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中国，编故事必须编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如果牵扯到金钱，则一定要把来龙去脉以及尾数都交待得清清楚楚（马克·吐温就没写清楚汤姆·索耶所得到的那笔宝藏的详细情况，所以许多中国的大人并不爱看这本书）。即使错了最后一位数，读者也会推翻你精心编造的全部故事。这就是巴尔扎克的书在中国始终畅销不衰而卡夫卡和福克纳只能在文学小圈子里流行的原因。倘若你招架不住了最后终于坦白：“这本来就是我虚构的嘛，是假的嘛。”那你就触犯了众怒：“你这个骗子！让我们白白地陪着你喜怒哀乐了一番。”中国读者都喜爱描写真人真事的故事，并且习惯把每一个虚构的细节都要落到实处。这很可爱也很可怕。可怕的是如果你的书写得有稍许动人之处，读者便会千方百计地通过你的想象与虚构去找你个人的真实经历，搞得作者完全没有个人的隐私可言，甚至会造成离婚或造成离婚的困难。

同时，在这里我还遇到一个难题：我本来想写一出悲剧，但一写到“出国”和“遗产”马上就会冲淡悲剧气氛甚至变成一出喜剧。“出国”和“遗产”正是现在一些中国人所向往的（后者还是全世界的许多人的向往），不论书中主人公经历了多么凄惨的事，只要最后既出了国又获得遗产（只实现一项也行），便皆大欢喜。可是，我如果照这样写，本书便算彻底失败，并且也与事实不符。但倘若我如实道来，又会大大影响这本书的销路。“还是这老一套：出国等于不爱国，不出国等于爱国！“这作者犯贱，被人整得七死八活还死乞白赖呆在这个国家不走。”“这作者的想象力已经枯竭了连故事都重复了：那部电影是他的父亲，这部小说只换了个他父亲的情人而已。”等等等等。他们不理解（也有权不理解）紧跟着我的想象的就是想象的现象化，直到本书主人公的自杀。黑格尔早就说过历史上的事都会出现两次，在人的命运中何尝不是如此？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里都暗藏着作者未来命运的密码，玄妙的是作者并没有自觉地去那样安排。

所以，我没写完这本书就知道了这本书的命运。在“太太”眼里，这本书又是不值一读的：一会儿上床，一会上墓地，并且始终没有交待清楚她情人的骨头在哪里。同时，他写了他怎样劳动改造他母亲怎样劳动改造却仍然要受到批评，这又使她“想不通”。在一般读者眼里，只会看到zuo爱与死亡，还没有在被窝里焐热就掉进月亮的冰窟窿，很不过瘾。

“完了！”

我并不愿意写完这本书。

在写前一章的时候我总想起我被抓走以前的一个下午，我怎样坐在矮凳上握着我母亲的手。她的手纤弱而干热，像沙漠上的风。她不时地吐痰，吐暗绿色的痰，很浓很浓，吐在一个生了锈的铁罐头盒里。她躺在一张木板搭成的小床上，一条薄薄的褥子衬托得她的身躯更加单薄，仿佛只要有一阵风来便会连她带褥子一起刮跑。她觉得冷，虽然到了夏季，槐树花早已凋谢，但她仍和窗外摇曳的槐树枝的影子同时索索发抖。她似乎还以为她会活得很长很长，还以为她生活得很有趣，有很强的生命力，她的两眼灼灼放光，给我的感觉她的眼睛和手掌一样发烫。她躺在木板床上给我教爱情课和英国上流社会的礼节。爱情课令人神往，而英国上流社会的礼节却是被狄更斯等人讽刺得体无完肤的，但是我必须凑趣。这位民国初期高级外交官的女儿，教会学校的高材生，现在是一星期必须向“组织上”交一份“改造心得”的街头缝穷婆，在“一派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却向她儿子传授着出入欧洲宫廷的仪态，我渐渐地看出了她真的是躺在云端之上，她真的被风刮得飞了起来。

她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遍布西方国家——西欧、北美，有一位甚至在盛产那种什么花的国度，但她穷得即使是想去偷些吃的东西给她远在西北劳改队的儿子寄去，也没想方设法向他们伸手。她始终用微笑回忆他们，但并没有向她儿子提过在他们带走的财产中有多少是应该属于她的，他们是不是还欠着她的赌债，中间，她突然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