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推开这一张门时，母亲已经走了。她的枕，她的床，她的房间，已经空了。她的一些破旧衣物残留秽迹，但散发出一种熟悉的余温，已被打成一个包，抛入黄昏中的垃圾站，很快就被苍蝇飞绕，被蚂蚁攀爬，让我不忍回看。我后来每次走过垃圾站都有几许心悸，至少有几分茫然。

从道理上说，我知道这是好事。将心比心，我要是她，也会希望早一点解脱。她病倒已数年，即便那一次在医院里恢复得最好，也是食不甘味，神智混乱，常常拉坏裤子和被褥。这样的日子实在痛苦。每次醒来后看一看电视，实际上看不清，也看不懂，只是一种漫长的呆坐，一种面对五光十色的时间苦刑。在大姐家住过，她不大习惯，据说每晚都坐在床头不能入眠。在二姐家也住过，她还是不习惯，成天站在阳台上守望，还恢复了咳嗽和喘息。我同马楠商量，还是接回来吧。于是，我把她背上五楼——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就是她最后一次回家。她再也不能活着从这张门走出去了。

她从来记不住我背她上楼的事。包括每次送医院，包括上公园或躲地震，我背来背去的结果是她的感慨：“涛儿力气大，上楼下楼都亏了他。”

马楠忍不住说：“哥在国外，他的魂来背你呵？”

母亲指了指我，她的女婿，“不会吧？是他背的？”

她似乎明白了，但后来再提此事，肯定还是张冠李戴。“嗯，涛儿力气大。”

她已这样认定了。正如她把马楠买的生日蛋糕，说成是马涛买的；把马楠买的棉鞋和电热器，说成是马涛买的；连大姐、二姐买的衣服和床单，都成了宝贝儿子的一份孝敬。三个女儿一提起这事就很不高兴，就说老人太偏心，重男轻女。“你们去打个电话呵。涛儿要回来吃晚饭吧？”她有时突然这样发问，似乎必须把一个多年来未曾回家的儿子，想象成身边的事实，一种看得见、摸得到、嗅得着的孝顺。

她的胃口稍好了一些。稀饭，面条，蜂蜜水，生黄瓜，多少能吃一点。她显得高兴了，便多说一些话，甚至能开一开玩笑。她说大姐长得俊，但对大姐夫太粗心，太凶，由此说到自己年轻时对父亲也凶，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欠欠的。接下来，她叹了一口气，宣称自己快要死了，顶多也就两三年了，以后给丈夫扫墓都很难了。

我问她还有什么事放心不下。

她摇摇头，突然眉头紧锁地抱怨：“他对我不好呢。”

“他不是给你寄来了药？”

她不吭声，似乎知道我在骗她。

“他太忙了，没办法，也许秋天能找机会回来。”

“今天天气真热。”她把话头岔开。

我知道她其实希望我继续往下说，包括说那些假话。

“他不是来信了吗？不是来电话了吗？依我看，他对你比以前好多了。昨天他听说你睡着了，就要我们不去惊动你……”

“他不是对我不好，不是。”她终于点点头，合上眼皮，摸了摸毛衣，陷入一种含混不清的嘀咕。“就那个姓肖的主意多……”这大概是指她的儿媳。

不知什么时候，她把目光投向我，眼巴巴的像个孩子。“你说，这次发病，怎么就不回头了？”我看出她眼中的失望和惶乱。放在以前，只要我与马楠在她面前，只要我与马楠说她的身体没事，她就会点头，就会放心地入睡，发出均匀的鼾声。可这次情况有点不同。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能找的医生都找过了——他们都含糊其辞。她肯定感觉到这一回我们的目光不像以往那样坚定，口气不像以往那样爽快，便不再多说话，再次叹一口气，看电视屏幕上的浮光掠影。“这只鸡怎么没毛？”她指着屏幕表示惊讶，其实屏幕上是一位比基尼女郎，在她的眼里恍惚了。

吃药和注射仍在进行，但充其量只能减少她一点咳嗽。这一天，她吃了一个汤圆，一点麦片粥，一点燕窝汤。第二天，她只吃了几勺稀饭，一点麦片粥，两片苹果，但精神似乎还好。马楠劝她多吃时，她还能发发脾气：“不吃就是不吃。老问什么呢？”第三天早晨，她气息变得有些虚弱，说自己的脚痛，让马楠揉了好一阵，但已不大说话了。10点10分，马楠发现她额上开始出汗。10点5分，马楠发现她呼吸开始变粗。10点50分，救护车应招抵达，医生进门来，发现她睁大眼睛，死死地盯住床边的墙，手腕上的脉搏已消失。11点分，医院急诊室里的抢救开始，呼吸机、起搏器等设备悉数上阵。

我请假提前下班，匆匆赶到医院急诊部，发现医生已放弃了抢救，将大白布拉过来盖住她的脸。这时是11点50分。二姐和二姐夫已经到了。大姐和大姐夫随后也到了。马楠与大姐赶快去买鲜花、取寿衣以及准备遗像。二姐则同一个老太婆吵架，说对方的洁身费和整容费要价太高。

根据老人生前的交代，没有任何追悼仪式，甚至没有通知任何外人。在儿子的电报到达后，塞进她怀里后，我们便从医院太平间出发了。灵车一路缓行，被很多汽车超越，到大桥时却突然不动了。司机钻到车下去修理，忙得满头大汗，也让我焦灼不已。后来想一想，这也许是母亲还舍不得走，想多看一眼江边的风景？或许是她不明白电报是怎么回事，觉得送行者当中还少了一个身影，她还得在这里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火葬场正在改建，到处堆放石材、水泥、砖瓦，是一个乱糟糟的工地。待一切手续办完，母亲被焚尸工转到轮车上，送入黑洞洞的炉膛。电闸一拉，巨大的锈铁炉门发出咣当震响，震得轮轨和轮车都颠簸起来，母亲的一缕黑发也从白布里抖落。马楠要前去整理一下，被焚尸工拦住了，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人以她一缕黑发向世界告别。她的白发一直很少，因此白布下挣扎而出的一缕黑发，似乎是一道闪电，一道鞭影，一道裂痕，向脏乱不堪的火葬场暴现一个女人顽强的青春。

鼓风机轰轰响起来了。我们追到室外，见烟囱里飘出一道薄薄的青烟，越升越稀疏，越摇越透明，最后完全消散在蓝天。

马楠忍不住，终于捂住脸，一头扑进小汽车，躲到那里放声大哭。她一定是哭母亲的消失之地如此不堪，哭锈铁炉门粗暴的巨响，哭炉墙和地面的肮脏，哭其他几具陌生尸体在炉前的混乱拥挤，哭自己未能在焚尸工前坚持一下，最后为母亲理一理头发——回报母亲这一辈子为女儿千万次理过的头发。当然，她也可能是哭这十多年来的日日夜夜，一次次在老人走失后的满城寻找，一次次在老人拉坏后的全面洗涮，一次次在老人误用灶具后的扑灭火情和收拾残局，还有一轮轮应对老人彻夜咳嗽的焦虑不眠……好了，火情不再有了，咳嗽不再有了，一切烦恼和折磨都已结束，她应该轻松了，自由了，高兴才是。她怎么有那么多泪水夺眶而出？

那么，她是哭母亲这一次不仅带走了爱，也带走了自己的全部委屈——或者说与委屈等值的爱，让她哭得如此孤单。

她是哭母亲的最后一句话吧？

这最后一句遗言是：“涛儿，你再给我揉一揉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