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日记》，每到年终，先生总有一篇书账的记载，数页不等，所花的钱，或多或少，所购的书，品类也很不一样，掩卷后，颇有感慨。一年之终，将这一年所购的书，自然也基本是所读的书，予以小结，算得上是别开生面的一种纪念方式吧？

岁末年初，朔风呼啸，灯下聚坐，围炉夜话，每个人少不了的话题，便是眼看一年过去，恍惚是倏忽间事，便生出许多未能珍惜光阴的遗憾。年轻人也许不当回事，可有了一把年纪的人，难免要回过头去，细想这十二个月里，自己都干了些什么？随之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又有什么打算安排？便成了年节间的一个必有节目了。

不过，像鲁迅先生这样以一年的书账来画一个句号者，在中国，特别在今天的中国，大家都有比读书更值得关注的事情，很可能已经没有什么人对于书籍，怀抱这般痴浓的情感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但愿不是如此！），也很为我们这个文化古国，不怎么爱读书的现象，感到一丝忧虑了。

翻先生日记里的书账，从191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196年先生在沪逝世为止，数十年间，从未中断，可见先生对于书的情有独钟。这部日记是有影印本出版的，看那一笔一笔恭楷写成的书账，不禁令人肃然致敬。

在191年的第一篇书账后，先生写了一段话，很耐玩味。“审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惟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民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记之。”

读到这里，至少有三个感想，从心头油然而生。

第一，是先生爱书。从日记中，断不了看到“下午至夜补写《雅雨堂丛书》五页”、“晚订《经典释文》四册，全部成”、“自二十七日起修缮《埤雅》，至今日下午丁毕”等字样，可以想像先生在琉璃厂买到想买的书，回家后，凡零散者，他要装订起来，凡阙文者，他要补抄齐全的。虽然他说“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其实也是读书人天生的一片爱书之心。书带给人的精神上的愉悦，是别样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积累，人类要是没有这盏智慧之灯照亮着，也许直到今天，还生活在黑暗之中。所以，不读书，少读书，反对读书，白卷光荣，是我们这个文化古国的奇怪现象。不久以前的十年，横扫四旧时，书籍是打砸抢的重点，付之一炬者有，化成纸浆者有，甚至被小将用来擦屁股者也有。所以，哪怕极短暂的历史倒退，文明也会被愚昧替代。于是，觉得先生在民国元年的“今人处世不必读书”的感叹，想不到竟有如此长远的时效，也实在有点悲哀了。

第二，先生真舍得花钱买书。他在191年的书账后面写道：“本年共购书三百十元又二角二分，每月平均约二十五元八角五分，起孟及乔峰所买英文图籍尚不在内。去年每月可二十元五角五分，今年又加增五分之一矣。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记。”他初任职教育部时，开始为津贴七十多元，到这一年十二月的俸金数，也才二百多元。从日记里所记“往瑞蚨祥买狐腿衣料一袭，獭皮领一条，共三十六元”的数字看，这二百块大洋，时值上万人民币，大致差不多的。每月花在买书的钱，大约是他那时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现在的工薪阶层，有这样魄力者，大概不多。190年，先生购书款高达两千四百多元，平均每月二百多元，相等于他当时一本书所收到的版税。据我所知，我认识的作家朋友中，还很少有哪一位把他一本书的稿费，都用来买书的。所以说，像鲁迅先生这样舍得在书籍上的花钱，还真是我们后辈所不及的。

前几天，我在惠州一书店，看到一部中华书店的《苏轼研究》，四本，要七十元，我犹豫了。在东单旧书店里，一部原价五元许的《三国志》，也涨到三十来元了，何况新书？所以，时下书价腾贵，码洋升高，也使得欲读书之人，望而却步的原因。其实，桑那浴一番，保龄球一小时，卡拉OK高吭一曲，都足以买得一大抱书籍的。可那些卡拉、桑那、保龄者，偏偏并不怎么想购书，而想购书者，又往往囊中羞涩。因此，在工资达不到鲁迅先生早期二百大洋那个水平，出版业的利润稍稍看得低一些，是有助于文化传播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