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一走出常春藤的密林便精神焕发。这时已近深夜。乔早就说过他是“夜间动物”，和猫头鹰蝙蝠属于同一类。“我白天是条虫，晚上是条龙！最近我看了些介绍共产国家内幕的书，才发现斯大林毛泽东和我的习惯一样，都是夜间工作的。所以，即使我通宵不回来你也别管，你睡你的觉。”刚住进乔的寓所乔就这样告诉你。

这时，乔走到自己的车旁边，却不打开车门，叫你转回身来再次欣赏这幢大房子。四盏地灯将柔和的白光从下至上投射到长满绿叶的红墙上。红墙像一个绿色的梦，又像一幅题名为《秋夜之思》的摄影作品。一扇扇深蓝色的窗户闭起眼睛，耽于幻想。在马路上看，整幢房子却不像供人居住的房子，而是一件摆设，一种风景。趟过平整的绿草坪，草坪立刻在你身后变成一滩水，一方池塘。从常春藤上流泻下来的灯光，荡漾在房前的池塘里。

在这样的房子里住的时间长了，一定变成一个人骨爱好者，一定会成为一个猫球保卫派，一定会变成一个认为自己任何超现实的想象都应该能实现的人。

但乔有他现实主义的看法，他说：“这样的房子连地皮，现在要值上百万美金，可是四八年你父亲买的时候没花几个钱，等于是白捡！”

你知道乔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吃晚饭时“太太”仍喋喋不休，但已从法老王后的故事转到二十世纪。虽然你一再说大陆在一九七九年以后确实起了很大变化，你有你自己的房子，有“组织上”给你配的汽车……既然你是个上杀场还对给你挂什么样的牌子都十分在意的人，今天你更不能丢面子，但“太太”远比你母亲精明而固执，她不仅一口咬住你父亲的骨头不撒嘴，还说，有一次她从回大陆观光过的朋友处借了几本《人民画报》来看，那上面有她故乡成都的照片，开始她还兴趣盎然，可是看着看着发现了街头植的树全都被“带刺的铁丝”圈着，心里马上就不舒服了。“你想，树犯了什么罪，都被带刺的铁丝丝围起子（四川方言）！何况人？还有，”她越说越气愤，“那上面还登了好多开会的照片，我看到所有的麦克风都包着红布布。这就是随时提醒人对着它讲话都要讲红色的话，讲革命的话！你还说你们现在讲话自由了，也许是在下面讲悄悄话自由了吧，嘴一对着包了红布布的麦克风，你能自由地讲话么？！”

对着“太太”的不可理喻你只好发笑。如果你跟她解释用铁丝网围着树是为了保护树，用红布包着麦克风是为了保护麦克风，她准会吓得晕厥过去：为什么大陆的树和麦克风需要这样保护？美国的树和麦克风就不需要这种保护？大陆的人现在变得好厉害哟，连无辜的树和麦克风都要去“打倒”！

“你写的什么小说哟！”“太太”不屑地说，“我一看到报上登的那段消息，马上叫人到‘中国城’的书店买了你写的两本书来看，结果，我看了几页就想打瞌睡，要不是你的书，我真没心思看下去。尽是什么饿肚子、割稻子、盖房子、怎么劳动改造……你写劳动神圣为什么还要批判你呢？我真想不通！”总之，大陆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人死了连骨头也消灭了，幼弱的树禁闭在铁丝网里，嘴对着麦克风必须高呼革命口号，写劳动神圣的书也会挨批判……

“你不要回去了！”“太太”说，“趁这个机会留下，以后慢慢把你太太和孩子办了来。回去干什么？回去好给他们批判？这么多年没把你整死都是好的！像你父亲，人整死了连骨头都找不着……”

这时你更加感觉到虽然你在“太太”面前已经坐了四个小时，但你在她眼睛里仍然只有十二岁。

我把小说写到这里再一次不知道应该如何写下去。这次不是徘徊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也不是如你所说的想把真实表现得更美更具有个性，而是想着怎样虚构得天衣无缝，使人人满意。中国读者对小说与电影中叙述的故事情节太认真，而把小说与电影当作艺术来看又太不认真。

我前面告诉过你的那部关于美国回来的富有的父亲与留在大陆的受难的儿子的电影放映后，许许多多观众大为不满甚至愤怒：这个儿子为什么不去美国接受遗产？！还有的观众为儿子出谋划策：他可以去拿了遗产再回国，用这笔外汇来“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嘛。同时（至少在两年的时间内），由这部电影生出的一个公式在社会上几乎深入人心：出国等于不爱国，不出国等于爱国，糟糕的是“组织上”似乎也这么认为。由此使我在谋求移居海外的同胞面前蒙受了不白之冤。（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