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忽然于书店的一角，瞥见书架上又重新陈列出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大开的《二十四史》，突觉眼前一亮。我已记不起来当时看到的是《南史》或《北史》，还是《宋书》或《齐书》了。于是，便问售货员，是卖的吗？那时候，有两种书是普通人不敢问滓的，一是放在橱窗里做做样子的“非卖品”；二是于书店的旁门进去，凭证或凭票购买的“内部书”。那售货员点点头，表示你要买，我给你开票。这时，我很尴尬，因为我其实不想买。天晓得，那时穷到极点的我，已经把家里的藏书，用小车推到收破烂的门市部论斤卖了，以求换得几文钱，来填饱一家数口人的嘴，哪里有钱买书？如果一方面卖书，一方面又买书，我想，除非神经不正常。于是，又看了一眼那架上的《二十四史》，证明我所见非是虚幻景象，便走出书店。

大街上，阳光明媚，清风徐来，也许天气晴好，人的心情也就畅快，我被这种绝对属于“四旧”的书籍重新登场，而引发了些微希望，是否意味着某种政策上的改变？但标语口号满街，广播喇叭山响的现场气氛，我觉得这种乐观情绪，是毫无来由的。不过，我对这些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眼中，绝对称得上是“四旧”的书籍，无论怎样的剿灭而不死，又一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的这个事实，深信中国文化的伟大，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诛杀的。走在街上，浮想联翩的我，不由得莞尔而笑。“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革命文化的，而《二十四史》，严格来说，是数千年来帝王将相的活动记录，堂而皇之地摆在书架上，实在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从秦始皇焚书开始，中国文化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劫难？在人们印象里，好像只有赢政才是惟一的罪魁祸首，其实不然，就在这部《二十四史》中，所记录的王莽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黄巢之乱，还得包括尚未记录在册的最近发生的十年**，凡被命名为“乱”的历史时期，再加上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每一次外民族的侵入中原，都是文化遭到劫难之时，也是图书受到毁灭之日。然而，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永不熄灭的圣火，是不会熄灭的。

哪怕只存一缕香烟，其势不继，也不必绝望，总会顽强地挺立生存下来，总会有薪火相传的一代代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兴灭继绝，承往开来。往远看：尽管秦始皇焚书，山东儒士仍有冒着生命危险，将简书私藏在夹壁墙中者，司马迁这才可能根据那些未被烧成灰烬的残余竹简，写出了一部从远古时代直到汉王朝的史书。当董卓迁都，把洛阳夷为平地，书籍荡然无存的时候，曹操花重金从匈奴单于那里，把大学问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赎回来，让她把记得起来的古籍，逐一地记录下来以免失传。往近看，即使十年“文革”，还是有目光远大的领导人、学问家、出版家，将这一部达四千万字的史书，标点校注，呈献给国人，真可以说是善莫大焉的功德事。试想，一个罔顾自身历史的民族，会有出息吗？所以，书架上的这套书影，那一刹那给我的印象，仿佛在黎明时刻闪出的第一线曙光，当时心中的激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果然也是如此，从新华书店发现的这点松动的痕迹，倒不是偶然现象，尽管造反派口口声声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那种狂热，开始降温。随后，我老伴单位的图书馆，也可以借出卷帙浩繁的中华版《二十四史》的各部史书。一次许可借一册或两册，这样，短短几年里，我差不多将能借到的各部史书的分册，一本一本地全部浏览了一遍。五七年，我因写小说而被划“右派”，然后到工地劳动改造，最后又病休，月入只四十多元，岂敢有购书的非分之想。于是，在漫长的六七十年代，借阅是我惟一的读书方式。

所以，当我八十年代重新写作，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以后，希望手边有一部随时可读，随手可查的《二十四史》，便成了心中的梦。但到书店一看，便望而止步了。并不是我买不起，而是，房舍狭小，至少得两个或三个书橱，方能装下。这样，该书构成我屋里半壁江山，其他便什么也干不了了。因之，只好叹息而归。今年，这部历时二十年整理出来的《二十四史》点校本，又出版了二十卷的缩印本。字体虽小，但清晰可读，于是，下了决心，买下一套。如果，我也像鲁迅先生记书账的话，那么，这一年，我的一次性文化投资，达四位数，也算破纪录的行为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