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史迪威和杜聿明如此大吵大闹，且又互不相让，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后追论：像这样的指挥机构打了胜仗，那才是个天下最大的奇迹呢！

杜聿明是位坚定的“中国派”——决不为保护欺压中国的英军利益牺牲中国远征军。他大吵大闹过后再次抑制自己的愤怒，向史迪威和罗卓英申述道：

“即使乔克巴当发现敌人，以新编第三十八师掩护英军撤退还可安全无虞，我军应顾全大局，不要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致使我军一败涂地。”

但史迪威和罗卓英仍不改初衷，坚持要求第二○○师星夜赶往百公里之外的乔克巴当，突袭三千之敌。杜聿明作为部属只能表示无可奈何，一面表示接受史、罗的命令，并严正声明：如再侦察无敌情，仍不能派兵前往；一面驱车赶往第二○○师驻地，当面吩咐戴安澜师长：

“除先开一团外，其余等我从梅苗回来，再决定行动。”

与此同时，罗卓英唯恐杜聿明拒不执行奔袭乔克巴当的战斗计划，贻误亚历山大将军制订的符合英国利益的战略：“防御西线，保全英军，破当面之敌，确保曼德勒。”他乘杜聿明去了解西线乔克巴当有无敌人之机，以中国远征军司令的名义，命令戴安澜将军率第二○○师立即赶往乔克巴当，消灭所谓的三千敌人。同时，罗又担心东线不守，断中国远征军的退路，遂和参谋长杨业孔稍作交代，又急忙驱车赶往东线梅苗视察。

四月二十日，杜聿明“得我骑兵再度往乔克巴当搜索的情报，仍无任何敌情，只有大批英军零零散散在我新编第三十八师掩护之下狼狈溃退”。杜为中国远征军最后命运计，再次驱车赶赴长官部向罗卓英报告，以期改变史、罗的行动计划，而此刻罗已赶往东线梅苗，只有参谋长杨业孔守候长官部，并“坚持将第二○○师向乔克巴当运送，否则以抗命论”。杜聿明觉得罗、杨等人已不可理喻，遂决定驱车赶往东线梅苗，希望借助林蔚的力量迫使罗卓英改变用兵西线的错误主张。

杜聿明感到军情紧急，星夜疾驰。令他惊诧的是，约在午夜十二时前后遇见了迎面急驰而来的罗卓英。杜一看罗那惶恐不安的表情，一种不祥之感猝然由心头生起，本能地感到了战况发生逆转，遂以愤然的沉默对待不期而遇的罗卓英。

罗卓英可能是理亏心虚的缘故，主动地和愤然沉默的杜聿明打招呼。待他问清了杜赶往梅苗的本意之后，遂又不安地说道：

“你不必去了，现在照你的意见，第二○○师不去乔克巴当，改调棠吉。”

杜聿明一听愕然，未有说些什么。罗卓英十分不安地接着说道：

“我于本日午前，已直接令第二○○师于黄昏前集结乔克巴当以东，向敌攻击。不知现在情况如何。”

杜聿明听罢有些恼火，忙又申辩道：

“乔克巴当确无敌情，我只要第二○○师去一团，如果有你直接命令的话，可能主力已到乔克巴当了。”

“算了，快上车和我回去吧！”

杜聿明觉得既然如此，争取时间紧要，已无再见林蔚的必要，于是同罗一路赶回。在车中，罗卓英有些张皇地对杜聿明说道：

“东线罗衣考已失守，暂编第五十五师情况不明，敌人正向棠吉、罗列姆前进中。”

“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杜聿明怅然而叹，遂又严厉地指出，“乔克巴当是我们上了英国人当。我认为目前必须集中第五军主力第二○○师和新编第二十二师，与敌人争夺棠吉，否则棠吉不保，腊戍危急。”

杜聿明获悉罗卓英越过他私调第二○○师奔袭乔克巴当的消息之后，他的军人自尊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当罗再令他调遣赶往西线而扑空的第二○○师挥师东下，急救有可能陷落的东线门户棠吉之后，他真想当面大骂这位顶头上司一顿。但这时的杜聿明毕竟是一位颇具城府的高级指挥官了，很快就从个人的恩怨情潮中解脱出来，并认为在此危厄的情况之下，有可能改变罗卓英唯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命是从的主张，遂又“力述棠吉、梅苗是我腊戍、畹町上的门户，必须以最大决心保全棠吉；如敌已占领，必须以全力攻克；如我先敌占领，则必须顽强阻击北犯之敌，使我军主力集中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第九十六师掩护主力集中后，也要归还建制”。

罗卓英完全明白杜聿明集中兵力于东线的真实目的，但他又不愿承担和史迪威相对立的军事责任。再者，仓促作此重大的军事变动且又没有得到史迪威的批准，他是难以下此决心的。他沉吟良久，只是给杜聿明开了这样一个药方：

“只要你带第二○○师把棠吉控制住，我就有办法准备曼德勒会战。”

但是，罗卓英并未向杜聿明讲清作上述变更的原委。多年之后，杜聿明才把历史的真相写成如下文字：

其实史、罗这时仍然决心将第二○○师，新编第二十二师，新编第三十八师，皆使用于乔克巴当方面，第六十六军及直属部队和新编第二十八师也向曼德勒方面运输。而这种毫无军事常识的改变处置，据说是“自四月十八日变更决心后，与史迪威参谋长同亚历山大总司令所商决者”。其理由为“彼时我如不去，则英军要走”。继知并无目标后，史、罗又改定措施如下：一、新编第二十二师在梅克提拉不开，二、第二○○师仍开乔克巴当附近，以一部搜索敌情，以主力控制待机，并支援新编第三十八师行动。

二十日下午，得知罗衣考方面十分紧急，遂又决定：一、新编第二十二师附战车及战防炮各一部，由廖师长率领，增援第六军……二、第二○○师到达乔克巴当后，如敌情不急，则待第三十八师集结站稳后，即开回梅克提拉；三、预定第二○○师须于二十一日运完，以便迅速输送新编第二十二师。

参谋团看到史、罗以上的处置后，极为不安，用电话通知侯代表，立刻派员赶往皎克西，征求罗卓英的意见，即：一、可否立即停止第二○○师之运输，并改运棠吉；二、可否令新编第二十八师只留一团守曼德勒，而令刘伯龙率师主力或一团由火车运回细包，并连同第六十六军将到腊戍之军直属部队……归一人指挥，再由汽车向罗列姆方向运送，以期与新编第二十二师夹攻北进之敌，并掩护极为空虚的腊戍根据地。

罗卓英的处置则是：一、对参谋团第一项意见，立令杜副长官率第二○○师及特种兵半部，由汽车开回，并指挥甘军准备迎击壤田、罗衣考北进之敌；二、对于参谋团第二项意见，认为不必如此处理。

综以上事实可知，史迪威和罗卓英依然坚持原案，“对于腊戍的门户棠吉的重要性，始终未认识，也不了解第六军的战力脆弱”。加之史、罗对杜聿明存有戒心，未把上述军情变更告于杜知，气得杜聿明多年之后还写了如下这段文字：“谓为欺上瞒下，贻误戎机，亦不为过。”

杜聿明于二十一日十二时前后返回梅克提拉司令部，“即作重新部署，将已运到乔克巴当的第二○○师主力（两个团）及骑兵团，改向棠吉运输，并先遣骑兵团向棠吉方面搜索敌情”。同时，杜聿明感到战势发展危厄多艰，不改变自己无力改变的现状，势必铸成历史的大错。他深思熟虑，遂决定“将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的意见，电告蒋介石”，即使蒋也无力改变现状，他也做到“勿谓言之不预也”了！但令杜聿明不解的是，他始终未得到蒋的回电。

史迪威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标准军人。或许正因为过分相信自己的军事指挥天才和这不屈不挠的标准的军人个性，使他忽视了自己指挥这场特殊的战争所难以克服的两大弱点：一、在异国他乡指挥难以与他合作的外国军队；二、他必须臣服于自己瞧不起的败军之帅亚历山大将军。由于他在异国他乡指挥的战役近似遭遇战，又不熟悉人情地形，这就决定了他难以正确地审时度势，胸有成竹地作出合乎战场实际的作战计划；再由于英国部队已成惊弓之鸟，遇敌即溃不成军，他的顶头上司亚历山大不可能提供准确的敌、我、友三方军事情报，他只能凭着军人的热情在沙盘前面相继作出同古会战、平满纳会战、曼德勒会战的计划，岂有不败之理？所以，史迪威能做的就只有骂“英国佬狗娘养的”以及“狗杂种杜”了！

平满纳会战被迫取消之后，史迪威这位异国指挥就像是一个聋子，越发地难以获得正确的日军情报，结果，先是听信英军亚历山大将军的错误情报，命第二○○师奔袭乔克巴当扑空，继之他一方面不知“十八日敌侦知我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后，始将集中同古之第五十六师团主力转用于毛奇方面”，另一方面又不知东线的第六军战斗力较差，与敌军一接触，就溃不成军，待到东线之敌“乘汽车在战车、装甲车掩护下，轻取知榜、棠吉、黑河”，杜聿明惊呼“腊戍南门洞开，我军处境甚危”的时候，方又于震恐之中急调西线的第二○○师救援东线的棠吉。这都是史不可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所至。待到史迪威驱车赶往东线监督中国军队克复棠吉等失地的时候，他这位堂堂的司令官完全失掉“任凭风浪险，稳坐钓鱼船”的大将风范，面对东线溃败的不利态势，遂变成了一位拆了东墙补西墙，毫无主动性可言的指挥官了！

另外，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的亚历山大将军真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军人！由于他清楚西线的英军在中国远征军的救援和掩护下脱离了灭顶之灾，遂故作谦恭状地向史迪威表示：“我将做你让我做的任何事情。”至于正面战场和东线上的中国军队的安危，他是从不放在心上的。在讨论解救东线的作战会上，他竟然近似无耻地对史迪威将军说道：

“我同意你赶到棠吉督战，但我不去！”

就在盟军司令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争吵声中，戴安澜将军亲率第二○○师官兵星夜奔袭乔克巴当，果真没有发现任何敌人。恰在这时——四月二十一日午后，立足未稳的第二○○师又接到司令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开回梅克提拉，转向东线棠吉，进击由罗衣考北进之敌。戴安澜审视命令许久，依然摸不清上级指挥官的意图。他再一算，东西两线的间距有三百余公里，最快也得三日才能赶到指定的位置。慢说连续疲于奔命的将士尚存多少斗志，就说亟待救援的棠吉门户也必然陷于危殆。他无可奈何地仰天喟叹，旋即召集紧急的作战会议，以大无畏的勇气下达命令：

“为解棠吉之危，立即出发！”

戴安澜将军及其所部第二○○师全体将士就是如此可爱、听话，真正做到了指到那里就打到那里，且能做到攻必克、守必固，请看如下战况记录：

“二十三日午后，我先遣骑兵团及第二○○师一部到达距棠吉约十五公里的黑河，即与敌人遭遇，我骑兵团对敌猛烈袭击，将敌击退。进展至距棠吉约九公里附近，又发现敌前进阵地，至晚攻占并接近棠吉敌人阵地，准备明日开始攻击。

“二十四日拂晓，我第二○○师向棠吉攻击前进，进展迅速。至午，我已攻占西南北三面高地，继续突入市区与敌巷战，争夺至晚十一时，克复棠吉。敌大部东窜，仅有一小部尚在棠吉东南隘路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顽抗。

“二十五日，敌增援部队向我反攻，棠吉东方及西北高地得而复失，至晚始将敌人击退。”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获悉棠吉门户失而复得的消息，备极赞许。他或许是看出了缅甸战局崩溃在即的态势，想到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试图借发扬第二○○师的战斗精神，激励其他将无良策、士无斗志的部队，于是向中外昭示：向第二○○师颁发奖金一百万元。自然，也有史家认为，蒋介石此举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向瞧不起中国军队的“英国佬”示威，同时又是向美国——尤其是罗斯福总统——中国军队是有希望的。

罗卓英虽然并不完全明了蒋介石向第二○○师颁发奖金的用意，但从客观上讲，第二○○师的荣誉也有他一份——他不仅是中国远征军总司令，而且又是他下令第二○○师挥师东指的嘛！或许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荣誉感，也或许是为了邀买第二○○师全体将士，他学着蒋委员长的样儿也向第二○○师颁发奖金十万元。

呜呼悲哉，第二○○师将士拼死卖命的战果，就这样变成了当道者沽名钓誉的本钱！

但更为可悲的是，棠吉之战的胜利，并未成为巩固东线战场的开始，相反又变成了盟军最高指挥机关继续进行内部争斗的契机。

首先，杜聿明基于确保东线退路的战略思想，在夺回棠吉之后，继续肃清隘路之敌，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以断绝北犯腊戍敌人的后路。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林蔚的支持，林急切地电告杜聿明：“腊戍之安危，系于吾兄一身，望不顾一切，星夜向敌攻击。”为此，杜聿明按既定的战略方针调兵遣将，部署东线的战役。

林蔚为了确保杜聿明的东线战役计划能顺利进行，以参谋团的名义迭次向史迪威、罗卓英发电建议：“我军应当先破东路之敌，确保腊戍、梅苗安全，然后回师迎击中路之敌。否则，就应迅速向腊戍或密支那转移，尽快脱离敌人，重新寻求决战之战机。”

史迪威看到了战局在迅速恶化，但他基于以进攻定安危的既定军事思想，从感情上对杜聿明、林蔚的军事决策就十分反感。加之輿论对克复棠吉之役的胜利给予了不适当的宣扬，给史迪威造成了一种假象：有第二○○师在，东线可保无虞。他遂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置东线之危于不顾，再次要求中国远征军执行他的战略进攻方案：“先破心腹之患的当面之敌，实施曼德勒会战。”

罗卓英坚定地支持史迪威的战役计划。他清楚在此危厄之际，如不拿到蒋介石新的尚方宝剑，杜聿明在林蔚等人的支持下很可能独行其是。为此，他给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发电，力陈进行曼德勒会战的重要意义，并希望得到蒋的支持。

蒋介石并不了解缅甸战场的真实情况，也不清楚史迪威、罗卓英和杜聿明、林蔚之间的分歧点是什么，他只是凭借罗卓英、杜聿明分别发给他的密电内容，加以主观的分析和判断，于四月二十四日给罗卓英回复了下述这则模棱两可的电文：

“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应以密支那为后方，第六军应以景东为后方。”

蒋介石这一指示，虽然着重于保卫腊戍，但有“万一”云云，这就给前线争论的双方都有空子可钻。史迪威和罗卓英认为，既然蒋介石同意以中线北面的八莫、密支那为后方，那就是等于同意他们在中线实施曼德勒会战。另外，罗卓英自以为拿到了蒋介石的“手谕”，遂连下四道命令给东线的杜聿明：“着将已攻克之棠吉除留第二○○师向棠吉以东罗列姆攻击外，其直属部队一部、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均向曼德勒集结，准备会战。”

杜聿明一是坚决反对在中线发动曼德勒会战，再是认为东线须有第五军三个师的兵力，方可遏制北犯的敌第五十六师团。换言之，“必须以第五军主力控制棠吉东西南北隘路”，才能真正做到“解腊戍之危”。否则，棠吉门户会得而复失，通向云南的东线退路必然被敌切断。因此，他拒不执行命令。

史迪威和罗卓英清楚：扼守东线的第六军已丧失战斗力，第六十六军主力第三十八师还在西线肩负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没有杜聿明亲自指挥的第五军参加，所谓曼德勒会战就只是一句空话。为此，罗卓英下死命令调杜聿明立刻返回曼德勒。

杜聿明“迫于命令，不得不从，于是星夜急迫皎克西”。也就是在杜聿明匆匆西返的路上，用第二○○师将士的鲜血和生命克复的东线门户棠吉再次陷于敌手。

杜聿明西返的目的，是想当面说服史迪威和罗卓英放弃曼德勒会战。但是，当他从罗卓英的手中接过蒋介石的“手谕”一看，遂长叹一声，就再也没有说些什么。多年之后，杜聿明依然怀着怆然的心情，记下了他彼时的真实心情：

这时我对蒋介石的电令也深感不快：第一，自罗、史到后，有关作战部署，蒋对我无直接指示；第二，我二十一日陈述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作持久战的意见，蒋始终未复，不知他的意图；第三，我认为蒋二十四日“手启”电是未了解棠吉第二○○师的战绩，决心变得过早，给史、罗钻了空子，转发命令来威胁我；第四，到这时已将我军弄得一塌糊涂，很难挽回危局。总之，我认为蒋介石太相信史、罗，已将战局搞坏，再向他们说话也无济于事。于是我抱定丢车上山的决心，听他去吧！

罗卓英望着怒而不语的杜聿明，有些尴尬地犹豫片刻，遂取出一纸命令，有意缓和气氛地说道：

“光亭，这是曼德勒会战的兵力部署，你先看看。”

杜聿明沉吟片刻，看了看罗卓英那不太自然的表情，很不情愿地接过这纸命令，双手展开，带着极大情绪审读所谓曼德勒会战的兵力部署：“以新编第二十八师四个营守曼德勒核心，以新编第三十八师守瓦城以西伊洛瓦底江的北岸（弯曲部），以新编第二十二师及第九十六师分防瓦城以南小河之线。”杜聿明看过之后，遂在手中掂了掂，冷漠地一笑，非常不客气地说道：

“还有举行曼德勒会战的必要吗？”

这实在有点大出罗卓英的所料，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长官面子，猝然把脸色一沉，分外严峻地反问：

“为什么没有必要？”

“请问，”杜聿明霍然起身，一双就要冒火的怒眼直视罗卓英，停顿片刻方说，“西线之敌已进至什么地方？”

罗卓英咂舌，回答不了，只是告之英缅军第一师及英军第七装甲旅在我新编第三十八师的掩护下，全部撤至曼德勒以西的安全地带。最后，他嗫嚅地答说：

“据来自英国的情报，西线之敌自发现我新增援的部队以来，未敢贸然追击北进。但具体的位置……”

“说不清，对吧？”

罗卓英很是不满杜聿明这种咄咄逼人的口气，但碍于事实，也只好勉强地点了点头。

“请问，英军下一步的去向是什么地方？”

“在我第三十八师的掩护下继续后撤。”

“他们为什么不参加曼德勒会战？”

“这……”

“这究竟是为什么？”

“亚历山大将军说，英军害了‘恐日症’，大有谈虎色变之怯……”

“所以，他们不仅不参加曼德勒会战，还要命令我新编第三十八师掩护他们安全后撤，对不对？”

罗卓英无言以答。

“咳！”杜聿明气得挥拳击向空中，大声愤怒地自语，“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窝囊啊？！……”

罗卓英理亏地垂下了头。

杜聿明异常悲痛地合上了双眼，泪水沿着眼角渐渐地淌了下来。许久，他揩去眼泪，又缓缓睁开眼睛，低沉地问道：

“请问，正面之敌的兵力部署怎样？”

罗卓英终于从死一样的沉寂中醒来，遂坦然相告：“自十八日起，敌第五十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主力及重炮战车、空军向我第五军第九十六师猛攻。该师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与敌作战八日。”虽然“该师伤亡惨重，凌则民团长阵亡”，但“始终未被优势的敌人击破”。最后，他郑重地说道：

“该师士气旺盛，仍能予敌以沉重的打击，仍是我曼德勒会战的主力部队。”

杜聿明是第五军军长，清楚第九十六师在第五军中又属战斗力较弱的部队。加之该师已经顽强地抗击日军八日，其战斗力越加削弱。他走到沙盘的前面，拿起长长的教鞭，指着平满纳以北梅克提拉间的地形图，沉重地说道：

“罗长官，这儿地形多开阔平坦地势，很少隘要可以利用，如继续将伤亡惨重的第九十六师置于此地与强敌决战，就等于把全师将士的忠骨全扔在这里！”

杜聿明再次噙着滚动欲出的泪水，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恰在这时，作战参谋送来了东线敌我拉锯战的最新战况：“我第二○○师为救援罗列姆，于二十六日被迫自动放弃东线门户棠吉。敌看破我军弱点，以轻快部队用日行百里的速度，大胆向腊戍前进。”罗卓英看后大惊失色，禁不住低声自语：

“腊戍必陷敌手，这样一来，岂不真的断了我军归国的退路？……”

杜聿明见状完全猜出东线失利，他顾不得军中所谓的礼节，一把从罗卓英手中夺过这份战报，阅后，他脑海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敌以重兵堵住通往中国的必经之路腊戍，造成“关门打狗”之势，我第二○○师、第六军残部处于日军南北夹击之中，前无出路，后又得不到军火补充和生活给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断然地说道：

“为我十万入缅将士的安危着想，必须立即放弃曼德勒会战！”

“这……必须得到史迪威将军的批准。”

“我提议，请求史迪威将军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以决定我军的命运！”

……

十二

史迪威将军完全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痛苦抉择中。

史迪威作为美国近代有名的军事家，他怎么可能看不出缅甸战局的胜负呢！早在放弃平满纳会战之前，也就是被围困的英国人刚刚获救时，他就完全感到了这场战役最沉重的打击即将降临下来：“日本人奋力穿过泰国边界尘土弥漫的道路和丛林，出现在缅甸战场的东翼，在莱林把中国人的防线撕开了很宽的裂口。他们歼灭了中国的第五十五师……他们向北突破了第六军的防线，向着腊戍和没有设防的缅甸公路挺进。”

到这时，史迪威清醒地知道：“此后，战役的目标变成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战线已变得无法收拾，毫无重新构立的可能。盟国军队的指挥问题已变得很简单，就是要在侧翼的日本人截断他们的退路之前，通过铁路撤向曼德勒和密支那。”

也就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史迪威于四月十六日给他夫人写信时，第一次明确地承认：“我想，我们即将溃败。”我们可以设想，他满怀打败“日本狗杂种”的坚定信念出使中国，又衔命中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长官，风尘仆仆地赶到缅甸前线，想在印度支那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战绩来，但仅仅是五十五天的战场较量，就无情地宣判他第一次指挥缅甸作战完全失利。这种结果以及悲哀的前景令他痛苦，也必然使他异常愤怒，充满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报仇雪耻的心情。

史迪威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不但看到了“缅甸仍然是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主要走廊，而且他深信，中国必将成为对日作战的最后战场。他希望有一天他能率领中国军队，在美国部队的参与下，结束这场战争”。也就是在四月十六日这一天，他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失败的过程中，终于悄悄地制订完了重新打回缅甸的作战计划，并派亲信送往重庆，面呈蒋介石。

史迪威是位永不服输的职业军人，有着美国人特有的高傲个性。换言之，“他一定要打曾经战胜过他的敌人，并向世界证明：中国军队只要有好的统帅就能够完成使命，成为自己的救世主”。基于此，他认为经北缅即上缅甸通往中国的公路和空中补给线可能会被日本空军切断，“所以，如果武器运不到中国军队手里，中国军队就必须自己设法去取武器。他建议在印度组建和训练两个军，每个军三个师，团以下的军官由中国军官担任，团以上指挥官和参谋长先暂时由美国人担任，等中国军官具备条件以后再由中国人接替。他大胆地提出了如何解决把中国部队运到印度这一关键性问题的办法，他提议他们先从密支那沿雷多公路步行经孟拱和信宾洋……穿越北缅，抵达印度阿萨姆的火车起点站。‘如果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他们还将得到美国空运公司的帮助’。他已经得到通知，已经调集了二十五架运输机，它们正在飞往阿萨姆的途中，并已经做好了投入空运的准备。他要求五月十五日开始行动，这意味着部队要在雨季作长途行军”。

史迪威敢于作上述军事设想，是因为他对和中国、印度接壤的北缅还抱有一线希望，这里不仅具有重新收复缅甸的战略价值，而且对中国军队而言相对是“生地”。加之，他不甘心未战即退——恐怕还存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此，继同古会战之后，又相继组织了难以实施的平满纳会战和曼德勒会战。

时下，由于盟军指挥系统的凌乱，加之溃败之军难以言勇，所以史迪威坚守北缅的战略设想也越来越渺茫。另外，“日军向腊戍的进攻粉碎了盟军的东部防线，使继续进行战役的任何希望都化为泡影”。一旦西线之敌突破第三十八师防线北进，与东线陷腊戍之敌分进包抄曼德勒通向北缅重镇密支那的通道，中国远征军全军覆没就不可避免了！为此，史迪威要求和亚历山大这位挂名的总司令出面召集会议，与中方的罗卓英、杜聿明等高级指挥官共商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大事。

任何一位指挥家在下达进攻和退却命令时的心情都不会是一样的，更何况时下的退却命令将标志着缅甸战场的彻底失败啊！史迪威此时此刻的情感痛苦是他人难以理解的。同时，他那如麻的心绪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忽而想到自己受命来华的雄心壮志，忽而又想到自己的进攻计划一再受挫……当他想到自己在同古会战之后向蒋介石请辞的时候，他怀疑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的腊戍之行是一个骗局，在日记上愤慨地写下：“我完全受骗了，我真傻……我还认为他是诚心诚意的”；“蒋介石使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现在只好承认这一点”。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史迪威竟然忽发异想：“假如中国入缅远征军不是国民党的部队，不是蒋介石、杜聿明这些指挥员，而是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的八路军，缅甸战场的结局将会是什么样的呢？”随着这一忽发异想的扩展，他回想起自己数年前——一九三九年回国述职前的一些事情：他敬佩八路军挺进后方，首奏平型关大捷；他感谢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叶剑英在武汉会见他，而周恩来纵论抗日大局的远见卓识以及那彬彬有礼的风度至今仍留在他的记忆中。为此，他由衷地对王参谋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时，我多么希望周恩来、朱德的部队能来这里作战啊！”

史迪威终于从这无比痛苦的思绪中镇静下来，以将军那独有的临危不惧的风格驾驭这溃败的战局。他有意戴上心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留下来的供战斗用的军帽，身穿卡其布制式军装，没有佩戴军衔和功勋奖章。接着，他又把点燃香烟的琥珀烟嘴含在嘴里——烟嘴高高地翘向右前方，他一边颇有风度地吸烟，一边若无其事地走进会场。

但是，精神的痛苦是难以掩饰的。旁观者西格雷夫医学博士就曾记下了这样的评语：看到史迪威这副不修边幅的样子，觉得他看上去“非常疲倦”。

亚历山大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巧妙地利用了自己手中的军权，同时又利用了史迪威、蒋介石、杜聿明等人的性格弱点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把濒临全军覆没边缘的英国军队拯救出来，并转移到邻近印度的安全地区，为大英帝国建立了特殊的功勋。至于缅甸的陷落、中国远征军的命运等等，他这位所谓的盟军最高司令长官是从不放在心上的。所以，他依然如故地坐在首席指挥官的座位上，例行公事地主持了这次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会议。

与会的罗卓英将军在西格雷夫医学博士的眼里，显得“大腹便便，怏怏不乐”，而杜聿明则是“心神不定，满脸怒气”。说句老实话，面对十万中国远征军将士的生死存亡，罗卓英这位中国远征军司令能乐得起来吗？而拒绝实施拿中国将士的血肉去拯救大英帝国的残兵败将的战略方案的杜聿明将军，他能高兴得起来吗？当杜再看见亚历山大将军那副高傲而得意的样子，他又怎能不“满脸怒气”呢！

读者从上述四人不同的表情，就可以想象出今天会议的气氛了！

西方人说：“政治家是虚伪的，军事家是实在的。”笔者权且不论“政治家是虚伪的”这一命题是否科学，但从这次决定中国将士命运的会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军事家是实在的。”面对缅战溃败的态势，尽管不同国籍的将军们都有满腹的牢骚，但谁也不再指责谁，因而也就没有追究失败责任的争吵。“会议各方一致认为，全面撤退是唯一的出路。既然承认失败已不可避免，以后的行动就是在包围合拢前迅速撤退。”

也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吧，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看出了缅甸战局崩溃的颓势，就在史迪威等人决策中国远征军存亡大计的前夕，发来了如下这则命令撤退的电文：

第五军、第六十六军以八莫、畹町为根据地，确保密支那，在缅北活动，维护印度——密支那——昆明的空运走廊和缅北国际交通线。第六军在景东一带活动。第二○○师如尚未撤到瓦城，可向景东转进，归甘军官指挥。长官部可移往密支那。张轸可率一部退回国境，改隶昆明行营，受林团长指挥。

与会者有了蒋介石的撤退指令，很快就统一了意见，并作出了如下的部署：

一、第六军撤过萨尔温江回国；

二、在腊戍、西保的第二十九师应竭力阻止敌人，待命撤回龙陵；

三、一切车辆、战车、后勤单位和伤患立即沿滇缅公路退回保山。以上由林参谋团长指挥。

四、第五军、第六十六军经曼德勒撤往英多、八莫、密支那；

五、英军退往印度 。

决策会议就要结束了，最后一项议程是亚历山大将军口授全面撤退的命令。这时，突然变得多愁善感的史迪威将军竟然想起了句中国成语，叫做“含辛茹苦”。他现在唯一能够聊以**的就是：“他们没有像在新加坡、爪哇那样让部队投降。”也可能是上帝有意要开史迪威等人的玩笑，正当亚历山大将军口授全面撤退的命令时，“六架敌军轰炸机飞到了会议地点上空，好像是来宣告盟军的失败。正当军官们四下寻找掩蔽地点时，一颗五百磅的炸弹落在不到一百英尺远的地方，爆炸声震耳欲聋。在空袭的整个过程中，亚历山大摆出司令官的样子，若无其事地直立在院子中央。史迪威也不示弱，他倚在走廊的栏杆上，以罗斯福抽烟时含烟嘴的角度含着琥珀烟嘴”。

读者看到上述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临危不惧的形象时一定会想到：“他们虽然都承认失败了，但都要在敌人面前表现得比对方更英雄一些！”这种近似稚童表现的军人特有的斗气实在可爱，但从另一方面讲，有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失败在这种可爱的斗气中！

史迪威作为美国的军事家，他也深信战争中的退却——尤其是大溃败中的总退却是最难驾驭的，而且十之八九会出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乱局。他为了避免当年拿破仑自莫斯科撤退导致全军覆没的悲剧重演，决心独自坐镇曼德勒，试图创造指挥溃败之军安全退出战场的奇迹。

史迪威的这一无畏忘我的行为，只能在高级将领中起到“进攻在前，退却在后”的表率作用，他绝不可能影响下级的官佐。自然，他也无法改变中国远征军撤退中的混乱局面。请看杜聿明将军的如下记述：

西路我军自四月二十七日前后，即由孟尼瓦……向印度英普哈尔撤退，所有武器车辆全部遗弃。至五月三日前后，在孟尼瓦附近与敌小有接触后，即无消息。

东路第六军在二十五日以后即向景东方向撤退。敌先头卡车约百辆，已到腊戍南一百一十英里之孔海坪，二十六日午后六时，即到达细包东南之南海附近，与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八十二团接触。二十七日，我放弃细包，二十八日，敌向腊戍新编第二十九师攻击，当晚腊戍失守。三十日，新编第二十九师在新维布防，五月一日即失守。五月二日，贵街失守，三日，攻陷畹町，分兵进占八莫。一百零五英里通密支那、八莫的公路开放。当时参谋团控制着战车部队，竟不知使用战车逐次抵抗，阻击敌人，反令与敌战斗，又在芒市附近破坏一连战车以阻塞道路。他们对于武器运用毫无常识，可以想见。五日上午，敌进至惠通桥，与我第三十六师先头部队接融。当时惠通桥已被破坏，敌由上游渡河，与第三十六师后续部队发生激战。六、七、八这三天，敌我仍在惠通桥东岸激战。八莫之敌于八日进占密支那。九日，惠通桥东岸之敌被击回西岸。十日，敌占腾冲。

中路我军于五月一日全部撤完，并将伊江大桥破坏。史、罗原计划退过伊江后，利用火车由密曼铁路向八莫撤退。不料史、罗乘第一列火车从斯威堡开出二里即碰车，竟日修通后，开至坎巴拉车站，以后再无车可开。此后第五军直属部队第二○○师，第九十六师，及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即徒步轮流掩护撤退，部分以汽车分段利用牛车道转运。

杜聿明将军的记述只是撤退中的大体框架，他并没有——也不可能详细记载中国远征军在“败走麦城”时的混乱局面。对此，美国史传专家却生动地作了如下记述：

司令部从曼德勒转移到北面五十英里外的瑞冒，日军飞机又追到这里。参谋人员不但感到军事上的失败即将降临，而且也感到个人生命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有些人公开承认自己“十分恐惧”，有些人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愚钝境地。铁路运输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史迪威决定调军用列车，撤出第二十二师，但中国的运输部门如同散沙，已经失去作用……他只好亲自去曼德勒组织运输。史迪威在返回途中经过阿瓦大桥，被挤在疲惫不堪的部队人流当中，桥下还有许多人在乘船渡江。通往瑞冒的公路挤满卡车、弹药车和难民的马车。尘土、腥热、臭气和恐怖笼罩着撤退的人群。曾经非常自豪的锡克教徒们现在变得垂头丧气……中国士兵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他们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无法脱去军装，躲入农村……日本零式战斗机从头顶掠过，用机枪向路面扫射，坐在吉普车里的中国将军，还有英国军官，意识到“当地人”就在身旁，极力避免做出有失体面的事。可是谁都明白，脸已经丢尽了……已名声扫地。

四月二十九日，包围圈进一步缩小……沿撤退路线提供食物和饮水的最后工作被迫停止。炸毁阿瓦大桥的时间被定在四月三十日午夜。史迪威原打算把司令部转移到密支那……但是腊戍的失守使这一计划落了空。于是他决定把他的大部分参谋人员用飞机送往印度，而他将同罗卓英将军一起去腊戍一线的莱温。他打电报，命令五月一日之前来一架飞机把罗将军从那里送出去……五月一日，史迪威醒来时发现首席指挥官罗卓英将军已经离开营地逃往密支那机场……莱温机场已经关闭，可是史迪威仍觉得有责任在中国军队撤退沿途准备粮食。参谋人员争辩说，他的位置应该是在新德里的司令部。“不！”他说，“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随着接二连三的军事挫折，包括美军在菲律宾败北，西方已经名声扫地。他的工作就是对他所领导的中国部队负责，至少在纸上是这样。“如果我现在就走，这里就会有另一次失败，又一次投降。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指挥中国军队了。”

也就是在这可纪念的五月一日，亚历山大将军前来和史迪威将军告别，驱车赶往钦敦江，由此返回印度。这在史迪威周围的美国人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

“我们怎么办？”

“我们留下来！”史迪威果断地说道。接着，他为了安抚这些早已愤怒的同胞，取出一副破旧的扑克牌：“来！我们一块玩纸牌。”

几个情绪不高的美国军人刚刚坐下，准备靠玩牌排遣满腹的怒气的时候，敌机又飞来轰炸。这些美国军人又蓦然跃起，逃向可以安全防空的地方。当敌机飞走后，他们回来时发现史迪威仍坐在桌边，饶有兴趣地独自一人玩着纸牌。为了再一次宽慰自己的同胞，他听着敌人攻击的隆隆炮响，十分乐观地说了这句话：

“小伙子们，哈，真是个盛大的五一节啊！”

“乔，你在想什么？”一位美国参谋听后惊疑地问道。

“打倒一切，打倒所有人！”史迪威瞪大射出怒火的双眼，毫不假思索地说了这句话。

虽说史迪威决心留在失败的缅甸战场殿后，掩护所有将士安全撤退。但是，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决不会让美国的三星中将无谓地死在无可救药的地方。当他们获悉缅战溃败的实情之后，遂由美国空军司令阿纳德将军给盟军美国空军发来如下命令：

“马上前往瑞冒附近，立即把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接回来。”

然而奉命前来接史迪威的飞行员却没有完成任务。“当他们走进史迪威作为司令部的一座茶叶种植主的屋子时，发现将军已在埋头疾书，头上戴的还是那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宽边战斗帽。斯科特，这位后来加入了陈纳德的驱逐机六队，并击落了许多日机的英雄人物，用不太稳重的戏剧语调宣布道：‘先生，阿纳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出去。’史迪威在最后这些紧张的日子里变得面容憔悴、身体瘦弱。他抬起眼睛，透过无框眼镜，看着‘飞机驾驶员’，拒绝了这一特殊照顾。飞行员们愣住了。他们告诉他，他们来的时候在离瑞冒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发现了敌军部队。史迪威毫不动摇。从开始撤退时起，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与中国军队一起离开缅甸。他认为这是他作为司令官不可推卸的职责。他欢迎飞机把他的参谋人员送出去，但他自己打算乘火车、卡车、吉普车或其他可能的交通工具前往密支那，他希望能在那里与中国人取得联系。

“他没有对自己的决定作任何解释。这种拒绝解释的态度就像他不愿佩戴军衔一样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作为一名中将，他感到没有必要向几名空军上校解释自己的想法，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无意对鲁莽而又不能理解自己的陌生人倾吐肺腑之言。对于这两位飞行员来说，一位头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宽边毡帽、坐在桌后的老头儿，在敌军离这儿不到二十英里的时候，仍然拒绝空军援救，而宁愿荒唐地选择陆路出走，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污辱。”

史迪威放弃了逃生的机会，就这样默默地留了下来。他虽然失去了控制与指挥部队撤退的权力，但是，他还有着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义务：必须尽其全力安置那些交给他照管的美国军方工作人员——通过一米宽的窄轨铁路把他们运往密支那。然而，“那条单行的铁路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各个方面的部队使铁路运输不堪负担，各种级别的指挥官都在拼命寻找车辆，根据自己特殊的需要和理由来使用它们。当两列火车在温萨北面迎头相撞的事故发生后，史迪威的计划突然搁浅了。铁路已无法使用。由于没有穿越丛林抵达密支那的公路，美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陷入困境”。

史迪威及其随行人员都清楚自己的处境：“要么徒步走出缅甸，要么坐以待毙，成为日本人的俘虏。”史迪威毅然选择了徒步。他望着情绪低沉的部属，十分乐观地说：

“请相信我这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我一定把你们带出这该死的缅甸！”

现在，史迪威身边只有一些破烂不堪的各种型号的车辆和近百名各种身份的人员，“其中有十八个美国军官，六个美国士兵，西格雷夫医院的两个医生，十九个缅甸护士，十六个中国警卫人员和一支由六人组成的英国公谊会救护队，此外还有九名印度、马来亚和缅甸的厨师以及勤杂工，几名掉队的英国军官和英国难民，会说山区部落土语的美国传教士，平满纳农学院院长凯斯先生，在英国命令所有记者离境时坚持留下来的杰克·贝尔登，以及其他几个掉队的人……埃尔德里奇原为专门采访警察消息的记者，后在奥德堡担任新闻发布官，他在这支队伍里仍然是新闻发布官”。

史迪威清楚自己带的这支队伍的成分和素质，“每一个人都在逐渐失去自信。失败对大家造成了巨大影响”。加之他们一行已经离开铁路线，进入渺无人迹的森林。除了一部无线电发报机外，与外界的联系已全部中断，孤独感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史迪威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当一队士兵沿公路走近时，他在看见他们那可怕的瞬间，还真以为是日本人来了呢。‘天哪，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行军途中不断出现耽搁。”夜晚，队伍又集合起来，他甚至发出这样的祈求：“耶稣，要是在附近能够找到他们该多好。”每到最困难的时刻，西格雷夫就领着护士唱起“前进，基督的战士”。听到那圆润纯真的嗓音，“大家戛然静了下来，咒骂和牢骚停止了”。

五月六日早晨，史迪威集合队伍时，发现多了十五名英国突击队员，为首的是戴维斯-豪斯顿上校，他们胡子拉碴，全身都是泥土，锇得有气无力，史迪威大声吼道：

“你们从哪儿来？有干粮吗？”

戴维斯-豪斯顿等人摆了摆头。

史迪威气愤地瞪起眼睛，但当他想到这些失散的英国突击队员未来的命运时，他还是忍气同意把他们留了下来。

到现在为止，史迪威的队伍已扩大到一百一十四人。

也就是在这一天，史迪威等人的道路走到了尽头。除了装载补给的吉普车外，其他的车辆只好丢下了，其中也包括无线电通讯车和二百磅重的电台。这将意味着史迪威一行完全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孤立无援地走在一望无际的热带原始森林中。为此，他决定拍发如下两份电报：

一份是发往印度的，除去告诉他们自己的行军路线还特别声明：“我们的粮食越来越少，附近也找不到粮食。”史迪威命令他们派出担架人员，携带食品和药物前往霍马林等候。同时，他还要求他们立即报告印度政府：“成千上万的难民和中国部队，正沿着远在胡冈谷地的各条小路逃往印度。必须立即在沿途准备粮食，派出警察和医务人员，否则将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路上有大批的人，一片混乱，随时有可能发生一场大灾难。”

一份是发给美国陆军部的，是史迪威在向他的祖国作最后一次报告：“我们带有武器、食品和地图。开始步行，现在位于英都以西五十英里。请勿担心。中国军队也沿这条路线前往印度……相信这是短期内我们的最后一份电报。再见。史迪威。”

史迪威发完这两份电报以后，他怀着怆然而悲愤的心情带头用斧头砸毁发报机，并烧毁了全部密码本和通讯记录。接着，他低沉地宣布休息。但是，大家一听见森林中的大象发出那吓人的吼声，似乎睡神也被逐出了体外，都不安地在等待着什么。

夜幕终于徐徐打开，史迪威登上一辆卡车向队伍发表讲话。他解释了行军计划，宣布了行军规定，他要求将所有行军食品集中管理，除武器弹药和个人所能携带的物品以外，其他东西全部丢掉。他告诉大家：前面还有一百四十英里的路，中间有条大江和一座山。山口海拔七千英尺。他们每天必须走十四英里，任何耽搁都会使队伍落入断粮或被雨季困住的危险处境。他警告说，大家只有严守纪律才能生存。谁不愿意服从纪律，现在就可以领取一个星期的食物离开部队。他向周围环视了一圈，没有一个动一下，他最后大声说道：

“等我们走出去以后，你们中间一定会有不少人恨我今天的无礼。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家全都能够胜利走出缅甸。”

从此，史迪威率领着他这支特殊的队伍穿越大山森林，涉渡汹涌的江水，冒着瓢泼的大雨，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行军。为了准确记录这一军史上的悲壮历程，现摘录有关著述如下：

史迪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把步速统一到正规陆军的每分钟一百零五步……从第一天开始，许多美国人就因酷暑造成的疲劳掉了队。雨季来临之前的五月是缅甸一年中最热的月份。史迪威对这种不能吃苦和“体力极差的表现”大发脾气。他只许每小时休息五分钟，除此之外，决不允许减慢速度或停下来。到了河边他还继续按照自己的步伐涉水过河。他一面蹚水，一面执拗地注视着手表，计算每分钟一百零五步的步速。在他身后排着一列长长的纵队。疟疾和痢疾袭击着行军者，队伍中的人普遍都很虚弱，行军速度又减慢了。史迪威不得不把每小时休息时间增加到十分钟……蚂蚁、荆棘、驮包破裂、担架员失踪、离群的猛象、昆虫、水蛭、腿痛、脚泡、感染和烈日袭扰着行军队伍……史迪威发现一名军官把自己所有的衣物放在挑夫的担子里，立即集合全体人员，不点名地严厉训斥了他，因为他的铺盖卷占去了本来可以安置一名病人的空位。史迪威的声音愤怒地颤抖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耶稣，甚至他的宽边毡帽看上去也像气疯了似的。”一个惶恐不安的行军者悄悄地说。

队伍又继续爬了五天山，每日行程增加到十五到十六英里，为了赶在雨季的前面，下山的速度达到每日十七英里甚至更多。已经开始下雨了，路面泥泞，不断有人摔倒。他们踉踉跄跄，咒骂着天气，还要经常弯下身子，把脚尖插进泥坑向上攀登。西格雷夫腿部感染，痛得他每天行军结束时什么也不能干，“只是蜷缩在军毯里，祈求上帝让他毫无痛苦地突然死去”……倔强的缅甸护士唱起了基督教赞歌和美国流行歌曲。

五月二十日，队伍抵达英帕尔。史迪威以自己周密的计划和坚强的领导，终于把这支队伍完全地带出了缅甸。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平民中，这是唯一一支抵达印度而未减员的队伍。在史迪威带领下走出缅甸的人中确实有不少人恨他无礼，但所有这一百一十四人都知道，他们能够活下来，也幸亏了他。一位记者报道说：史迪威“貌似愤怒的上帝，骂起人来犹如堕落的天使”。他体重减少了二十磅，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只剩下了皮包骨头。他双手颤抖，蜡黄的皮肤就像得了黄疸病，眼珠深深陷入眼窝。

但是，史迪威永远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在印度新德里写给夫人的信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伙计从印度给你写信，通知你我已从缅甸来到这里。一切都好。我的体重偏轻了些——说句大实话，我看上去很像是医学书中那种没有皮肤、展现着下层肌肉的家伙。无论如何，我正在猛吃猛喝以便迅速恢复起来，能把我的那帮人带出丛林我简直高兴透了。”

史迪威永远是一位不认输的英雄！他到达印度不久，就利用新闻媒体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我们吃了个大败仗。我们被赶出了缅甸，这是天大的耻辱。我认为我们应找出失败的原因，打回去，重新夺回缅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