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对王羲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失怙之痛。

当时的政治背景是这样的：司马越听从王衍计，以王敦为扬州刺史，兼领江州刺史，任务主要是带兵打仗，保卫黄淮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王敦占据了从东海到长江中游的湖北江西安徽广大地域，兵多将广。他驰骋战场，杀伐无数，但对未来并没有十分的把握。王衍说服司马越实施守淮保黄的战略部署，万一形势不好，军队可以退一步守淮保江，以江南作为日后的立足之地。七月，司马越再遣王敦坐镇扬州，招兵买马，催促粮草，充实黄河流域那些继续与北方民族血战的各支军队。

汉主刘渊（就是那个慷慨大方曾被朝廷重用的匈奴人）遣其子刘聪及大将王弥侵略上党，围困壶关。壶关即今山西上党、壶口地区。此处扼守太行东西，锁钥黄河南北，是个无可争议的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壶关失守，则京师不保。司马越先是遣并州刺史刘琨使兵救之，但为刘聪所败。并州即今太原，刘琨失败，意味着山西北部也沦陷了。匈奴的势力——此即当时五胡十六国中的汉——占据了黄河以北大片地域。

此时，作为掌管全国军事的太傅司马越，其最好的战略选择是避开敌方锋芒，坚守黄河，整顿军马粮秣，待积蓄力量后再战。但他错误估计了形势，不顾军力疲顿粮草不济，派遣时任淮南内史的王旷率将军施融、曹超带兵前去攻打刘聪等，企图将来势汹汹的敌人赶出山西。军事的棋局从来是双方一起的博弈，晋朝的士族知识分子大多天真，他们以为棋局是由一个人单方面拨弄的。

王旷带领不足三万军队，自黄河而上，欲长驱而前。此时上游春水融冰，大河汹涌，浊浪滔滔。王旷的军队沿着黄河向西行进，对面是巍巍太行山南端的东垣（北魏皇兴四年曾改名白水县）。太行山巍峨广大，向南延伸至河南与山西交界地区，濒临黄河，《愚公移山》中说的王屋山就在这里。太行山脉的东侧为断层构造，相对高差达一千五百至两千米，交通不便，军队和粮草很难通过。王旷的队伍必须解决四大困难才有可能取胜。首先是过河，全军渡过黄河并在对岸有可靠的立足之地，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其次是翻越层层大山，到达战役地点并迅速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攻守态势。不熟悉那边地形，没有良好的向导，不要说打仗，进去多少人都出不来。三是粮草供应，如此险恶的山川，没有充分的军需准备，即使敌人不防御，也很难调动数万将士过河杀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保持高昂的士气。

遥望河对岸的层峦叠嶂，还有面前滔滔的河水，将士们大都没有取胜的信心。古时有太行八陉，这八陉都是羊肠小道，王屋山内的小径几乎无路通行。笔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做过一次太行探险，自济源翻山去王屋山主峰，因为山路过于险要未能成功。后又曾赴垣曲县、平陆县、曲沃县考察当地农民生存状况。从魏晋至今时间已过去一千七百年，那里的很多人还住在山中塬上的窑洞里，农民家中穷得徒有四壁，而这还是二十世纪的和平年代呢！试想魏晋时的情势，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部队要在那里打仗，绝对不能依靠从当地取得军粮和民力——想都不要想！

将军施融对主将王旷说：“彼乘险间出，我虽有数万之众，犹是一军独受敌也。且当阻水为固，以量形势，然后图之。”

施融对形势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刘渊父子已经占据晋地，雄踞太行，正是野心旺盛、战斗力最强的时候。他们若以壶关顺流而下，或者出风陵渡过河，三天之内就能拿下长安、洛阳，正所谓“此诚不可与争锋”的军事情态。但是，如果晋军扼守黄河渡口要塞，以黄河为天险，加固防御工事，度量形势，等待时机，然后打败敌人，是可能的。而且，这也是最为实际的选择。

这一建议至关重要，也符合军事的攻守大略。然而，王旷求胜心切，当即就愤怒地骂部将施融：“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故意要乱我军心！扰乱军心当受什么处罚难道你不知道吗？”王旷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当时军中弥漫着失败的预感，军心脆弱，王旷对此也很敏感。施融见主帅如此严厉，丝毫没有听取合理建议的意思，知趣地闭了嘴。施融并非不懂士气的重要，但他深知维护士气是有条件的，如果面临必死无疑之地，又无慷慨就义之精神支撑，甚至也没有粮草，那士气是维持不住的。

从王旷的反应可以看出，王旷对于这次战役的整个攻守态势很不明白，对敌我力量对比也缺乏清醒的认识，而且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有人说，这足见其报国之心一片赤诚。不然。今人讨论历史功过，无须为贤者讳。王旷身为主将，应当对此役负有最终责任。大军行动，犹如箭在弦上，军心自是不好动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战争是以胜败考量将军和士兵的，每一次重大战役的胜与败都会给大局造成极大影响，胜者负者，不可同日而语，前者焕然一新，后者不可挽回。

王旷为什么如此建功心切？重要的原因在于：司马越安排司马睿占据建邺，但是，琅邪王氏当下几乎都投在晋王司马睿麾下，司马越对此有些不放心。万一中原丢失，而司马睿据江独立，他司马越将无葬身之地。因此他才将远在淮南的王旷的军队拉出来，派往晋地去拒敌。如果王旷违背命令，就足以证明王氏兄弟和司马睿已经有了君子协定——不惜丢弃中原而偏安江左。王旷深知这次调动的政治潜台词，所以只能拼死一战以证明琅邪王氏还是忠于西晋朝廷的。

政治可以暧昧，战争无法掺假，任何夹杂了政治私心的战役都会失去最基本的判断，举措也就成了作秀。王旷面对强敌一心想着攻城略地做个样子给司马越看看，没有虚心倾听部下的忠言，对军情失去了冷静的分析，导致了错误的决策。王旷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赶早越过黄河，尽快与敌人决一死战。哪个胆敢怠慢军心，立斩！

施融见主帅不肯采纳他的意见，退回自己的兵营中，自语道：“彼（刘聪）善用兵，旷暗于事势，吾属今必死矣！”施融是个了不起的将领，此时的他已经预知自己一干人此战必死无疑——何等清醒的见识！魏晋文人多不谙军事，然而常被委以军事重任，此亦为中原朝廷失败的原因之一。历史上文人带兵者不计其数，但是所有的胜利者都有一个特点：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方案，善于学习，积累经验，才能打败强敌——王旷不属于这一类。

次日，王旷一意孤行，一干人等，渡过黄河，于太行山中挺进，寻找刘聪父子的队伍，以求决战。经过多日跋涉，军士筋疲力尽，又无粮草接应。没有粮草供应的部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这是常识。当数万人与刘聪相遇时，晋军已经不堪一击，胜负勿复多言。两军战于长平之间，旷兵大败，施融、曹超皆战死。王旷被俘。

这次战役的失败，教训在于：一、司马越及王衍此时调遣王旷北征，是一大失策，至少时机不对，在应当取守势的时候取了攻势；二、从淮南去上党，深入敌区，路远劳师，为军事之大忌；三、王旷求功心切，不懂山地作战的特点，又听不进部下良言，主观武断，无异于铤而走险，非败不可。此举不但置王旷于死地，且给王羲之兄弟造成沉重浓厚的政治阴影，这一痛苦，终其一生都无力摆脱。

噩耗传到建邺，王导最先得到消息。他反复问及王旷的下落，来人只是摇头。王导追问：是死了还是活着？来人斟酌再三说：没有死，但不知下落。王导知道，既然没死，那就是被俘后降了。如果按被俘投降上报，那将有辱王家的名声。况且，王旷身负王命奔赴战场本意是为国立功，主题基于正义，无论如何不能让献身国家的人背负恶名。于是，在向司马睿报告消息时，王导用了这样的词语：“王旷下落不明。”

不幸的消息终于传入家中。

时在永嘉五年，公元三○九年，羲之七岁。

父亲的噩耗传来，犹如塌天之祸。羲之听见了母亲那一声悲恸欲绝的哀号，还有哥哥惊天动地的哭声，他冲出帷幕，到了客厅，抱着母亲连声呼唤。哥哥籍之因为过于悲怆，以至于喉咙里哭出血来。母亲一口气憋了过去，倒在潮湿的地板上。大家闻声赶来，此时母亲还是无声无息。过于强烈的打击让这位文弱女子无法承受塌天大祸。众人千呼万唤，又请了医生抢救，好歹拉回了她的性命。族人好言劝慰，又不敢把话说得太透，失败但不壮烈，痛苦便不能畅快诉说，老少男女都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母子抱头痛哭，惊天动地。

整个乌衣巷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关于是否发丧，族人意见不一致，有人说这是为国捐躯应当让“死者”享受国礼，以求备殊哀荣，有的说结论暧昧不好大张旗鼓地办理丧事。众说不一，最后只有请王导定夺，他不仅是家族第一长者，也是当朝的行政首辅。王导发下话来：人没死，发个什么丧！好好等着，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正是靠了王导的这句话，羲之一家得到一个模棱两可的政治待遇和虚无缥缈的希望。母子三人带着沉重的痛苦，怯怯地保护着“亲人回归”那棵微弱的希望的幼苗。这棵精神的小苗从来不能见到阳光，没有生气也没有力量——那只是一个灵魂飘逝的象征。

因为是庶出，王旷在家族中的地位不高，伤及自尊的世俗偏见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羲之的母亲和哥哥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没有谁愿意公开说出，彼此都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如今父亲不在了，而且还顶了个不大好听的名声，这让羲之全家都感到非常压抑。大家虽然不肯明说，但上上下下都心知肚明。这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中存在着悖论：王旷为国家出征，身负国命，失去下落也好，战死也罢，道义上应给予褒奖；可他下落不明，就有人怀疑其被俘投降并为敌效力，这又是一份抹不掉的耻辱。这个暧昧的名声让羲之一家长期生活在阴影之下，孤儿寡母承担了多少苦痛！可以推想，在乌衣巷里，羲之兄弟在人前人后必有“腰杆子挺不直”的难堪。羲之少时的“讷于言”，或许和这种忧郁有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