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经伦论㈣

②、在我们没有找到答案之前我们继续探索哲学的问题。我们知道哲学来源于自然科学，在哲学没有被定性之前，哲学与自然科学是混为一谈。东西方文化都是如此。

哲学既然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的学问，那么我们就先说说自然科学，学过自然的人都知道，西方自然学起源于古希腊，从泰勒斯的“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到阿那克西米尼的“气”，再到赫拉克利特“永恒的活火”，希腊人在水，气与火之间寻找辨证的方法。

之后又发展到亚里士多德的“土，水，火，空气”四种元素组成世界，世界因质料原因，形式原因，动力原因，目的原因，决定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西方自然科学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理论。但是西方人并没有停止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之后牛顿提出“自然力”的存在，把西方自然科学提升一个新的境界，之后黑格尔更是为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夯实了基础。

纵观整个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从直观思维到理性思维，到形式逻辑思维，再到黑格尔的实用逻辑辫证思维，整个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从天上回归到地上的一个过程，一步一步把神主世界剥离出自然科学的知识界面，把自然科学回归到实用逻辑辫证思维的认知界面。也为西方哲学思想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所以西方哲学在宽泛的科研气氛下经历二千年多的发展，如同一层一层建筑起来的一座雄伟灯塔，指引着西方思想向世界进发。

西方哲学发展从普罗提诺的一神论到黑格尔的三观论，已经基本上定格了西方哲学的基调。黑格尔的三观论即逻辑观（存在，本质，概念）。自然观（机械，物理，有机）。精神观主观，客观，绝对）。

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之后，跨越了二元论的框架，进入三观论的思想境界，为西方哲学迈进了一大步。

反观中国传统文化自孔子开始把自然科学中的“理”剥离出来，形成以儒家学说为的意识形态的一门学问，在古代叫理学。

中国的自然科学来自易经。中国的易经起始于沿黄河流域的中国人早期观察天地星云得到的自然认知，经过文明初启到孔子编纂六经，经历三千年左右的风雨打磨，最终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易。

周易的理论非常完整，完善，以至于自易经形成之后的二千多年里，中国的自然科学就不在发展，再也没有人形成新的突破性理论，虽然之后有张衡的浑天学说，但是浑天说也是建立在易经自然论之上的学说。

可以说自易经自然论形成之后，中国人再也没有突破易经自然论的框子，无论是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等等学科学，都是围绕易经自然论的基调论争，发展，延伸。

易经自形成之始就是一门非常完整的学门，分解很清晰，重点围绕，一宗论，二元沦，三元论，四象论，五行论，八卦论来解释世界形成的奥秘，论证人类形成的根源。

易经的形成为中国认识世界，为古代中国的人文学科奠定了基调，之后形成的哲学，政治，军事，医学，法学，民主等等，等等，可以用一切来概述，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易经文化。包括现代中国人的人文思想，政治结构，经济基础，民生建设等等。即便是现代中国人也没有脱离易经奠定的人文基调，虽然中国人嘴上不承认，但是人人内心的人文思想都没有脱离易经设定的人文基调。内心千万个不愿意，但是行动方法仍然是易经自然论的基调。

正是由于易经的完整性，以致于五千年的中国人也没绕出这个圈子。甚至于科学发展到可以星际旅行，中国人也没有绕出这个圈子。也没有跨越二元论的框框，仍然在阴阳论中辨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中国人敌我不分，情感混淆的原因也在这里。

易经自形成之初就是一门辨证的学问，因为易经的核心就是“易变，变易”学。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变化的世界，象变色龙一样随时在变化中存在与发展，变化是在事物发展的阴阳内部，已经开始既定变化的事实。所以中国人只在正反两面寻找事物发展的答案，要么成，要么败。要么吉，要么凶。要么生，要么死。

绕来绕去，绕东绕西，绕到今日也是没有绕出阴阳二元论的怪圈。原因是自易经形成之后的二千多年间古代中国的自然科学就没有向前发展，仍然停留在春秋战国时期，后期出现的几个自然学家只有汉代张衡提出了浑天论，之后乏人，再也没有一个有建树的自然学家了。宋朝出现的朱熹，明朝的王明阳都是站在易经理论之上发展起来的学问，只能算是理学家。

而西方哲学早在苏格拉底时期就跳出二元论的圈子，把哲学引导到三观论上，并在三观论上筑城建塔，建起一座座高楼大厦，为西方哲学的引擎添足了油。

回过头来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由于受中庸论，道德论的影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以致于中国哲学发展二千多年仍在原地打转。即便是中国现代哲学仍然处在阴阳论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虽然中国的政治思想启用的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但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并不是西方哲学的全部，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唯物主义哲学观，单一的用一种理论论证世界必有其片面性。

比如，你看到一个人站在你面前，你说这个人是唯物的，那他为什么会呼吸？他为什么有思想？今天机器人技术可以让机器具备人的思维，但机器仍是机器。汽车吸入空气燃烧汽车可以驰骋千里，但是机器还是机器。而人就是人。

世界上对于有生命体征的物种而言，动物本身即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

人类与动物都是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外，而具有第三世界观的物种。

所以单一的用唯物论论证世界并不是真实的自然科学，更不是事物发展的真理。因为，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自然界的确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用黑格尔的三观论即是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绝对世界。这个绝对世界就是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但存在，还是维系宇宙物种不灭的超质量子，这种力量可以穿透星空，以一种无法理解的速度往来于宇宙空间，生命因子以一种固定的基因程序，延续物种不灭定律。

所以说世界上即没有唯物辩证法也没有唯心独立论，唯物与唯心受制于第三种力量存在于宇宙空间，来往于与地球表面有同等自然条件的星球，起源物种起源，不灭物种序列。

因此，我们必须找到这个第三者，通过理论依据证实第三者的存在，把二元论升华到三观论上去，为中国哲学迈上新台阶找到理论依据。

③、对比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由于后继乏人，理论思想僵化，最终导致落后挨打的地步。

东西方由于哲学理念不同，在政治取向，经济取向，人文取向上也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东方国家由于受易经的影响较深，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大统一，大系统，大主张的世界观，在政治，经济，人文上仍然是外部设置明确，内部机制宏观的阴阳法。

东方人由于受易经的影响深远，在东方人的心中举一反三是常态化的思想表现。

中国的文化根基是建立在“易变，变易”思想之上的，所以中国人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反面，只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看问题，而不能升华到“存在的，精神的，客观的”三观论上去，原因是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就没有上升到三观领域，以致于中国传统哲学也无法上前迈进一步。

哲学思想是引导社会发展以及人文生活导向的学问，哲学理论不能升华，直接导致的就是政治航程不明，人文意识模糊。判决事物的方法自然就不正确。特别是沿黄河流域的人。

为什么沿黄河流域的人不愿意让你看到他的内心世界呢？

沿黄河流域的人不愿让你了解他的思想底层，原因就是这一区域的人受易经的影响深远，在他的世界观里，他不但看到了事物的本质，还看到事物发展的预期后果，而这些预期又是不稳定不确切的事物，所以在他的思想里有一种预示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个后果有可能会对他不利，因为不确切，不确定，所以他必定不会告诉你他心里想什么。如果你这时问他去哪里？明明你看着他朝南走，可他偏偏告诉你他要向北去。道理就在这里，就这么简单，原因就是在他的思想根系里含有过多“易变，变易”原理，这不是他的错，是文化根系的原因。这就是哲学思想对人类的影响。

中国人容易出叛徒，汉奸也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哲学思想有关，这也是哲学影响人类行为表现的具体体现。

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通过自然科学论证出三观论的出处，从自然科学出发证明自然世界存在拉普拉斯决定论。“我们应该把宇宙的现状看作它先前状态的结果以及它后续状态的原因。假定在某一时刻，有一种智慧能够把握自然界所有的力以及组成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的特定状态…这种智慧博大精深到足以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那么，它就能将宇宙间最庞大的物体到最微小的原子的运动全部都囊括于同样的公式之中，对于它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未来，一如过去，都呈现在它的眼前。”这也是中国易经的设想，只是易经是站在后面向前看的理论。在细则理论不扎实的情况下，又是站在前面预测后面结果的理论，这种思维必然没有确定性，所以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关系都是前面具体，后面宏观。前面具体到细节，而后宏观到模糊。

所以你看中国人作事情，在事情没有发展之前很有条理，很清晰，但是等到事情展开就没有次序了，很宽泛的处理问题，没有具体细节。领导对下属也是只给你定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具体细节问题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流程。怎么看着办呢？也就各显神通了。因为后面不确定，所以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着改着，走到最后改到最后，最后也没有改完，还得继续改，要不草草收场，留点遗憾就留点遗憾吧，这也符合一种缺陷美。

西方人把哲学定义在“爱与智慧”之间。爱是什么？爱是一种执着，一种偏好。当一个人的爱心被激发之时，人是最阳光的，心地是最善良的，人也是最美的。有爱的哲学只可以是清晰可见的思维，智慧是用已知的经验总结过去的教训的智慧，忒壬斯说：“真正的智慧不仅在于能明察眼前，而且还能预见未来来。”英国人说：“有一盏指路明灯，就是智慧之灯。”薄迦丘说：“人的智慧就是快乐的源泉。”既然智慧可以是指路明灯，又是快乐之源，为什么我们不用愉快地心情探索未知的世界呢？但是，你要知道，凡是涉及未知世界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西方人认为“对于自然界中同一类结果，必须尽可能归之于同一原因。”在事物发展的初期阶段就把同一类事物归于一起，用同一的计算方法来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边际性。观察事物发展的动向，剖析事物发展的规律，确定事物发展在任何时刻的运动状态。这就是西方人做事情的逻辑思维。

中国人恰恰相反，中国人做事情要么横冲直撞，要么就是从后面向前看，至于事物的中间发展因为没有研究结果，自然就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就要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在说吧。

由于西方人重视研究结果，所以西方人重视细则，在事物发展初期就已经制定详细的准则了。西方人做事不急于开始，而是重视早期调研，对行为准则要求苛刻。行为准则是行动标准，是道路上设定的红绿灯，当你经过时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具有约束力。规则是行业标准，是必须遵守的规则制度。

中国人不这样看，中国是最早提出道德来自于自然的人。中国的《道德经》指出，德是典型化后求完全的标准；枉法后求直正的标准；水洼地求满盈的标准；敝帚处求自新的标准；缺少时求得到的标准；多余了求分予的标准。

所以就道德标准而言，道德是道路上的坑洼之地，当你经过时，你看到了，你可以去填平，也可以绕道而行。因此说道德没有约束力，道德是自觉自愿的自我行为。

中国人重视道德情操的培养是因为在中国人的哲学范畴里，有儒家学说中的仁礼思想。西方人不知道什么是道德观念，但是在西方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固定的行为准则。

所以你会看到中国人走路常常不走斑马线，不看红绿灯，开车走备用线，插塞，钻空子等等。因为中国人心中的道德标准是自觉行为，我不自觉你又拿我怎么样？

而西方人的行为准则是从小受教育得来的。在西方人的心中，关注事情的初期现象远比关注事物的后期结果重要，比较直观地看问题。所以西方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有很多内容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行为准则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在西方的哲学思想里有一系列有关用智慧弥补缺陷，用爱心填平伤痕的知识结构。而行为准则正是人类通过智慧设定的标准，这个标准不受外界干扰，不受意识形态左右，人人都必须遵守。这个标准通过教育起到的效果最好，所以西方的哲学家绝大多都是教师。

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必须具备官僚身份，否则你的思想没人认同。

中国的教育也是从后果向前因看，因为你要学而优则仕，就要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嘛。在中国人心中追求荣华富贵的后期结果，才是每一个人从少年必须追求的目标，自然学不学规矩就不是重要的事情了。

中国人虽然重视道德情操的培养，但是对道德的标准却很模糊，没有界限。比如看见老人跌倒没人扶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要问，为什么人们看见老人跌倒不去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问题归属于什么范畴？

如果把看见老人跌倒没人去扶归于道德标准的范畴，那么道德是没有约束力的，持有道德标准并不等同于我看见老人跌倒就必须去扶，这个标准受我自身修养的影响，但不约束我的行为能力，道德标准并不能约束我行为与不行为。

如果把看见老人跌倒没人去扶归于规则法律的范畴，那么规则法规是有约束力的，但是你要知有约束力就意味着有责任与义务。可是当一个人履行责任与义务时是需要成本的。

也就是说规则产生于官僚政治，规则制度是由官方制定的。规则不是道德标准，规则制度有约束力，凡是有约束力的制度，建设起来就有成本支出。因为有措施就有约束，有约束就需要监督，有监督就必须监督到位。那么谁来监督每一个人看到老人跌倒就必须去扶呢？恐怕这个成本就太高了吧。

所以政治家在行使政治手段时，就要吸收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利用哲学原理来影响人心。怎样才能在成本最低的情况下让人人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大家都必须去遵守，就是当你看到老人跌倒后，你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扶起老人。

由于西方人重视事物发展的初期阶段，所以西方人把行为准则交给了教育，教育是成本最低的贯彻手段。只要在一个人的学校阶段灌输他有一项责任你必须去执行，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义务，等到有一天他看到一个老人跌倒，他会潜意识的上前扶起老人。因为在他的心里潜意识告诉他，扶起老人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义务。

这就是哲学引导政治的结果。也是经伦匡济，惠及人文的成果。

哲学思想出自何处？准确地讲哲学出自官僚政治。通俗地说就是智慧与爱心来自规则制度。就是说当你设想出一项聪明的思想理论时，你首先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标准以及规则意识。哲学思想不是随意定义的，哲学思想来源于规范有序，决不允许来自自由创新。因为自由思想泛滥的人不可能有爱心来规范法律，而有爱心的哲学不是来自于一二得二的二元倍增制思想，正如西方人认识的那样来自于一加一等于二的等量思想。哲学不能过多的存在二元倍增思想，因为倍增思想是利益驱动的源泉，而利益驱动又是腐败的动力。所以如果在哲学中充斥过多的倍增思想，必须引发个人私利主义的泛滥，而私利主义又是阴谋诡计的动力源泉。

智慧能让人更加成熟起来。

哲学是智慧加爱心的思维，哲学不能过分的强调驱利与阴谋思想，哲学学士应该具备更多的爱心，应该具备惠及他人的思想，而惠及正是来源于责任与义务，来源于官僚政治的责任意识。所以有法国人说中国没有哲学，原因就在这里。

反观中国传统哲学由于其理论根基是建立在“易变，变易”理论基础之上的，所以看问题往往只看事物发展的后果，倒序，倒过来看问题，用预期代替发展，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原本单一的现象复杂化，用联想代替事实，这样看待问题必然不利于决策，这样做事往往造成事物发展到最终反以失败告终。所以现实中凡是持儒家思想浓厚的人去打仗，多数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自认为是中庸思想的光大者，给自己起个“中正”的名字，可是就他指挥的战争惨败次数最多。

历史证明儒家是政治陷阱的谋划者，却不是军事行动的成功者，反而是军事行动的受益者。法家是军事行动的成功者，却不是政治陷阱的谋划者，反而是政治陷阱的受害者。

原因就是持有“易变，变易”思想的人常常从事物的反面看问题，客观的用未知的不确切的预期看待问题，正是由于预期是不确定，不确切的，因此往往造成客观意识放大实际依据。客观，片面，孤立地看问待题，以致于或延误战机，或判断错误导致战争失败。

生活中成功商人的世界观就比较简单明了，清晰明确。现实中成功的商人知识面并不一定需要达到政治家、思想家的高度。成功的商人多数都是实用主义的实践者。在成功商人的心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具有典型的验证主义思维。成功的商人往往不关注不确定，不确切的事物折射面，关注的往往是事物发展的初期阶段，用科学的方法寻找确定性，关注事情发展的每一个过程，所以成功商人往往只看事物存在的表象，不看事物内在的发展变化，往往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就决断事情发展的方向。只从事物的表层变化找依据，计算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细节，决定事物发展的进退，简单明确，不耽误时间，这样做事情反而容易成功。

因此，你常常会看到身边一些成功的商人，这些腰缠万贯的人学问并不高，并且一身匪气，恶霸气息，一看就让人反感。可是他就是土豪，你即便是满心的不服气，你也得眼看着他开豪车，入豪宅，玩豪ru，睡美人，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财是克印的，财富不喜欢过分的智慧。挣钱与打仗一样往往不需要过多的关注事物发展的后期结果，过多的关注事物发展的后期结果，往往会消耗掉主观意志，以致于判断错误，丧失战机。

那么如何让一个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有机的结合到一起呢？

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探索的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