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冬，羲之与郗璿结婚。

这是一桩美好的姻缘，也是士族大家珠联璧合的范例。这次婚事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下进行的。王敦与朝廷之间的冲突已是箭在弦上，战事就在眼前。郗鉴被王敦软禁后，此时已不存任何政治谈判的想法。他坚定地站在皇室一边，决心讨逆，别无选择。对于王羲之来说，一边是伯父，一边是岳父，彼此水火不容，他不可回避地被置于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此时羲之该作何感想作何选择？

羲之此时已经二十二岁，成熟的他必不肯轻易陷入危机之中，当然也不会背弃大义。

不久，王敦病重，他以朝廷的名义矫诏任命其“乳臭未干”的嗣子王应为武卫将军以自副，又以其兄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六月，王敦派钱凤及冠军将军邓岳、前将军周抚等率众进攻京师。此时的王敦已不是当年威风八面的状态，常年的戎马生涯，又不善调理，多次的沉浮颠沛，长期纵酒纵欲，过于强烈的悲喜怨怒，遂至于大病不起。更为切实也更为本质的原因，是王敦、王导所代表的大士族、大地主、大官僚阶级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怨恨。多年来，他们的特权无限扩张，贪婪的权财追求几乎无边无际，这个集团已经为社会所不齿，怨愤之声不仅在宫廷，整个江南对他们都敢怒不敢言，这种民怨之声甚至流传于乌衣巷的市井儿歌中。

京都再次面对兵临城下的危机，晋明帝看到先帝忧愤而死的悲剧马上就要复加到自己的头上，忍无可忍，决定举全国之力讨伐王敦保卫建康，和叛军决一死战。在军事部署上，朝廷调动大批兵将，加司徒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这是“以王制王”的策略），以帝舅庾亮领左卫将军，以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保卫皇帝和皇室）。郗鉴是赤心保主的，但他此时却以“卫军军号无益事实”而固辞不受，不知是为了避免成为王敦的主要攻击目标呢，还是觉得让自己做个“皇室保卫队长”对整个战役没有实际意义。

王敦这次造反，和第一次逼宫晋元帝有所不同。如果说上一次还有“清君侧”可做遁词，那么这一次就是明目张胆的造反，而且是对抗民意违反民心的军事政变。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刘隗、刁协那些人已被清除，王敦为何还要再次“犯上作乱”？笔者以为：从表面上看，上次王敦入京已经给自己留下一个叛臣逆子的声名，怎么擦拭也难以洗刷干净了，尤其是错杀周顗且不准王彬前往吊丧一事，在社会上造成的恶评久久不能稍息。其次，王室对王氏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强，而且开始了行动，如重用庾亮、郗鉴，强军以备不测等。最严重的是，王敦自持淫威，把王家子弟都封了大官，这引起江南各个士族大家的联合反抗。王敦的本意是加强王家的政治势力，企图以刀光剑影压服民意，结果适得其反，足见行大事者往往过犹不及，民心才是根本。王敦很可能作如是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情势反而每况愈下，这样下去，王家必将为俎上肉，干脆打进京城掀翻皇帝……既然洗不掉叛臣的骂名，那就再来一次，让你们晓得我的厉害！

七月，双方大军激战于秦淮河畔、朱雀桥边。

此时的建康，到处都是刀光剑影，杀气弥漫。

临淮太守苏峻等援兵从北部压下攻击王敦部将王含，王含兵溃，朝廷在军事上很快转为优势。恰在此时，王敦疾甚，昏迷不能主事。虽经多方治疗，终于不可救药，一代枭雄王敦愤恨而死。多年来威风八面、横行无忌、气焰嚣张的王敦终于顶不住天道循回，一命归天去了。

主帅死亡，让王家军士气大挫。

王含、王应见大事不好，仓皇逃去荆州，投奔王舒。王舒虽为王氏族人，但他害怕朝廷问罪，便将王含、王应父子俩杀死，尸体沉入长江中，此举完全出于自保。王敦的部将周抚与邓岳等舍弃军队狼狈逃亡，进入酉阳的蛮人部落中。这场剧烈的军事政变是东晋立国以来的第二次大震荡，其结果是王敦惨败，落了个“发瘗出尸，焚其衣冠，跪而刑之”的下场。直到唐人所撰的《晋书》，仍从正统的史学观点骂他“擅窃国命，杀害忠良，遂欲篡盗乘舆，逼迁龟鼎”。这一评论类似“文革”大字报的简单谩骂，未曾从社会矛盾的基本层面去作深入分析——姑妄听之，不必囫囵盲从。

王敦之难平定后，有司奏“王彬等敦之亲族，皆当除名”。

明帝考虑再三，最终还是下诏：“司徒导以大义灭亲，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亲乎！”司马绍的这一决定是聪明的。当时王家依然拥有很强的政治实力，如果将他们悉数除名，极有可能酿成祸乱。于是皇上说：虽然王敦谋反，但是王导及其族人大都能立场鲜明地站在国家一边，大义灭亲，难能可贵啊。王彬虽为王敦附庸，但他是王导的近亲，不要问罪了。于是，“悉无所问”。

不过，到十月间，朝廷还是免了王彬的江州刺史，征拜光禄勋，转任度支尚书——由封疆大吏调为朝廷内官，这也是为了防祸。其实，王彬是真正的忠臣，且从来没有动摇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身在王敦营中，无可逃遁，但头脑始终清醒。王彬多次苦谏王敦，王敦甚至要杀死他。王彬向使不在王敦，而是在庾亮、郗鉴或王导的帐下，忠奸之累决不至于此。关于处分王家一事，《晋书.王彬传》的记载较详：“敦平，有司奏彬及兄（王旷）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皆除名。”明帝下诏，一律加以宽恕。此事说明羲之兄长王籍之当时仍在世，此前曾任安成太守，而且是支持或默认王敦造反的。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羲之受到不小的冲击。王敦第一次造反，羲之响应王导天天随家族中人去朝廷叩头请罪，这对于“以骨鲠称”的他已经够难堪的了。王敦第二次造反，情势更为复杂，政治的戏剧性和人生的无常在王家体现得十分鲜明，而且总在风口浪尖上。好在羲之此时尚未做官所以谈不上处罚，他的胞兄王籍之却险些被撤职除名。

此时此事，羲之的政治倾向究竟如何，没有史料可证。我们有理由推测，他从叔叔王彬身上一定会得到教训：最好不要跟随本家做事，亲族往往让人的立场发生迁移；亲族的藩篱让人不能自由表达观点，让外界的舆论产生误解，倒不如跟了外姓旁人去做事，反而有一定的独立性。后来他去庾亮、殷浩那里做事而不愿在朝廷跟随王导，最早的影响可能来自这里。王羲之的这种判断与选择是不是受了当时民情民意的影响，而不肯将自己完全撂进家族圈子里呢？笔者以为是。

这次事变中，郗鉴的态度值得玩味。郗鉴是永嘉南渡之流帅中最具实力、最具政治眼光的一个。他忠于司马氏王朝，反对王敦造反，立场很是明确。同时他也充分看到王氏在江左羽翼广大，所以他坚决反对刘隗等人“尽诛王氏”的馊主意。王导代表了大豪族的利益，有“江左管夷吾”的称号，没有任何势力能与之抗衡，东晋政权也依赖王家得以偏安江南。郗鉴从王敦那里回到建康后所作的讨伐王敦的谋划，后来起了至关要紧的作用。而他，并没有首当其冲，也未曾因此多分一杯羹。

在王敦两次造反中，王导的态度也值得推敲。王导仇恨刘隗、刁协等，对皇帝采取的压制、怀疑、降低王氏权力的做法当然不满。从这一点说，王导心向王敦，同情其“清君侧”的做法。但王导并不支持王敦造反，不赞成王敦采取的以军事手段夺权的极端方式。作为政治家，他有他的认知、耐力和筹划。王敦第一次打进京师来，王导借助其军事行动顺便清除了异己，但他反对全面夺权。王导总是以维护司马氏王室的面目出现，这可能出于儒家的忠君理念，也可能是政客的老谋深算。王导明白，虽然元、明二帝软弱无能，但若废除司马氏改由王氏独掌政权改朝换代，阻力还是非常大的，倘若因此导致江南大变，那就远不如利用司马氏的招牌继续维持“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庶几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对王家也没有坏处——既执掌实权又能得忠臣名声，何乐而不为！王敦在政治上远不及王导老辣，“狼抗无上”，“鲁莽灭裂”，反而导致自己的覆亡。

现代人有必要冲破旧式的伦理观，去审视历史上的忠奸顺逆。来自封建正统的所谓叛臣、反将、乱臣，不可一概而论。取得政权的手段只是一方面，关键看执政者做了些什么，攻守双方都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三代之前就有这样的故事，忠奸难以厘清。史书说，尧在移交权力时曾经十分为难：“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因此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终不以天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从这段话看，尧是自觉地、主动地、高风亮节地让位于“舜”的，果如此，尧不愧为道德高尚且有理性精神的圣人。其实这一描述并不完整。史书只是用“卒”、“终”记载了结果，省略了尧舜争斗的过程和细节。据《孟子》载，舜早就看出尧想授位于其子丹朱，起初他采取了贤人姿态（实际是观望），不争论，也不争夺，希望尧最终不会那样做。后来舜发现形势不对劲了，于是一改韬晦之计，主动出击，从尧的手里夺了最高权力。《古本竹书纪年》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说出了当时情景：舜认为尧的德行堕落了，不该让自己的儿子接班，于是就把尧抓起来了，尧成了舜的囚徒。“复掩塞丹朱使不与相见”，舜还把尧的儿子藏起来（软禁），不让他们父子相见。由此可见上古时代的那次权力继承其实是一次宫廷政变，为此，韩非子说舜是“人臣弑其君者”。但在道德伦理层面上，很难说谁对谁错。尧如果将权力私相授受就等于破坏了既定规矩，当然不妥。舜在夺权过程中使用了武力，后人也多有诟病者。今人只能从历史的层面上去认识上古之事。当时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禅让制摇摇欲坠，而世袭制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必然会出现类似的政变。舜执政清明，深得民众赞誉，照样获得历史的好评，这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

同样，舜后期也想把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无奈大禹手下有强大的治水队伍，最后大禹将舜的儿子商均灭了，也是武力夺权。大禹治国有方，后人还是将其尊为贤达伟人。大禹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启，也曾遭到伯益势力的反抗。虽然启最终建立了夏朝，后来还是有“夷代夏政”四十年的历史插曲。历史说明，只有那些获得民意的政权才具有稳定的合法性，政权的转换形式是否优雅，是揭竿而起还是禅让篡位，不是最重要的。

两汉三国，篡位的事多了去了。王莽是一位迂腐的改革家，一度雄心壮志企图改革西汉末年的社会积弊，可惜因其过于迷恋儒家教条，改革没有成功，反而引发**，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刘秀继续了皇权，将王莽认定为篡国夺权的奸臣，他的成功在于恢复了西汉的利国利民的大政方针。曹操，一代豪杰，建安文学的领头人，也被正史称为奸雄，舞台上的白鼻子曹孟德总是一副丑相。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名将，桓温，他曾力排众议，率军北伐，恢复了东晋大半失地，功在国家，桓温父子后来被正史诬为“乱臣贼子”。桓温与王敦“心有灵犀”，有一次，桓温行经王敦的坟墓，情不自禁连声赞叹“可儿！可儿！”——多么可爱的一个人啊！桓温，这位被《晋书》谴责为“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的“凶逆”，王羲之却尊称他为“桓公”，誉之为古来少有的英雄。王羲之的好友孙绰在《致庾亮笺》中也说：“王敦可人之目，数十年间也。”《世说.赏誉》注：“不知其人，观其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分的标准只能是政治、道德、思想观点的一致。从种种迹象推断，王羲之不是东晋王朝的叛逆，但也绝非愚昧颟顸的忠臣。联系后来羲之致司马昱、殷浩等执政者的书信中对当局的激烈指责可以看出，王羲之是不满东晋现实的，但他的不满和王敦王导的不满是有区别的。古代历史家众口一词地咒骂王敦、桓温为逆臣，实际上，两晋的统治者司马氏已经反动腐朽到极点，内外衰颓不堪，其政权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即使从手段上说，王敦、桓温等人希图取而代之，也未可厚非。曹魏不是篡夺了汉室的政权吗？司马氏不也是如此得来帝王宝座的吗？如果曹魏、司马氏的政权具有合法性，对王敦、桓温之流就不应过分苛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