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文化人的至爱之物，有好书而不得，常常心痒难禁；有好书而失去，恐怕更是心痛万分。最近，终于下决心，花了四位数的人民币，到底将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卷缩印本的《二十四史》，搬回家来。这部堪称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大书，在二十年前为防小将抄家，冠我以封资修罪名，而慌不迭地将收藏的《二十四史》的几种，用小车推出去，当废品论斤卖掉；二十年后，又重新出现在我书房里，而且是全套，内心之激荡起伏，难以言表。

这部史书，简直就是一座宝山，只要走进去，绝不会空手而返。历史，从时间角度看，过去也就过去了，但留下来的教训，即或对我个人而言，也是深刻而恒久的。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每到年底，都要统计他一年购书的花费，用了多少大洋，买了多少书籍，这份账单，就附在当年日记的后边，一目了然。看到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记录下的这一篇篇书账，肃然起敬的同时，也由不得感慨系之。起敬是对于先生的购书之多和读书之广；感慨是对于先生这样舍得投资于书籍消费，和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真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这种书账，先生一直记录到离开这个世界为止，不能不令人佩服。

如今的学人、作家，统称之为知识分子这一群人，也就是所谓的读书人，能够如鲁迅先生这样购书读书者，大概是不很多的。否则，就不会像我们这一代舞文弄墨的人，经常在文章里出一些纰漏，闹一些笑话，被明白人捉来戏笑侮羞一顿，而面红耳赤，而哑口无言了。谁让我们不好好读书？谁让我们读的书少？谁让我们强不知为已知？这也是活该了。

回想起来，在这一生中，《二十四史》给我的，不仅仅是学识上的满足，而且还使我明白了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恐怕这也是我无论如何要买回这部大书的私衷。

但是，谈到购书，也的确有当代知识分子的难处。第一，是收入，当今的工薪族，每月领到的那几个钱，除了鍸口以外，究竟还有多大的余力，使你敢往书店里去买你想买的书，我是心存疑问的。有钱的人不买书，买书的人没有钱，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社会现象。第二，更实际的问题，即或你爱书若命，哪怕节衣缩食，也要把书买回来的话，在哪儿存放，则是更令人挠头的了。妻儿老小，锅碗瓢盆，都挤在斗室之内，纵使有购书的欲望，也只好咽口唾液作罢论了。

然而，读书人与书，总是有一种分不开的情分。有书可读的时候，手不释卷；无书可读的时候，也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找书来读的。但是，我记得在仅有八出样板戏和浩然先生小说的一片文化沙漠中，不但无书可买，更是有书也不能读，封资修三个字，便把读书人与书分了开来。

但我一直怀念我卖掉的那些史书，对于史书，或野史笔记的兴趣，很大程度上缘起于我曾经拥有过的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校注本的几部，特别是前四史中的陈寿作史，裴松之作注的《三国志》。这部并不很长的书，几乎囊括了魏晋时期的文化精华，每读每新。说来也颇凄楚可笑，在那十年里，处于风声鹤唳的状态下，很长时间里，并未舍得处理掉这些给我许多启发的史书，但随着政治运动的愈益深入，好事之徒的愈益增生，找碴儿寻衅的压迫也愈益加多，害怕被革命派掳抄的担忧心情，自然愈益沉重。因为那些“文革”英雄常是不可理喻的，与其说不清楚而沾包，不如索性当废纸卖了。结果到了八十年代，受漓江出版社的委托，重新评点《三国演义》时，不得不再去琉璃厂旧书店里，另觅一套，放置案头，以备参考。看书后的定价，原来五元的旧书，此刻已涨到四十多块钱了，真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无可奈何感。

当时，我将这些书堆到磅秤上约分量时，我真是觉得天地之间那股肃杀之气，似有冰河时期已经到临之感。但是，历史的明和暗，正和邪，是和非，黑和白，不会永远一成不变的。大概并未过得很久，七十年代，那是“文革”的中后期，终于无意中发现那岁月里一个难忘的镜头，重新燃起读书的欲望，至今印象深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