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宁三年（5），羲之二十三岁。此年闰七月，明帝司马绍死，年二十七。太子司马衍即位，年五岁，是为成帝。九月，以成帝幼冲，不能独自料理国家大事，由庾亮之妹庾文君即此时的庾太后临朝称制，类似后来的垂帘听政。朝廷以司徒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壸，共同参辅朝政。这等于一个三人内阁。然而，这三人的分量是不同的。庾亮依靠太后妹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事之大要，皆决于亮”。王导“录尚书事”，名义上相当于宰相，实际上只是“参辅朝政”而已，等同顾问，实权远非从前，王氏的大权被大大地削弱了。对此，王导当然很不甘心。

咸和元年（6），羲之二十四岁。六月，朝廷以车骑大将军郗鉴领徐州刺史。司徒王导不满庾亮专权，称疾不朝。很多人想去看望，都被他拒之门外。此时郗鉴恰好外任，王导竟私下里为郗鉴送行，可见他没有什么要紧的病，称病不朝，只是闹情绪而已。尚书令卞壸以其“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奏劾王导。

表面上看，王导这样做确实有违朝纲。称病撂下工作，连皇帝都见不上他的面。如今郗鉴外任，他倒是没病了，老亲家（因为羲之的姻亲关系，两人也得算亲家）两个还搞什么送别宴会，这不是故意让朝廷难堪嘛。简直是无视纲常！卞壸不忿，上书弹劾王导，维护法纪，不为错。王导此举并非一时考虑不周，他是有意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告诉世人：我不服你们的做法，我不想跟你们合作！我说有病是假的，我就是不高兴。

当是时，嗣主晋成帝只知道贪玩，哪里有处理国事的能力啊。母后称制，庾亮以元舅的身份处理每日大事，多数时间住在宫中。此时庾亮大权在握，感情用事，任法裁物，往往放肆文人性情，又多偏袒近亲本族，因而颇失人心。和王导辅政时相比，人们更怀念后者。王导执政的要诀是“以宽和得众”。这种宽和实际上是只对豪强士族的纵容，不是对老百姓而言。丹扬尹阮孚以太后临朝，政出舅族，谓所亲曰：“今江东创业尚浅，主幼时艰，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乱将作矣。”阮孚真是一位富有政治远见的人。自王敦乱后，王氏不被皇帝信任，大权逐渐被削弱，庾亮以贵戚用事，胸怀又不够宽广，处理事务往往主观武断，与王氏经常发生矛盾。

不久，庾亮的错误造成了苏峻之乱，使司马氏政权愈益衰微。

大约此年，羲之起家为秘书郎。

起家，是魏晋时的政治词语，意为“进入仕途”或“初涉政坛”。要说明起家、秘书郎这两个概念，得先弄清楚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是行于魏晋南北朝的主要的选官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汉代实行举孝廉、选才人的察举制度，目的是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让他们参加到国家管理队伍里来。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一旧例中延伸而成的。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是由魏文帝曹丕时的吏部尚书陈群创议的，两晋继续施行。

两汉的察举制，到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形同虚设，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这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二者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曹**后，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时期选官制度的主体，但察举制度并未完全废除。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九品中正制，内容主要有三：

一、设置中正。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所谓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即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之品评。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晋以后，改由朝廷三公中的司徒选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的大中正官推举，但仍需经司徒任命。一般情况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有时司徒还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这是为了保证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对九品中正事务的干扰。大小中正官的手下还有名为“访问”的属员。

二、品第人物，是中正官的主要职责。中正官负责品评和他同籍的士人，包括本州和散居其他各郡的士人。品评的主要内容是：家世，即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具体指父辈、祖辈的资历仕宦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现在的操行评语。当时的总评一般都很简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

三、定品，即确定品级。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即使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魏晋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最初的设计是为了选贤举能，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权力掌握在察举之人——中正手中，又因中正皆出身于豪门权族，不能做到“贤有识鉴”及时任之。故此法实施时间一久，流弊就暴露出来，一方面是平庸之辈得近水楼台之便，另一方面是优秀人才反被埋没。晋武帝太康五年（84），尚书刘毅上书《论九品之弊》，痛陈中正操人主之威福，品评人物并无客观标准，乃至对一个人的评价十日之内有大相径庭、黑白对立的说法。这种现象是普遍的，而且愈演愈烈。至于隋唐，终于被考试制度所代替。

魏晋时的九品中正体系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贵族子弟到了“弱冠”之年，当然地就能获得官衔从而初步仕途，这称为起家。而起家的第一道门槛，又往往是秘书郎、著作郎。《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为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而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指南朝梁）尤甚。”魏晋时的用人选官多为贵族士族内部的近亲繁殖。

按说，王羲之的出身门第乃当世第一大家，应该早就出来做官的。他的兄弟辈人王悦、王恬、王洽、王协、王劭等，都是刚过“弱冠”之年即获官位，先后做了侍郎、太守、将军等。为王羲之延誉的周顗二十岁刚过就袭了其父的武城侯之爵，拜为秘书郎。相比之下，早过弱冠之年的王羲之仍是一介布衣，个中缘由，不得而知。是否因他醉心于书法绘画而心无旁骛？或因其兄王籍之被弹劾而对官场心生厌恶？抑或经历王敦造反两次动荡无心仕途？这些猜想，怕都不能切中肯綮。

宁肯这样想：羲之弱冠之后，正是琅邪王氏不得志的时候，王导受多方压制情绪不好，朝中大权几乎都在庾亮手中。这从王导闹情绪称病不朝可以得到印证。如此时节，王导无心擢升本族子弟，更不愿把羲之这样的人才送到庾亮手下。王导既然不管，庾亮也不肯吸收政治对手的人进入九品中正系列，羲之的仕途就被耽搁下来了。

王羲之起家担任秘书郎的时间不很长，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也无记载。此时，司马昱八岁，“出就外傅”，由琅邪王徙封会稽王，王羲之受任为会稽王友。魏晋时期，“王子友”这一官职是为各诸侯国的首脑配备的，无具体事务，性质上还属于秘书、顾问、辅导员一类闲职。王羲之担任秘书郎仅数月即迁会稽王友，这也是正常的仕途演进。

从此，王羲之走上了为官之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