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史迪威的大惑不解是有道理的。多年之后，美国的史学家和传记文学作家谈到此事，都依然认为这是个谜。

杜聿明既是缅甸战场的亲历者，又是蒋介石最可信任的学生，他事后是这样解释的：“蒋介石当时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可是联合军统帅部并未赋予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指挥权，中英双方亦未就此点达成协议。可是，蒋本人企图以这个头衔来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的部队。他的做法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说他要取得指挥权，必先让英国指挥一些中国的部队，然后在重要关头由他自己亲自来指挥。”

杜聿明所见不无道理，但他依然没有说出蒋介石为何在此时此刻突然改变初衷，试图改变以美国的史迪威抗衡英国的亚历山大，从而间接取得缅甸作战指挥权的做法。

笔者认为，蒋介石的这一举措，和当年罗斯福总统认同韦唯尔为盟军司令有异曲同工之妙。诚如前文所述，绵延数千英里的盟军防线必失无疑，与其让美国人背着失败的历史罪责，还不如交给视权如命的丘吉尔背着对美国更为有利。当时，蒋介石通过和林蔚、杜聿明等前线将士的联系，知道同古会战必败，“收复仰光”是痴人说梦。随着同古会战的失败，盟军在下缅甸构筑的卑谬至同古防线也必然瓦解。接下来，盟军一定是节节败北，退到他早已预测到的“最危险的临界点”曼德勒。由谁来承担缅战失败的责任呢？他蒋介石决不承担！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参谋长史迪威来承担。正在这时，亚历山大来到重庆向他索要缅甸战场上的最高指挥权，他就顺水推舟，学着罗斯福总统的样儿拱手交给了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将军就像英国所有新老殖民主义者那样，永远地瞧不起东方的国家和人民。当史迪威面告他英国军队并没兑现保证运输车辆、供给的许诺，从而使中国军队不仅未能准时被运抵目的地，中国士兵还饿着肚子和日军打仗时，他不分青红皂白，当即破口大骂中国军队是“寄生虫”，“他们指望我来喂养他们”！

亚历山大将军的头脑里，想的全是自己的荣誉和大英帝国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并不希望中国远征军胜利实施“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果如斯，必将有力地印证英国军队无能，说明自韦唯尔到亚历山大都是常败将军，理应把缅甸战场上的最高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和蒋介石。同时，他还很自然地想到这样的问题：一旦中国远征军在史迪威的指挥下打败了日军，收复了失地，作为宗主国的大英帝国未来还有何脸面在缅甸行使主权？万一由此而失去了缅甸——无论其成为中国的附属国还是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这都是不符合大英帝国的最高利益的！假如“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以失败而告终，不仅可以保全他个人的荣誉和大英帝国的最高利益，同时还能假借中国远征军的失败消耗日军的实力。为此，他抓住史迪威求胜心切的弱点，极富煽动性地说道：

“请杜聿明等中国将领必须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以进攻的姿态固守同古。”

但是，同古会战态势完全逆转，已经到了不可能再固守的地步了！

日军自攻陷仰光之后，从未遇到真正的抵抗，因此，他们从仰光海途和泰国的陆路迅速向同古增兵，在空军和炮兵的配合下向同古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迫使戴安澜将军的第二○○师官兵不得不缩小自己的阵地。这说明原来发动同古会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第二○○师继续固守同古不但已没可能，且无必要。当时，负责同古会战指挥的杜聿明将军认为：“第二○○师已在同古连续战斗十二日，补给中断，加以日寇顽强坚守既得据点，我军攻击亦非一举可以夺取……在此形势下，我军既不能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同古之围，而旷日持久，仰光登陆之敌势必参加同古战斗，坐使第二○○师被敌歼灭。如此，则我远征军将被敌人各个击破，有全军覆没之虞。因此，我决心令第二○○师于二十九日晚突围，以保全我军战力，准备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与敌决战。”遂在临时指挥所叶达西呼叫史迪威，请求下令第二○○师自同古撤出战斗。

史迪威不顾战场上发生了变化，依然坚持他的进攻战略。就在杜聿明呼叫他之前，他的作战安排是：“中国人将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然后就取决于英国人是否照中国人的精神去做。”为此，他还亲笔写了这道命令：“明天或后天从前线向前推进，向同古全力进攻。”所以，他听到杜聿明请求退出同古战斗的要求之后，本能地认为，若同古弃守，他为之运筹的“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就化为泡影，并贻笑世人，他当即就和杜聿明在通话中大声争吵起来。下边这段对话，是黄济人先生写的，并得到了杜聿明的认同：

“史迪威将军，史迪威将军，第五军九十六师，战车炮兵等部队尚未集中，第六军何时靠拢更难预料。第二○○师已在同古连续作战十二日……有全军覆没之虞。”

“杜将军，你的意思是什么？请你明确告诉我。我怎么感到了你有撤退的意思呢？”

“是的，是撤退。不，是突围！史迪威将军，同古危在旦夕啊！”

“尊敬的杜将军，我相信同古所面临的严重局面，但是我不相信你会说出‘逃跑’这两个字……”

“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史迪威将军，现在没有时间辩论了，请你同意我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与日军决战吧！”

……

事后追论：史迪威的进攻战术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抉择，一定会令第二○○师全军覆没。因此，杜聿明临机处置，坚决抵制史迪威的命令是正确的。但就其指挥关系而言，杜聿明违令行事是错误的，而且还势必刺伤史迪威作为最高指挥者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当时，史迪威可能是正在火头上，也可能是他的倔强性格使然，当即命令王参谋开足汽车的马力，一口气跑了二百多公里，于傍晚赶到杜聿明的临时指挥所，严厉阻止杜聿明下令撤出同古，并要求杜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进攻命令。

杜聿明为什么敢于抵制史迪威的命令呢？容笔者补述几句：

杜聿明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弟子的长处之一，就是善于揣度校长的战略意图。当他受命亲率中国远征军入缅不久，就发现自己的头上有两个“婆婆”：一个是史迪威，一个是蒋介石。就军事常识而言，这种重床叠架的指挥系统，不仅影响前线指挥人员捕捉战机，而且还必然陷于战略决策中的两难困境。另外，杜聿明清楚：史迪威虽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但决定不了自己军旅生涯中的升迁；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既是自己的恩师，又是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氏一直主宰着自己的命运。换言之，蒋、史发生冲突时，杜聿明只能听蒋介石的话，决不能站在史迪威一边。因此，杜的既定方针是：唯蒋氏之命是从。

另外，杜聿明还有着其他同级将领所没有的聪明，那就是愿代蒋氏受过的同时，预先为自己修好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就在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于三月三日视察腊戍返回昆明的第二天——三月四日——召见杜聿明，面命他“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说对史迪威将军要绝对服从时，聪明的杜聿明为给自己预伏退路，有意请示：

“如果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符合校长的决策时，我应如何去办？”

“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蒋介石郑重地答道。

就这样，杜聿明轻易地摸到了蒋介石的真实想法。同时，他也等于拿到了对付史迪威的尚方宝剑。所以，当英国驻缅甸总督多尔曼·史密斯提问“一个职务怎能为两个人同时占有”时，杜聿明不加掩饰地说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噢，阁下，这位美国将军只是认为自己是统帅而已。其实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人留在战争中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要我们实权在手，他们是干不出多少傻事情来的。”

杜聿明在指挥同古保卫战十二天的全过程中，一面接受史迪威的命令，一面又及时地向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请示。待到三月二十九日，他把撤出同古战斗的方案电告蒋介石并得到批准之后，遂很有底气地和前线的“婆婆”史迪威据理而争了。

史迪威虽然感到了指挥系统方面的某些奥妙，但他依然相信蒋介石对自己的授权。再者，他于盛怒之下，为了维护自己手中的军权，那特有的刚愎自用的个性又突现出来，他坚决反对杜聿明撤兵，“仍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甚烈，竟至闹翻”。最后，史迪威竟以“服从命令”之语威胁杜聿明，同时还派出他自美国带来的参谋长监督杜聿明实施他的攻击命令。

杜聿明有蒋介石做靠山，自然是不会理睬史迪威。至于史委派参谋长监督实施所谓的进攻命令，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继续坚持撤出同古的决定。

杜聿明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指挥员，深知撤退和突围是战争中最难的举措，古今中外有很多著名的军事家不是败于进攻的疆场，而是全军覆没在突围或撤退的路上。他能否避免拿破仑自莫斯科撤退之厄运，安全地把三面受敌的第二○○师自同古撤出呢？这的确是一份十分难交的考卷。他历经深思熟虑，决定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事后杜聿明追述道：

撤退时，同古城内部队接到戴师长命令，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挥。撤退前，对敌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敌人。到三十日拂晓，我大队已经安全渡过色当河（即锡当江），而敌人仍围住这个空城，步炮空联合向城内大举进攻，弹如雨下。我最后牵制敌人的小部队也就在这个时候安全渡河。敌军继续前进，才发现同古是一座空城。我第二○○师却连伤兵都未丢失，全师归队。

具体负责实施同古撤退计划的郑庭笈团长也作了如下的证述：

“我接到命令后，用电话……商讨撤退事宜，决定以团为单位，派各团少校团附指挥伤病兵和炊事班，利用色当河大桥到河东岸沿河大道，向叶达西集中。伤病兵过河后由师卫生队收容送后方医治。第一线步兵营，以营为单位派出狙击组向各营阵地前敌人实行夜袭，掩护各团撤退……”各营狙击组拂晓前离开阵地，向河东岸归还建制。布置完毕后，部队依照计划开始行动。夜间四时左右，全师已安全撤出同古城，在大部队行动时，前线的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动全城，敌人始终没有发觉我军行动。拂晓前，各营狙击组也撤出了同古城。

“三十日拂晓，敌人炮兵向同古大桥和东岸不断炮击，到十时左右还能听到稀微的枪炮声。我渡河后率领第五九八团为后卫，掩护全师向叶达西前进。上午十时，由缅甸人带路，在河东一间草棚里会着戴安澜师长，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高兴得和久别重逢一样。”与此同时，扼守西线的缅甸军早已撤退。“他们本应守住彬文那一线的亚兰谬，但是这些部队一触即溃。该军一退就是八十英里，一直撤到油田附近的马圭才停下来。这时，甚至英军也有人开小差了，他们抱着从中国逃出去的模糊希望向曼德勒方向逃窜。中英双方突然互相激烈地指责起来，每一方都说另一方暴露了自己的侧翼。”

自从卑谬——同古一线盟军撤退后，梅苗司令部的气氛恶化了。“史迪威的美国参谋人员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作战，而且美国到目前为止的军事表现也不那么光彩，但他们仍然为中英两国军队感到丢脸。”他们公开表示：“亚洲局势已无可挽回，除非全部用美国军队作战。”英国人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公然嘲笑“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是“史迪威发动的伟大的中国攻势”。更有甚者指责说：“随着英帝国的版图在他们的手中一块块地破碎……以致现在甚至弄得他们连印度也难保。”

史迪威陷入了困境，他悲愤地认为自己是在指挥一支不服从命令的部队作战，并四处发泄自己的愤懑：“我不能枪毙他们，也不能扔下他们，对他们讲道理也不起丝毫作用。”他面对困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任事态自由发展，不予干涉”；要么“干脆辞职”，或者“离开这里，要求派出我们自己的部队”。他几经痛苦思索，遂毅然作出决定：

“北上重庆，找蒋介石摊牌，坚决辞职。”

在西方国家，四月一日是愚人节。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有意和史迪威开国际玩笑？他恰恰是在四月一日到达重庆的。他作为军人是从不迷信的，但作为走背运的将军却又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我是愚人节的傻瓜吗？”他此次重庆之行的目的是和蒋介石摊牌，可是他的手中又有什么牌能当面和蒋介石摊呢？为此，他写下了这段日记：

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同古打退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插手。如果他允许我在彬马那（即平满纳）集结力量，那我们早就作好进攻的部署了。当我命令第二十二师投入时，如果他不加以阻止，我们便有足够的力量切断刚刚到达同古的日本人。如果不是他在我背后对杜和林蔚进行指挥，他们本来有可能服从我的命令。他无法做到不来插手……他诅咒英国人的溃败，但他自己也在未通知他们的情况下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对保卫曼德勒如痴如迷，但却没有看到要保住它就得在同古击退日本人。……他告诉我管好自己的部队，不要同英国人打交道，然后又说亚历山大可以指挥。当我告诉他我需要一百五十辆卡车时，他只让俞飞鹏给我送来五十辆。

他不停地插手干预，不断地写信，其效果就是使我本来就很小的权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军队，没有警卫，没有枪毙任何人的权力。军级和师级指挥官最感兴趣的，是去做他们认为他要他们去做的事。他们为什么要服从我呢？

蒋介石作为一名谋略高手，在英国人不合作的前提下，命令放弃同古会战，免使第二○○师全军覆没，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笨蛋军事家会为“仇人”或为保卫“仇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军队。同时，蒋介石也清楚如此而为必然获罪于他的参谋长史迪威。因为他擅自同意放弃同古不仅令史迪威处境难堪，而且也等于给史迪威的脸上抹了黑。就这层意义上说，史迪威来重庆大闹是在蒋氏意料中的事，他毫不感到惊奇。

蒋介石和史迪威晤谈不过数次，前后刚好四个星期，但他已经熟知史迪威是位异常自负的将军。根据他的用将之道，只要“以柔克刚”，并运乎之妙，就能制服这位桀骜不驯的美国中将。同时，多年政坛沉浮的生涯，把蒋介石磨得已经不是那种受情绪所左右的主宰者，他清醒地知道美国不仅是中国抗战的政治和经济的后盾，而且也是在缅甸战场上平衡大英帝国的重要砝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通过史迪威来体现的。他为了加强“柔”的分量，这次会晤史迪威的既定方针，就是要耐着性子听这位美国将军放大炮。另外，他为了成功地克史迪威之“刚”，有意邀宋美龄参加，请精通英语的夫人以高超的外交手腕打圆场。

史迪威绝没有政治家的城府。用中国话说，他是典型的“直性子”、“炮筒子”，他的言行有时是不计后果的。这次蒋、史会见十分坦诚，史迪威后来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投下的那些炸弹发出了巨大的声响。简单地说，军级和师级指挥官不服从命令，我没有足够的权威强迫他们服从。商震感到震惊，蒋介石和夫人忧心忡忡。”会谈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我必须被解职。请委员长不要忘了，我来华还有另外一项任命：帮助中国训练三十个师的军队。”

对于某些政治家而言，当面说谎话是决不脸红的。蒋介石不仅清楚同古会战的全过程，而且撤出同古也是他亲自批准的。可他现在却装出一副茫然不知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听史迪威放大炮。最后，他避开史迪威辞职的话题，神态严肃地说了这段话：

“他们为什么不服从？我要调查，如果师级指挥官不服从命令，我就枪毙他！”

看！这就是蒋介石的高明处——虽不能把死的说成活的，却也能把假的说成真的。他为了表示自己的真诚——完全是为了说给史迪威听的，又进而严肃地问道：

“杜将军下令撤退了吗？我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服从命令，我们可以把它纠正过来。”

史迪威绝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更不懂得谋略和政治的关系。他听了蒋介石的这番话语，不但没有看穿蒋氏这番表演的用心，反而把蒋的问话当做他继续放炮的契机，旋即又说了如下这些记录在案却近似是鸡毛蒜皮的一大篇废话：

怎样逃避服从命令呢？第五军指挥官杜将军是用下面的方法：“我们怎么能进攻呢？他们有一○五火炮，而我们只有七五火炮”，或“他们有四十九辆坦克车”，或“第九十六师不能及时赶到这里”……或“这些是刚成立的部队，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机会去习惯它”，或“缅甸人正在我们的后方制造麻烦”，或“火车总是出轨”，或“东枝（即棠吉）线中断，需要修理三天”，等等，等等。

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故作生气状，煞有介事地大发脾气：

“岂有此理！我一定要查办、严办！”

史迪威一听要查办、严办，似乎对蒋介石的怨气就消了一半，当即说了这段话：

“杜觉得他能如此粗暴无礼地对待我这一事实表明，他从最高指挥机构得到了暗示……但是，为他们所有的人说句公道话：让他们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地区把两个军交给一名该死的外国人，而他们对此人又所知甚少，不可能过于信任，这未免期望过高了。”

蒋介石一听史迪威的口气，知道自己“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以柔克刚”的策略发生了效用，遂又进一步假戏真做地说道：

“他们服从你的命令，这是起码的军事要求，即使你原谅他们，我也决不姑息、迁就，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史迪威虽然不是一位好的政治家，但他来重庆追求最高目标——军事指挥权，却是和政治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通过这番强大的进攻，自己“以退为进”的策略收到了成效。他为了迫使蒋介石把军权授予他，遂又按照既定的策略说了后来并记在日记上的这段索取军权的话：

我要求他好好考虑一下，我还提议再派一个军去缅甸，归我指挥。我要求他对此也加以考虑。我说，也许无论如何，我现在不会被接受，因为中国人已接受了英国人的领导，一个第三国国民的存在已不再有必要了。但是，我告诉他，我不能让美国空军去支持我对其指挥官缺乏信任的军队。

在这次会晤中，宋美龄也起到了缓和气氛的作用，遗憾的是史料中并没保存下来相关记录，只有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了如下这段话：

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持有西方的观点……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对于她的过去满不在乎。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于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魅力。她知道该怎么做。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主要是好的影响。有几次帮了大忙。

史迪威自以为大获全胜，从而得意洋洋地告辞离去。然而真正的胜利者蒋介石却笑容满面，却又不无鄙夷地摇了摇头。旋即，他又以考试的口吻问道：

“夫人，你觉得史迪威将军此行是旨在辞职，还是意在索权呢？”

“当然是为了索权。”

每到此时，宋美龄就认为到了她纵论天下大事进而折服蒋介石的时候了。她不屑于就事论事地去谈史迪威以辞职为借口，进而索取军权的小伎俩，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全局来分析史迪威的去留，从而使蒋介石心悦诚服地相信：主动给史迪威台阶下，冠冕堂皇地把史迪威送回缅甸战场是全局的需要。最后，她微笑着说道：

“你的任务是为史迪威重返缅甸战场调飞机，我的任务是让史迪威尽快登上飞机的舷梯。”

宋美龄说的“飞机舷梯”是什么呢？是指新闻媒介这些舆论工具。

宋美龄准确地判断了史迪威此时此刻的矛盾心理：辞职吗？就必然要承担同古会战失败的责任，这是任何一位将军都不愿背负的奇耻大辱；不辞职吗？在这种无兵无权的位置上就要承受更大的缅战失败的压力。怎么办？最佳选择是当面向蒋介石索取军权，以缅战更大的胜利雪耻同古会战的失败。而这也是主导史迪威使华的军事信念。为此，宋美龄通过董显光调集数十名御用新闻记者，突然包围了史迪威的住处，强烈要求史迪威说明同古会战失败的原因和责任。

与此同时，史迪威注意到，报纸上大吹大擂，说他一星期内就能打进仰光：“如果日本人把我赶出缅甸，那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傻瓜啊。”这时，美国公众从报上看到的都是诸如“中国机械化部队痛击日军装甲部队”这一类的标题。简而言之，从中国到美国都人为地把史迪威捧上了战神的宝座，使之想跳下来都不可能。

宋美龄的这一招的确灵验，搞得史迪威无所措手足，于惊恐之中或曰从爱惜自己的尊严出发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于当晚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十分矛盾的话语：

最糟糕的事情在新闻界发生了。在我还未得到一个机会站稳脚跟时，一大堆风言风语已传了出来，要想洗清冤屈，我就必须在一周内到达仰光……我希望指挥权的事能迅速得到解决，这样我就能重返前线，大干一场。

蒋介石为史迪威重返前线“调飞机”的任务也干得十分漂亮，为了照顾史迪威的面子，转移同古会战失败的责任，他许诺免去廖耀湘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的职务，同时“林蔚将被解职，林显然对付不了杜（聿明）”。但是，杜聿明是蒋介石在前线的“影子”，应继续充任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留在缅甸作战。考虑到杜曾和史迪威发生过正面对抗，不宜再担任中国远征军代司令的职务，那么由谁代替杜聿明在缅甸前线负总责呢？蒋介石陷入了选将的沉思中。

“军委会已经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现在就请他出山吧？”宋美龄提醒道。

“卫立煌是当今的魏延，有反骨，不能用。”

“有根据吗？”

蒋介石冷峻地点了点头。

卫立煌是蒋介石手下能征惯战的五员虎将之一，但由于他在抗战爆发后力主联共抗日，并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有很深的私谊，遂受到蒋介石的冷遇，被贬到远离抗日前线的西北行营坐冷板凳。就在他准备就任中国远征军司令而待命重庆期间，原中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被戴笠收买，和盘托出了卫立煌与八路军的关系。蒋介石得知之后非常恼怒，决计改变原来的任命。而卫立煌也只好远离陪都重庆，回成都奉养老母以排遣过日。

最后，蒋介石选定了罗卓英取代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

罗卓英，字尤青，别号慈威，一**六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乡渔洋坪村。早年喜欢舞文弄墨，后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军炮科。在军校期间与陈诚结为莫逆之交，后成为陈诚派系的骨干和智囊人物。他先后参加东征、北伐、中原大战、“剿共”等战役，迨至抗战前夕，他已升任广州行营办公厅厅长兼参谋长、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等职。抗日军兴，他先后参加上海、南京保卫战，旋即转战江南数省，数度和日酋交手。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率部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粉碎了敌军的侵略计划。时下，由罗卓英取代卫立煌不仅使蒋放心，而且也会被史迪威所认同，军委会遂于四月二日任命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

蒋介石和宋美龄略施小计，不但打消了史迪威的辞职念头，而且还打动了这位美国将军的情感，当他获悉上述决定之后，他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话：

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我希望它将扫清阴云。大元帅将亲临现场，明确地告诉那些部下我是老板。

当你想到他们的历史以及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历时，蒋介石的这一姿态确实是宽宏大量的……夫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答应尽她所能给予帮助，这真是再好没有了。

蒋介石虽然不是政坛上的表演大师，但他有时却能演得惟妙惟肖。他为了使史迪威相信自己的真诚，在第二次会晤结束的时候紧紧握住史的手，说道：

“为了给我的参谋长一壮行色，我和夫人随将军重返缅甸前线！”

……十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再去前线，与其说是为史迪威一壮行色，倒不如说是采用中国帮会传统的手法，由他出面为所谓失败者东山再起“拉场子”，为史迪威重新指挥中国远征军当场赋予军权。史料记载：

四月七日，召集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讨论军情。在就席前，蒋宣称：史迪威为予之参谋长，故以下五点，各员必须注意遵守。

一、史迪威负指挥国军在缅作战之责；

二、罗长官卓英应受史迪威将军之指挥，第五军、第六军两军军长以及其他在缅中国军官，则皆应受罗长官之指挥；

三、予授全权与史迪威将军作一切最后决定；

四、史迪威将军有赏罚之全权；

五、对英一切问题由史迪威将军接洽。

熟悉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一看便知，蒋介石此举的真实目的是：借此在部属面前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老头子”地位，而重新赴任的史迪威将军也随之真的成了他这位“老头子”的部属了。遗憾的是，史迪威这位一流的军事指挥家、末流的政治家既不完全谙熟这近似帮会行为举措的真实目的，也不能预卜到他未来指挥就更不会有绝对权威性。相反，他对蒋介石却感恩戴德地写下了这段自作多情的日记：

他们被明确告知，我是老板——他们应无条件地服从命令——由我同英国人打交道，我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天哪，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特征。

蒋介石在安抚了史迪威将军之后，准备实施他飞赴缅甸前线的第二个目的：和驻缅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摊牌，迫使亚历山大将军交出缅甸前线盟军的最高指挥权。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视权如命的英国人不愿把缅甸变成中国的附属国，使得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不能染指盟军在缅甸的军权。同古会战失败了，盟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责难推诿。同时，亚洲人民与在缅盟军官兵都再次看清了大英帝国的虚弱、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无能。

再者，就在史迪威飞赴重庆的七天中，英军“士无斗志，一经与敌接触即行溃退”，“四月一日突破英军阵地普罗美，五日占察叶特模、乔克巴当，六日放弃亚兰谬”，以后逐日撤退不停。有准确消息说：亚历山大把全部溃败的英军集结在靠近印度的西路，并主动请求中国军队接防，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实力，把所余英军安全撤到印度。这表明丘吉尔已经决心变死守缅甸为弃缅保印，进行战略转移。换言之，未来的缅甸战场必然是从属于中国战区的。但是，蒋介石作为战区最高统帅，如何逼亚历山大将军——实际上是逼英国首相丘吉尔交权呢？他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采用“捧得高，摔得重”的策略，让高傲的英国人双手把缅甸战场的军事大权交出来。

四月六日晚七时，蒋介石按此既定方针和亚历山大举行会谈。不知所以然的史迪威事后写道：“蒋介石竭力恭维。”但是出乎史迪威所料的是，蒋介石的“恭维”却换来亚历山大让权，决不指挥中国远征军。“亚历山大阐述了他自己的理由”之后，竟然主动提出：“和睦地分手。”

何为“和睦地分手”？把话说白了，亚历山大这位盟军司令体面地自我解除刚刚争来的军事指挥权。对此，蒋介石依然高姿态地说：“中英联军统由亚历山大将军指挥。”同时，他又顺坡下驴地说：“同史迪威将军商量，他全权指挥中国军队。”接着，蒋介石反客为主，竟然以上对下的口吻要求亚历山大将军：坚决固守英军的阵地。对此，亚历山大将军只好当面允诺——尽管他私下已经做好了退守印度的准备。这样一来，蒋介石实际上变成了真正的驻缅三军统帅，对有名无实的亚历山大将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就这样，蒋介石不露声色地完成了飞赴缅甸的第二大任务。

蒋介石深信传统的带兵格言——“打架要靠亲兄弟，征战还需父子兵”的内涵，这也就是他主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并以此为基业发展他的“八千子弟兵”的目的。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核心均出自黄埔，其中像杜聿明、戴安澜等人又是黄埔嫡系中他的亲信，他有责任看望并安抚这些弟子，使之为他尽忠卖命。这也就是他此行的最重要的第三项使命。

为此，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史迪威、罗卓英会见了指挥同古会战的杜聿明、戴安澜以及其他入缅作战部队的军官。首先，他指出：“同古战斗，第二○○师是完成了任务的，战术战斗都比较成功。我远征军既不能适时适地集中主力与敌决战，那么予敌以一定打击之后放弃同古，保持战力，选择另一有利时机，再集中主力与敌决战，� ��是合乎战略、战术原则的。”谈到中国远征军在同古会战中的表现，他颇为激动地说：

“同古会战向全世界表明：我军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本皇军的武士道精神！”

与会的中国将官下意识地猝然起立，以最热烈的掌声回报蒋介石给予的高度评价。

史迪威却被这意外的情景惊呆了！他忽而看看蒋介石那傲岸而严肃的所谓统帅风范，忽而瞧瞧与会的中国将官那受宠若惊的表情，终于从这热烈的掌声中渐渐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蒋介石是中国远征军真正的军事权威，而自己什么也不是。因此，他那尴尬的表情中带有几分愤怒，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蒋介石或许是完全猜透了史迪威的内心活动，随即又大声补充道：

“这是和史迪威将军的指挥分不开的，今后，为了远征缅甸的最终胜利，你们要无条件地服从史迪威将军的指挥！”

史迪威内心中的不悦遂又被欣喜所取代，他庄严地站起身来，朝着带头向他鼓掌祝贺的蒋介石行军礼，旋即又学着中国人的样儿拱抱双手，满面生辉地向鼓掌的中国将军们表示感谢。

在这次接见中，蒋介石注意到了杜聿明那不悦的表情，行前又单独召见了这位永可信赖的弟子，算是一种补偿。会见期间，杜聿明报告说：撤出同古之后，“当晚令新编第二十二师以一营在叶达西占领前进阵地。掩护主力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逐次抵抗阵地，三十一日下达正式命令。这一战斗的目的是掩护主力集中，准备平满纳会战。其所以称为逐次抵抗战斗，是根据当前地形，敌我战术特点，缅甸交通运输腐化，主力集中无法预计，以及同古被围的教训等等，确定我军掩护部队不必固守一地，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在诱敌深入我阵地内，尚未立足时，埋藏的地雷炸弹一齐爆炸，两侧埋伏狙击兵配合我正面部队，一举反击消灭敌人。……其间激烈战斗亦达十二日之多，使敌人伤亡惨重，寸步难行。我军则达到以少胜众、以劣制优的目的”。最后，杜聿明颇有情绪地说道：

“史迪威将军不顾战场态势的变化，一味强调进攻，是错误的，以此谴责第二十二师也是不公允的！至于该师师长……”

“我全都清楚，不必再说了。”接着，蒋介石把话题一转，“你对举行平满纳会战有何想法？”

平满纳位于同古以北的地方，我远征军第二○○师自同古突围之后，即退守平满纳一带。另外，我第九十六师奉命据险扼守平满纳以北。史迪威等人分析，日军陷同古之后，必然乘胜挥师北指，遂决定第五军主力在平满纳预设伏击圈，由掩护第二○○师撤退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在第一线逐次阻击日军北犯，并将其吸引到第九十六师阵地前，乘敌攻势顿挫之机，举第五军全力反攻。这就是史迪威为挽回同古会战的败局，亲自主持制订的所谓平满纳会战。

但是，在平满纳会战提出之前——史迪威在重庆期间，杜聿明根据战势的发展，提出并报请蒋介石批准了平马道会战方案。他的计划是：“以第九十六师在平马道东西之线构筑坚固阵地，拒止并消灭敌人；以第二○○师、新编第二十二师置于东敦枝、萨斯瓦之线，同英军保持联系，待机出击；以第六十六军（四月上旬可在曼德勒集中完毕）置于央米丁、乔克巴当之线，乘敌在第九十六师阵地前攻势顿挫时，全线反攻，将敌包围于平马道至平满纳间歼灭之。”实事求是地说，史、杜两人的计划指导思想基本相同，只是决战地域和使用兵力略有不同，目标则完全一致，都是迅速歼灭敌军，扭转战局。所以，杜聿明稍加思索，十分大度地说：

“校长批准哪一个方案，学生都会竭尽全力实施之。但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你是否担心参加会战的西翼英军不积极配合？”

“是的！如果英军在会战期间突然从西线溃退，敌人就会自西线跟进，包抄我参加会战的主力部队。”

蒋介石沉默片时，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还担心我军据守的会战东线被敌军攻破，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局面……”杜聿明突然终止自己的话题，用眼扫了一下蒋介石那严肃而又沉郁的表情，复又说道，“那不仅会导致平满纳会战的失败，而且连我远征军回国的退路都被切断了。”

蒋介石沉默了相当长的时间，他蓦地站起身来，走到沙盘前，望着沙盘上所标示出的战争态势陷入了凝思……

同古突围之后，盟军在缅甸的部署是：右翼西线毗邻印度，全部由英军以及英缅军和英印军防守；东线是通往中国云南西部边陲重镇畹町、芒市的必经之路，由中国远征军第六军驻守；中线，也就是同古至曼德勒、密支那一线，是阻止日军北侵的正面战场，由杜聿明的第五军节制。为增强中线正面战场我军会战的实力，急调张轸统帅的第六十六军挥师入缅，急驰曼德勒以南支援会战的部队。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非常清楚：右翼西线的英军溃败后，他们可以安全地退往印度；一旦我左翼东线被敌人突破之后，我入缅抗战的三个军就失掉了回归祖国的退路。因此，他非常严肃地问道：

“我军坚守的左翼东线有什么问题吗？”

杜聿明没有正面回答蒋介石的问话，只是策略地指出：由于同古会战未成，放弃控制毛奇公路的要镇，既不能达到收复仰光的目的，反使敌人从毛奇公路向我军大后方腊戍长驱直入。接着，他又严肃地点出：在正面战场同古会战期间，东线毛奇公路方面仅有敌人一个联队策应。时下，同古业已失守，实际上等于打开了通往中国云南的大门。最后，他显得十分沉重地说道：

“我最担心的是敌人向左翼东线增兵，这不仅会动摇我正面战场即将开始的平满纳会战，更重要的是断掉了我军归国的通道。”

蒋介石再次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经知道并有了解决的办法。

是日夜，蒋介石召见同古突围的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与他同住一夜，予以慰勉”。算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奖赏。

翌日——四月八日，蒋介石在了解并分析了诸方情况之后，感到就要打响的平满纳会战不容乐观，遂约杜聿明、戴安澜等人陪他同车北上，巡视缅甸军事重镇曼德勒。他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间汤彭山脉一带，山峦重叠，十分险要，遂对杜聿明等人说了如下这段话：

“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败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握住这个山口与敌作持久战。”

杜聿明听后颇以为然。但是，当蒋介石再次向杜聿明正式明确指挥关系的时候，杜可能考虑到未来还会和史迪威发生歧见，遂也再次郑重地复述他和史迪威在同古突围时的争吵，并满腹怨气地说了这段话：

“如按照史迪威的命令，第二○○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蒋介石明白杜聿明发此牢骚的真正目的：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争吵怎么办？谁负就要开始的平满纳会战的责任？蒋忙拦住杜的话题，应声答道：

“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

蒋介石如此回答是向杜聿明暗示：新上任的罗卓英会按照他的旨意行事的。为了缓解杜聿明和史迪威的矛盾，杜听罗卓英的就是了。然而蒋介石的这招棋下错了，罗卓英并未像杜聿明那样唯蒋命是从，使得缅甸战场的指挥系统愈加复杂，并进而导致了缅甸战场彻底失败。此乃后话。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赴缅的三个任务顺利完成，遂打道回府。行前，宋美龄还演出了一段世人不知的小插曲，令史迪威感到鼓舞，永不忘记蒋夫人的一份功劳。为存史惜墨，现全文录下：

蒋夫人临行留给史迪威一罐果酱和一封信，信中充满了诱惑的语言。她写道：罐中的食品代表着生活的甘和苦。她向史迪威保证：“我们支持你。……我在线的另一端。……你前面摆着一项男人的事业，而你是一个男子汉，我要补充说，你是一名多么出色的男子汉啊！”蒋夫人认为，对西方人没有吞吞吐吐的必要。

史迪威自认为真的获得了指挥大权，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平满纳会战的运筹之中。但是，由于盟军不能准确地把握战机，又对北侵日军的情报缺乏侦知，史迪威不知道缅甸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期间，“日本人又调来两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团……分兵三路，沿三条峡谷向前推进”，计划“在五月中旬雨季来临之前，包围并歼灭位于腊戍和钦敦江之间的盟军部队”。敌人这一进攻的目的，不幸被杜聿明将军所言中：“占领腊戍就可以切断通往中国的公路。”史迪威唯恐东线被敌突破，动摇正面战场平满纳会战的进行，匆忙急驰东线会见中国远征军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等人。他发现“情况非常严重。部队没有接到命令就撤到防线上，指挥所内毫无紧张气氛，军长甘丽初将军懒洋洋的，不穿军服，就连他的师长也管束不住。该军第五十五师帅长陈勉吾将军在日军的一支小部队面前毫无必要地后撤，丢掉了重要的阵地”。史迪威回到自己的司令部以后，严厉要求罗卓英申饬甘丽初，查办陈勉吾和夺回失守的阵地。由于史迪威不具备绝对权威，加之战况瞬息万变，“除了甘丽初收到申饬令外，其他事都未办成”。

接着，西线英军传来了全线崩溃的消息：北撤的英军于“十二日放弃萨斯瓦、东敦枝和新榜卫，十四日放弃了重要空军基地和屏障仁安羌油田的要地马圭及新甸。十五日，斯利姆将军下令炸毁仁安羌油田，顿时烈火冲天，响声震地，英军狼狈夺路逃走，途为之塞。日军望见油田火起，立即以第三十三师团的二一四、二一五两个联队用最快速度扑向仁安羌，企图保住油田，捕捉英军；同时以第二一三联队乘车急驰，抢占宾河渡口，把英印军第十七师堵在宾河南岸，陷于绝境；敌另一个加强营飞速抢占了仁安羌北面的宾河大桥，截断了英缅军第一师和英军第七装甲旅北逃的通路。英军惊恐万状，虽有武装齐全的七千多人，又有坦克大炮，竟不敢对占据大桥的日军发动进攻，反而掉头后退，涌进左近几个村落和油田建筑物中，想等待援军来救。该师师长斯高特闻讯后即率第十三旅由稍埠来援，却被日军击溃。敌第三十三师团主力遂于午夜赶到仁安羌北部，将英缅军第一师和英军第七装甲旅团团围住”。

面对英军全军覆没的危局，盟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气急败坏地赶来找史迪威，要他火速派兵解围。当史迪威严肃地询问西线战场情况的时候，这位不可一世的英国将军不得不承认：他的部下“对日本人谈虎色变”。史迪威听后的感觉是：“那里充满了失败和绝望的气氛。”最后，史迪威问道：

“你们派人和孙立人将军接洽了吗？”

“我已派斯利姆将军赶到乔克巴当向孙立人将军求救了。”亚历山大唯恐中国的将军见死不救，又衷心而动听地说，“你是中国远征军的最高统帅，乔，你再下道命令吧？”

乔，是对史迪威的爱称。对此，史迪威事后不无挖苦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在焦急之中又称我为‘乔’了。”他不计前嫌，当即写了一道命令，派王参谋驾车送给孙立人将军，命孙不顾一切困难出兵为英军解围。

孙立人，字仲伦，一九○○年生人，祖籍安徽舒城县。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和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并于一九二八年毕业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按中国的传统而论，马歇尔和孙立人是先后就读一校的师兄弟。孙毕业后从戎，受到中国政坛欧美派代表宋子文的器重，组建税务警察部队。抗战军兴，孙率税务警察第四团编入第十五集团军序列，参加上海、武汉保卫战，并屡建战功。一九四二年四月初，蒋介石下令第六十六军挥师入缅，孙率第三十八师南下，按时进驻指定地点八莫。这时，蒋介石正在缅甸协调与盟军的关系，鉴于孙立人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故指定他多和西线的英军联系。

孙立人将军接到史迪威的命令之前，已经和英军的斯利姆将军商妥救援计划，在此紧急关头，孙立人调派唯一的装甲兵团第一一三团，由副师长齐学启和团长孙继光率领，星夜赶往英军被围前线，他自己也亲赴现场，指挥作战。四月十七日傍晚，孙部第一一三团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经两天激烈苦战，克复仁安羌，歼灭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一千二百多人，残敌狼狈溃逃。孙所率第三十八师取得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大捷，解了包括驻缅英军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在内的七千多名英军之围，解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军人、美国传教士及新闻记者五百多人，并把被日军夺去的英方一百多辆轻重汽车和一千多匹战马交还英军。

此次仁安羌大捷，孙立人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立时轰动全球，受到中外人士的赞许和敬佩。美国官方的中缅印战场战史专家曾给予如下高度的评价：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第三十八师及其卓越的指挥官一出兵，就建立了他们的荣誉。在仁安羌的巧妙的战役中，英勇干练的孙立人率领他的训练良好、士气旺盛的部队，完整无损地穿过了克铭邦，这真是罕有的成就。”

后来，英军方面颁发给孙立人、第一一三团团长孙继光等人勋章，并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同时，为了奖励孙立人在仁安羌战役中创建的战功，褒扬他的英勇顽强精神，美国政府为他颁授了丰功勋章。此乃后话。

但是，被围困的英军刚刚脱险，就丢下孙立人率领的第三十八师，“连招呼也不打，竟独自向北撤退，分成两路，经稍埠和蒲甘渡过伊洛瓦底江向曼尼坡退去。四月二十五日，英军的先头部队已通过甘高和梦内瓦，脱离了战场”。更为可笑的是，孙立人率领的第三十八师遂成为英军的后卫，并掩护其撤退。至此，抗击日军十万多人、保卫缅甸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中国远征军的肩上。为此，史迪威于四月十五日给马歇尔将军写信说道：

“英国在印度的驻军足以拯救缅甸，韦唯尔竟不向缅甸增派一兵一卒；亚历山大也一定得到了伦敦的命令，要他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撤出缅甸。”

这样一来，盟军抗击北犯日军的右翼西线已不复存在。而日军却跟在英军的屁股后边长驱直入，很快就又从右翼威胁到缅甸中部的古都曼德勒。

与此同时，盟军左翼东线中国军第六军节节败退，其中据守罗衣考方面的暂编第五十五师已失去联络，棠吉告急。我正面中路军面对左右两翼的败局，极有可能被东西两路敌人截断包抄，放弃还是坚持平满纳会战，遂又成了盟军司令部争论的中心。

面对危厄的态势，尚留居前线的参谋团团长林蔚提出两种意见：一、贯彻平满纳会战，努力击破敌军一路，以解除我军危局；二、彻底脱出敌之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东北，再增调兵力，重新部署作战。

史迪威也看出了平满纳会战态势难以逆转，经与罗卓英等协商，遂赞成林蔚提出的第二种意见，并签发命令，要旨如下：

一、放弃平满纳会战，改守梅克提拉——敏扬之线，准备曼德勒会战；

二、令第六十六军刘师固守瓦城，先一步占领敏扬、棠沙，对西南警戒；

三、令第六十六军孙师前方两团逐次阻敌，会合于乔克巴当，以棠沙为后路，节节阻敌前进；

四、令第五军先抽第二○○师回占梅克提拉——瓢背一线，掩护主力转进；

五、以第九十六师在平满纳坚强抵抗当面之敌；

六、该军以棠吉为后方，准备在梅克提拉、他希、带侧打击北犯之敌。

但是，杜聿明却坚决反对史迪威和罗卓英放弃平满纳会战，重新组织曼德勒会战挽回败局的计划，其理由如次：

一、史、罗这个计划将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于长达一百公里之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如此分散使用兵力，必然造成既不能攻，亦不能守的被动战局。如长驱直入的左、右两翼敌人分进包抄，中线正面战场上的盟军势必被敌人围而歼之。

二、有鉴于战局逆转，可认定失去了重新组织新的会战的可能，因而缅甸之战的目标必须由“击败日军”，“收复仰光”，确保滇缅公路，变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换言之，就是赶在侧翼的日本人截断我军退路之前，盟军——主要是中国远征军通过铁路迅速撤向曼德勒和上缅甸的重镇密支那。如果战局继续恶化，中国军队能够从曼德勒沿公路退回云南，英军也能西撤印度。

为此，他坚决主张：“放弃已有准备的平满纳会战，那就必须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不应再作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

很清楚，杜聿明的战略方案是以“守”、“退”为核心的，这就必然和史迪威以“进”改变危局的军事思想发生尖锐的冲突。

这时的史迪威天真地认为，自己手中握有蒋介石授予的尚方宝剑，决计对他口中的“狗杂种杜”行使军权。加之史迪威身边的罗卓英太“聪明”——觉得依靠美军可以拿到美国装备，进而利用美国装备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因此，对史迪威言听计从。当罗听到杜聿明不同意他和史迪威签发的命令之后，遂拿出中国远征军司令的威风命令杜聿明：

“不接受命令决不许可。”

正当史迪威和罗卓英积极调兵遣将，重新部署曼德勒会战的时候，他们根据英方提供的情报，获悉在乔克巴当西南发现敌军三千人，史根据他的主动进击敌人的军事原则，暂时中断部署曼德勒会战，要求杜聿明下令所部第二○○师急驰乔克巴当西南，突袭所谓孤立无援的三千敌军。

杜聿明根据摩托化骑兵搜集的情报说，孙立人领导的第三十八师尚在仁安羌掩护英军撤退，北面的乔克巴当并无敌情。再者，由于乔克巴当是西线英军撤守的阵地，向那儿出兵与杜聿明集中中国军队保住退回云南的东线门户意旨相悖，他再次和史迪威发生冲突。开始，“史、罗坚持认为英方情报确实，非去不可。杜聿明坚决反对，力陈确保东线退路的利害”。最后，杜聿明等于直言相告罗卓英：

“即使西线有敌情，也不应该置东线门户棠吉之危急而不顾。”

出乎杜聿明所料的是：“罗卓英唯史迪威之命是从，完全拒绝我的意见。”二人争论到最后，杜聿明以威胁的口吻对罗卓英说道：

“如果出此决策的话，我不能负责。”

罗卓英深知杜聿明的话的分量，另外，他更清楚杜与蒋介石特殊的师生关系，万一坚持调第二○○师去西线乔克巴当歼敌失策，从而导致东线溃败，他是负不起责任的。因此，他听后“出现窘态”。这时，他的参谋长等人出来帮腔，力劝杜遵照命令。

史迪威作为一名美国将军，他想的是如何在缅甸战场上消灭日军。对于英军的无能，他表示愤慨；对于亚历山大指挥西线的英军有计划地后撤，由于他听命于亚历山大将军，也无权阻止英军的行动。他唯有向马歇尔控诉英国在缅甸退而自保的策略。

史迪威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蒋介石又授权他指挥中国入缅军队，他基于美国人的立场，认为中国入缅军队必须无条件地按照他的意旨行事，将杜聿明坚持保卫东线的门户棠吉、梅苗的主张视为大逆不道。最后，他竟然以刻薄的语言说了这样一句话：

“中国军队吃饭不打仗吗？”

这句话极大地刺激了杜聿明的民族自尊心，尤其杜聿明想到史迪威同意让中国人保护西线的英军安全撤退，却对中国军队的后路丝毫不加考虑，更是怒火猝起，本能地回敬了史迪威这样一句话：

“我吃的是中国饭，而不是吃英国饭。”

由此，史迪威和杜聿明的争吵白热化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