瑞、奥、匈十国1个教派、56名外籍神甫，先后建立大小教堂04座，教众8600余人，多数为“恶迹豪绅、赌徒、烟棍、犯律者”，并划分烟台、济南、兖州为东、南、北三大教区。

这些教徒随意出入各级衙门，勾结官府，包揽词讼，欺男霸女，鱼肉百姓。他们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的种种劣迹，终于激怒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继赵三多、阎书勤等人发起的“神助义和团”后，著名神拳首领朱红灯（朱逢明）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初秋，应平原拳首李长水之请，偕同心诚和尚（原名杨照顺，高唐人）、关东岭、朱启明（齐河人）王子龙、王青山（长清人）、孙治泰（恩县人）等7名拳首，率众三百余人，由茌平来到平原前杠子李庄，设场聚众数达千人，公开扬起“义和团”大旗，提出“扶清灭洋”为口号，颁布了“不贪财物，不欺妇女，尊老爱幼，和睦乡里，卖买公平，打教堂所获财物要归公”等团规。

这支正规的武装力量，涵盖了与教会势力对抗的神拳、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等组织，他们的主体成员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船工、纤夫，还有和尚、道士及少数的开明绅士、读书人、妇女。

“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等歌谣，唱出了山东人不甘受压迫，奋起抗争的心声，犹如惊涛滚滚，气势磅礴。

义和团成立后，先后打击了平原县恶名昭著的大户教首李金榜、董吉公、李玉珂、王福有、唐阶献等人，攻袭了庞庄、十二里庄两大教堂。

应西刘王庄教堂神甫付天德及教首的请求，平原知县蒋楷于八月十八日（9月日）率官兵百余人去前杠子村庄剿捕义和团，拘捕了6名拳民。官府偏袒洋教的做法，激起了义和团无比的愤怒，将官兵击退。

八月二十一日（9月5日）蒋楷又率官兵一百五十余人，二袭前杠子李庄，未进村，就被骑马率众的朱红灯、李长水“击鼓”为号，砍死两名官兵，混战中，蒋楷从被砸的轿子爬出，险些丧命，幸被捕快班头陈德和救出，狼狈地逃回县城。

吃了大亏，蒋楷恼羞成怒，于九月八日（10月1日）向省衙请兵。九月十日（10月15日）济南知卢昌诒、候补知府袁世敦奉省宪命率马、步官兵各一营驰抵平原。

袁世敦是袁保中的嫡出二子，长子袁世昌早夭，在项城袁氏家族中虽非长子却是“长门”。他生得和袁世凯有几分相似，但志大才疏，好大喜功且心胸狭獈。因文不成武不就，只好捐了个“盐大使”的虚衔。虽是虚衔，也是正“八品”，可以得到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想补实缺，须到吏部报到，也就是“投供”。当时袁世凯已经是朝廷大员，自然出力为这位“长门不长子”的哥哥“投供”，有了这层关系，袁世敦被吏部分发到淮北候补。

张汝梅和袁世凯关系很好，出任山东巡抚后，马上把他调到山东，秘密保奏他为候补知府，管代营务处兼巡河工。毓贤接替张汝梅之职后，对他的关系明显见疏了。

见官兵压境，当夜，朱红灯率众转移到“森罗殿”，卢指挥马、步官兵800余人由县城出发分三路向“森罗殿”进剿。这时，义和团已集众000余人，于中途截击官兵，袁世敦抽刀督战，奈何义和团人多势大，敌不过，伤亡六、七十人后，便败退至平原城外。其实，义和团也是损失惨重，一首领王子龙战死，为避免更大的伤亡，义和团主动撤出“森罗殿”，退回茌平。待官兵卷土重来时，义和团已不知所踪，气急败坏的袁世敦，为掩败迹，枉杀大芝坊村民裴锦才等4人，回城虚报战功。

不料，此事露馅，被人弹劾，毓贤一怒之下，上报朝廷，革掉了袁世敦和蒋楷的职。

平原事件，使毓贤深知义和团这蔓延而来的野火无法扑灭，也感到外国教会势力比义和团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因此，他对义和团的镇压就不像以前那样卖力了，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

他在处理平原事件奏报中说：“教堂收纳教民，鱼肉良儒，凌轹乡邻。睚眦之嫌，辄寻报复，又往往造谣倾陷，百姓遂多不服，而地方官办理洋务交涉，多以迁就了事，每接彼族指拿之信，大半逢迎教士，曲从其意。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团结民心为要图。”

在他的授意下，济南知府卢昌诒亲往平原县招抚义和拳，于是，山东各地义和拳、大刀会等拳民组织一律改称“民团”，并允许朱红灯所部义和拳的旗帜绣有“毓”字。自此，山东风起云涌，义旗猎猎。

正当山东义和团从非法组织转型为合法团体时，有人密报，朱红灯自称是明朝皇帝的后裔，暗中从事“反清复明"的政治活动，毓贤大为恐慌，暗里调来清军马金叙的军队前来镇压。

马金叙，字丽生，蒙城县移村乡马圩村人，自幼习武，刀马娴熟，16岁投刘铭传部镇压捻军，由棚目累迁总兵。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中，为四川提督宋庆先锋，统领毅军4营，扼守安东（今丹东）县境虎耳山。5日，日军来犯，鏖战多时，他负伤0余处，所部伤亡过半，终因无援而退。此后，相继在析木城、海城、摩天岭等地抗击日军，被称为虎将。他有四子，个个武艺高强，作战勇猛，后在庚子年掩护慈禧太后和光绪西逃中，擒获数名八国联军，为溃败的清军挽回了一点声誉。

且说山东诸路义和团被官府招抚后，龙蛇混杂，泥沙俱下，未免内部相互积怨成仇，内江的事儿时常发生，朱红灯一则看不惯这种场面，另则或多或少地听到官府欲围剿他的风声，便率一千多名拳民回茌平一带地方活动。

11月17日，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在博平华岩寺(又称花园寺)会师。

在华岩寺，朱红灯因内部事务与他的左哨发生了冲突，朱红灯身负重伤，只身来到茌平县五里庄躲避疗伤

清军统领马金叙带兵进入博平县，大肆搜捕义和团首领，经再三探查，得知了朱红灯的下落。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11月1日的夜晚，马金叙率清军扑向了朱红灯藏身养伤的五里庄，朱红灯转移未及而被捕。在查获的朱红灯与北方义和团来往信件中，发现有“明年四月初八攻打北京”的计划。

马金叙又以利诱的方式收买了本明和尚的外甥，通过他探听到心诚和尚已转移到高唐县后杨庄。于日夜晚，马金叙率军急赴后杨庄逮捕了心诚和尚，之后义和团的其他首领于清水、关东岭等也相继被捕。

朱红灯、心诚和尚被捕后，其部下在王立言的率领下继续坚持斗争，两次攻打了禹城的天主教总堂--韩庄教堂。

朱红灯的六弟朱灯红和张国宝则率领百余名团民活动于夏津一带。1月11日禹城义和团在十甲屯韩庄“闹教”被清军驱散，团民大怒，将禹城县内17处教堂全部砸毁。

义和团一系列疯狂的报复行动，使外国神甫及教民如弹弓之鸟，哀叹着自己末日即将来临。为此，外国公使纷纷向清廷抗议，甚至用武力恫吓。清廷迫于洋人的压力，谕旨饬令毓贤赴京，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督率正在山东军事演习的武卫右军，控制山东的局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