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公道：“吴江县田赋，皆纳自桑梓，半属亲族友朋。虽出君恩，而偃然受之，世享父老之奉，得毋少侈？然此犹小焉者耳！诸兄言志之时，弟虽未在席，而窃有所闻，韩公《原道》之说，岂竟忘之？抑得君未专，而未敢以入告也！首公云，所行过于所言；弟窃以《春秋》之义，责备贤者，犹为行不掩言耳！敬亭之意，亦与弟同。谨以质之表兄，可乎？”

素臣道：“二位责言甚当！但其中尚有委曲，不得不为诸兄陈之：田赋之事，本应力辞；因皇上屡欲赐以王爵，食封数郡，故宁就此避彼。意欲以每岁所入，存之于官，荒年赈粜，及族亲嫁娶丧葬之用。则通父老之财于桑梓孤穷，既无嫌于侈，而不为矫廉以广君恩，似与夫子教原思之意相合。禀于家母，家母深以为当，方敢直受不辞。至昌黎《原道》之文，则不特得君既专，无不敢入告之隐。且首蒙皇上垂问，而弟反请缓行者也，何则？二氏之蟠结已深，必吾实有足以胜之之理，而后廓然清之，如振落叶。若但有其势，而强以行之，亦如古今之旋灭旋起，徒为其徒口实耳！夫欲愚民之舍彼趋此，必先使其知此之美，知彼之恶；即未深知彼之恶，而已深知此之美，乃下令如流水然。今时祸乱方平，元气未复，国无三年九年之蓄，民无三釜四釜之赀，颁白负戴于道途，兄弟阋墙于门内。如此，而遽欲夺其蟠结之心思，去其膏肓之锢疾，虽圣人有所不能，况不才如弟者乎？弟故先陈十事，以解倒悬之急；次陈十事，以开休养之端。有裨于国，有利于民者，恭承皇上德意，次第行之，以稍复其元气。专候家叔及敬兄到京，即分设大小两学，如首兄之志，课教贡士，及公卿大夫子弟，与凡民之俊秀。力行三年，拔其尤者，分发郡县司铎课士。力行三年，拔其优者，升入太学，减制科解额，使与太学经义治事之有成者，每岁选缺相等，复参与乡举里选之法。即不能待首兄十年之期，而六七年断不可少。其时则州县俱有贤师，而士知向学；孝义皆得举选，而民知兴行；凶荒俱有赈贷，而农不流离；一切害民之政去，利民之政行，而百姓渐致殷阜；衣帛食肉之休可觏，型仁讲让之俗可成。然后以尺一之诏，下之于民，去二氏而独尊圣经，以行王道。则民志已正，其邪之去，乃如距斯脱耳！现与刘健、陈选等，沙汰僧道已十数万，立定规条，即以佛法治僧，以老法治道。只许苦行焚修，不许荤酒肉食；衣必补衲，食必粗；乞食但许盏饭，布施不及金银；良田美产，鲜衣骏马，一切侈丽之物，俱查收入官。能守规者，仍留寺观；不能守者，勒令还俗。力行此法至六七年，则逃佛、老而归于四民者，不待扫除，而已可去十之七八。此渐衰胜之法，与一旦决而去之者，功效不同矣！愚见如此，是以宁缓毋急，不欲以势劫之。”

首公道：“王道无近功。素臣当国，除原汰法王、真人等首恶一千四百六十九人，次汰京外大寺观僧道次恶十一万一千余人；数日前又立此规条，皆为言志张本。梁公、敬亭或未深悉原委，故有此论。弟等亦岂肯阿私所好，而为面谀之人哉？”梁公、敬亭俱出席谢罪道：“某等识见浅薄，兼之才到京师，未识本意，故妄拟规谏。今乃知古大臣谋国远猷，正未可一二为流俗人道也！”

素臣亦出席致谢道：“所赖乎朋友者，正在劝善规过耳！友直友谅，所益最宏；若匿其本怀，而不加督责，人己俱失，非友道也。昔武侯云：‘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况弟之暗劣乎？诸兄切勿弃而不教，则幸甚矣！”梁公道：“弟本期表兄为禹、皋，不敢以淮阴、汾阳等薄待。今知昔日之言可践，乃千古之业，非一时一世之业也，何快如之！当饮一醉，以志喜！”何如道：“愚意亦如梁公。因初到京师，未悉时政，故不遽加督责，非匿其本怀也。今知吾侄大行有日，吾乃欲狂矣！卮酒安足辞！”无外大喜道：“二兄快论，弟首当仰承。那年素臣言志，曾饮十觥。今已见诸行事，且吴江即减去浮粮，尚有二十余万银米，每年桑梓贫粮，得此大惠，我们不该感谢？这回真要饮满百觥，不得再少！”首公道：“在座除吾兄外，何人能饮百觥？还照前各饮十觥罢。”无外道：“梁公刚发快论，首兄即首先败兴。”何如、心真道：“非是败兴，百觥实属太多，加一倍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