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李清照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当我着手编选一部从1949年起始到1999年的短篇小说集时，发现有些当时脍炙人口的名篇，简直难以入选。不是那些作家不会写小说，而是作品中附着的那些非美学意义的因素，在今天看来，已是悖谬，或是笑话，于是，只能割爱，将其筛选出去。这样，我不禁想起来女诗人这首《武陵春》的词。

双溪在浙江金华，唐时已是骚人墨客引觞吟咏的所在，到了南宋，文人都跑到南方来了，就更成为风景名胜了。舴艋舟，大概是比绍兴乌篷船还要小的游艇。李清照那时处于丧夫失家，避乱离难之际，心情不好，故而担心这条小艇，究竟能不能盛得下她的满腹惆怅？我所以联想到这句诗，是觉得我们所写的这些小说，其实，也同一条小船一样，是不能指望它负载太多重量的。

八十年代，我接手国内一份主要的以选登小说为目的的刊物，当时，我设想这份刊物，除了应该把更多的新面孔介绍给读者，推上文坛使其辉煌外，还希望所选载的篇目，努力接近于真正意义的小说。也就是说，它给人的是美学享受，而不是其他。当然，如同一个小孩子，父亲要他赶紧成才，母亲要他快快长大，哥哥要他聪明伶俐，姐姐要他成为一个美男子，老师要他门门百分，社会要他成为神童，每一位关心他的人都是出于至诚，绝无害他之心，但实际上，他不可能满足大家的要求。就像李清照笔下那舴艋舟一样，弄不好要翻船，倒影响这小孩的身心健康。

所以，让文学回到文学的位置上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一直认为，小说就是小说，既不是教科书，也不是报纸，更不应该是广告和宣传品。人们读小说，本着眼于消遣，如同品茶，端一盏色香味俱佳的雨前龙井，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感官享受。第一，并不指望茶水充饥；第二，解渴也只是次要又次要的目的。如果谁捧一篇小说在手里，产生在课堂领受教诲，在被什么人面提耳命，或如服一碗又浓又稠的中药，或荷枪实弹在同什么人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等等感觉，他会把这篇小说撇在一边的。

恩格斯是明白人，他读了一位哈女士的小说以后，说：“观点愈隐蔽愈好。”他也是考虑到读者翻了几页以后，万一不耐烦她的说教，把书合上，然后找三个人凑成一桌打麻将，那不等于白写了吗？教堂里的神父，应该是教区信徒们最尊敬的人，但是没有一个教徒愿意天天与他同在，随他捧着《圣经》唱圣诗做礼拜的。

因此。小说的小，注定了它存在的地位。老祖宗都说了：“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者也。”列于九教十家之末，根本上不了台盘，他们不像现代中国人这样功利，把小说看得如此严重，和如此当回事。

好像西方的小说家，也不曾把小说重视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样隆重的程度，所以，他们的命运，也不像中国同行这样忽而碧落，忽而黄泉地跌宕。我看他们，写起小说来，或者考虑到读者，或者连读者也不考虑，至于其他长长短短，上上下下，则更是无需顾及。可我们呢？这多年来，因为大家已经适应了一种政治加文艺的既定模式，包括指导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性地要求文学作品，力不胜任地承揽许多非文学的分外之事，已成了难以改变的痼疾。有的指望小说是济世良方，有的害怕小说为洪水猛兽，有的期待小说如牧师布道，能使人翻然悔悟，也有的索性将小说作为配合政策顺利实施的工具，直接参与。虽然都冠以动听词句，响亮名目，但如此沉重的小说，也不过是具有一副小说躯壳的其他什么东西罢了。这种小说，对写的人，不胜负担，对读的人，则是不胜痛苦。

不过，时代在进步，视野在扩大，对于小说的功能，写的人和读的人，认识也在深化之中，慢慢地明白了其作用，究竟是很有限的。严格讲，现在我们读到的这种样式的小说，不完全是国货。章回体小说才是本土的产品，而代表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则更是所谓的“闲书”。这“闲书”二字，倒是对于小说最准确的描写。如能从这些“闲书”的阅读中，怡情悦性的同时，获得一点陶冶教化，那当然是最佳效果了。即或谈不上陶冶教化，只是怡情悦性，我想，也是难能可贵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