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臣道：“制义本无益于学者，而使畅发圣贤之精义，辨析经传之疑蕴。较唐、宋、元取士之制，或雕琢其心思，或纵横其意见，或俳忧其兴趣者，得失判然矣！况为老太师所持制，为臣子者，可贸贸去之乎？”吴江秀道：“为臣者当责难于君，当进以唐、虞之政，祖宗法度有必当更改者，何嫌于变易耶？”素臣道：“祖宗法度有必当更改者，有可以不更改者；若不问其当改不当改，而肆意改之，以为责难于君，此安石之邪论也。安石变法而行雇役，民既安，温公并议改除，苏轼犹以为言。况祖宗法度，百余年所安者耶？本朝由制义出身者，忠如方、景诸公，直如钟、戴诸公，苏尚书之理学，季祭酒之气节，于少保之功勋，彭相国之经济，麟麟炳炳，史册可稽。即现在阁臣，如刘、谢六卿，如王、马、刘、戴诸君子，树立卓然，何一非制科出身？而必欲变祖宗之法度乎？况有乡举里选，经义治事两途以左右之。今之生监不通经义、不习治事者，不得与宾兴之典，是制科之中，以默参以论秀之法，非前此之徒工文艺者比。木偶纸棺之诮或可免矣！利不什不变法，害不什不变法，正无庸明与祖制为难，而轻议革除也！至冉有、宰我之升于堂上者，后人因陈、蔡之事，慰夫子之思，而非以其学行高于有子、子贱也。然已身通六艺，列于政事、言语之科。夫以子路之贤，而初见孔子，尚有雄冠之习；曾子之圣，而初在圣门，尚有质鲁之目；岂冉有、宰我两贤，渐濡圣人之教泽，而终不改其党权、短丧之失乎？《论语》载：‘冉有侍侧，侃侃如也’，子乐。《孟子》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缅其气象，译其言论，亦可知其品之日上，识之日高，而可执其前事以相绳乎？’观五秉之与，冉有非屑屑于财利者也；观赐之华不如予之实，宰我非捷捷于口给者也；商富教于车中，论五帝于函丈，得不谓圣门之选乎？春秋时，事于诸侯者，以诸侯为君；事于大夫者，以大夫为主。委贽臣之，则各忠于所事，以是为尽职焉。冉有之忠于季氏，亦其义也。然弑父与君，亦不从之，则已贤于春秋时之大夫陪臣矣！短丧之问，诚为可疑。但今之居丧者，三年之内，俱能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乎？毋亦不食旨而有甘之心，不闻乐而有乐之心，居倚庐而有安之心，名为持三年之丧，而悲哀恻恒，实无期月之爱于父母者；盖比比矣！是有三年之名，而无期年之实也！宰我天性不及。初游圣门，疑先生之制礼，不本乎庸众之常情，而礼乐坏崩，既失之拘牵。由衷发言，复不为虚假，故有‘期可已矣’之问；自夫子以三年免怀，推丧制之原本，而发人子之天良，必能引其情性，而不终于不及矣！倘二子者，要终于不忠不孝，夫子有不麾之门墙外者乎？夫子乐收于门墙之内，而两兄乃欲屏之门墙之外，不亦惑哉？”

素臣这一席话，吴江秀巳频频点首，卞特立尚期期欲言。只见无外含怒而出，喝问道：“你这二个竖儒，怎敢毁谤起先贤来？两贤身通六艺，怎便不足楷模？且请问你两人，通得几艺？待我来考较一考较。如缺了一艺，便须罚跪在两贤神位前，提着贤士之耳，挥我匪人之拳！但不知你两颗腐头，可受得起？”卞特立不待无外说完，拉着吴江秀往外飞跑，口里说道：“匡无外吃得满脸鲜红，来撒酒风了！还不快走！”无外大笑道：“你两个在这里撒酒风，反说我来撒酒风，快些拿住，休教走了！’素臣赶出去送，已如漏网之鱼，七跌八撞，跑出辕门去了。

素臣一面差人帖去致意一面拦转无外，着实埋冤。无外掀髯大笑道：“有素兄这等宽急肚肠，与他歪缠，若不吓走了他，我们的酒会，何时结局？”一把拉着素臣进厅。长卿等一齐迎住，替文甲求情，说：“是我们笑出来的事，与令孙无干！”素臣只得喝了起来，令其执壶敬酒，以赎前罪。文甲叩谢而起，接了家人酒壶，先敬了十杯入席酒。众人吃着酒，长卿道：“这两醉生语虽乱道，却颇有些见解，非鄙生腐儒也！”素臣道：“这两人是本县有名秀才，每以贫贱骄人，得罪乡党，素行却无瑕玷。被匡兄这吓，吃亏了他了！”心真道：“无外此举，可谓羯鼓解秽！素兄这一番议论，真是使顽石点头，而卞生犹不输伏，再与他缠到几时！彼自负为颜渊复生，若没无外这一吓，将来便为祢衡之续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