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锡兰是个热带微风轻拂的美丽岛国，每处景观怡人耳目。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康提海拔两千英尺，气候如同夏威夷，满目水果，景色美丽。附近的埃丽亚岛是一座天然的大公园，到处是茶树和橡胶，庄园一个接着一个，一切都很整洁，瀑布到处都是，远处景色浓郁。对生活在缅北热带丛林中的史迪威而言，这里简直是天堂，使他不能不想起美国的黄石公园。

史迪威安抵康提的翌日——八月二日，英国广播公司正式播出史迪威晋升四星上将的消息；八月四日，史迪威收到密支那前线的电报：这座缅北古城终于被攻克。他当时颇有些动感情地写下了这句话：

“谢天谢地。今天上午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不管怎样歇他五分钟。”

史迪威是个典型的军人，似乎生来就和条件艰苦的前线生活有缘分——或曰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情感，所以他对康提那个庞大司令部的礼仪和浮华十分惊奇，并由此得出结论：没落的大英帝国只讲排场，不干实事，终有今天被日本和德国打得无还手之力的必然结果。为此，他上任后第一道正式命令就是取消一连串无止无休的会议。而后，“他开始放松自己，打瞌睡，读书看报，在岛上开车闲逛”。稍事休整，他的思绪又不得不集中于考虑他的政治对手蒋介石，因为他清楚这世外桃源是属于蒙巴顿将军的，而他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又要移到“花生米”以及与之有关的人和事上来了！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位“酋长”、“君主”，是四十年代中国的皇帝。他曾不止一次地把蒋家王朝和德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加以比较，并得出了“何其相似乃尔”的结论。他认为德国的“纳粹制度——由盖世太保支撑的****，其头目是一个没有什么教养的精神失常的人”，而蒋家王朝也“是由**政府统治的，得到了一个盖世太保（戴笠的组织）的支持，其首领也是个没有什么教养的精神失常的人”。接着，史迪威又严肃地，甚至是痛苦地分析了与之打了两年半交道的蒋氏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及无法克服的政治弊端，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写下了这段话：

然而，这个政府却有着掌权的优势——它反对日本，它的挂名首脑在美国得到了同其功过、成绩极不相称的宣传。我们只得支持现存政权以使中国尽其一切努力。在紧急状态下改变这个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所有政府机器上都有相互交错的利益纽带……家族、经济、政治，等等。无论一个人多有办事效率，他都不能由于最称其职而得到负责的职位，他必须要有其他后台。要改革这样一种制度就必须将其撕得粉碎。你搭了一个葡萄藤的架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葡萄藤便在上面长满了，里出外进，相互盘绕，过不了多少时候架子就被葡萄藤缠紧了。如果你开始拔下它们，你就会把架子弄成碎块。我们冒不起这个险，只有使用随手找到的工具，尽我们的最大力量而为之。由于支持这个政府采取对日行动是最便利的，我们也就不必非得认可它的方法和政策。我们也许会为我们的帮助得到一些回报。

蒋介石从美国严重忽略中国这一点上得了一个大分。中国在长期拼死战斗，而租借物资却数以十亿计地流入了英国和苏联。他的声辩是我们欠他一大笔债，我们没有尽更大的力量去改变它是个滔天大罪。

史迪威在作出上述分析之后，很自然地会想到来自美国的上至总统罗斯福、霍普金斯，下至陈纳德、艾尔索普等对蒋介石的纵容与袒护——并以此作为贬低史迪威的依据，他想了许久，真的弄不清这场戏剧的宗旨和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历经两年半的折磨，终于找到了自己在这幕戏剧中的真正位置：

“为了把戏演下去，我只得宽容这些不一致中的某些事物，而且同其他演员一样装假，否则就会有批评者说这是台假戏，我们十分害怕对我们这台戏的批评。”

史迪威就要回到中国去了，他不能不想“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他的结论是明确的：“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这与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期间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但是，史迪威认为美国需要的“另外一个人”——取代蒋介石的领袖人物暂时还没有，只有“一群人”在中国战区的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说到史迪威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关系，在中国的海峡两岸都有一种误解，似乎史迪威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甚至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败出大陆的祸根都是史迪威种下的。其主要的文字依据是史迪威写的如下这段话语：

我根据我的所见来评判国民党与共产党：

国民党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税收、言行欺骗，黑市，与敌人做交易。

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

但是，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真正关系是怎样的呢？曾经在美国驻外处当过中文翻译官的历史学家巴斯先生认为：“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往往被人们说成是富有同情，但是这是基于无情的军事权宜之计的逻辑。他不喜欢共产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这点。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里的外交官之所以关心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人作出尽可能大的努力来抗日。”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真知灼见，而且这种关系还会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而变化。

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回到重庆不久就给史迪威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延安，目的是“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很快，这份报告的副本被送回美国，转到总统办公室，罗斯福批示赞同，遂通知蒋介石：

“美国不久将派一个使团去华北。”

蒋介石认为这一定是史迪威的建议，因此愈加憎恨这位参谋长。

对此，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他对共产主义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国的大众把共产党人当做唯一可见的希望来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以及戴笠的盖世太保的恐怖，还有贪婪、腐败、任人唯亲，更多的税收，毁灭了的货币，可怕的生命浪费，无视所有人权。”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对蒋介石采用拖的战术对付美国总统的建议深表不满，决定把曾给自己当过助手的包瑞德上校派做使团团长，并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小组，待命进入延安。

由此开始，就更加深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不久，在日本“一号作战”的冲击下，山城民主潮流日渐沸扬、高涨。蒋介石为确保统治无虞而关押、杀害了一批所谓谋反的少壮派军官之后，四大家族内部的权势之争又愈演愈烈，甚至连蒋介石和宋美龄婚变的宫闱秘闻也被当做新闻曝光，成为山城各界人士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恰在这时，曾经为美国政府写过《蒋的家庭纠纷》报告的约翰·谢伟思和重庆的一个共产党的家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时在重庆工作的乔冠华患了重病，急需输血。“而当时的中国人，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一般都不愿意献血。他们认为，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给了别人。”这时，谢伟思从乔冠华夫人龚澎那里获知乔所处的险境之后，便表示自愿献血。“抽血时，由于针尖太秃，加上谢伟思的血管太细，弄得他晕了过去才抽出血来。不过，他的榜样使一些中国人打消了顾虑，保全了乔冠华的性命。”

因此，谢伟思由乔冠华、龚澎处获得了有关延安的第一手材料。当史迪威阅过之后，就更下决心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延安。

恰在这时，华莱士副总统奉命使华，他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旨表示：“美军对共产党无兴趣，但是，应有十分紧迫的理由对在中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感兴趣。”历经数次会谈，蒋介石才于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勉强同意允许美国派观察员去延安。

这个观察小组归史迪威指挥。

有意思的是，包瑞德和谢伟思这两个“中国通”却给这个观察小组起了一个西方代号：“迪克西”使团。而“迪克西”一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首流行歌曲：《人们所说的迪克西是真的吗？》，歌中的“迪克西”指的是当时美国造反的南部各州。

史迪威在锡兰康提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而且非常欣赏“迪克西”这个名字。他认为有所不同的是，而今中国造反的共产党不是在南方，而是在北方延安。但是，他十分清楚蒋介石“憎恨共产党人，决不会给他们以政府中的一席之地。结果是各方都观察着另一方，谁也不为对日战争做一点事。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中国在日本人离开后会马上爆发内战。如果在中国形成一个联合战线之前苏联人参了战，马上就会与其接近的共产党人将自然地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控制。这种状态将直接影响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从而间接影响苏联和美国的关系”。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党派和国际关系，史迪威的结论是：

“如果我们（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在华特权将受到严重损害。中国也将无助于我们的抗日努力，还会种下战后中国大乱的种子。”

史迪威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动身去中国的前夕，手里和心中均无解决中国问题的妙方和良药。也就是在这当口，他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电报，告之罗斯福总统根据蒋介石的请求，以及自己和史汀生部长的推荐，将派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私人代表来华，征询史迪威的意见。史当然不会反对，此事遂成定局。为敦请蒋介石尽快发布授予史迪威军权的命令，并明确史迪威和赫尔利的职务，罗斯福总统于八月二十三日致电蒋介石，其要旨如下：

予请阁下对于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之事尽速处置，稽延与过分审慎，在此军情动荡之时，或会发生严重后果。阁下所提美国军官担负统帅中国军队，将遭政治困难，予深了解。但予深信赫尔利与史迪威对此问题当能有适当之认识，予对任命史迪威之事，所以如此坚决者，因觉如有稽延，则将失去挽救中国军事阽危之时机，不特有害于中国，且亦将牵及盟邦倾覆日军之计划。

孔博士所述各点，予已聆悉！予以为所有中国军队除不能防敌及对日作战外，应全由史迪威指挥。当前吾人进入危险途中，对于能够打击日本之助力，均不宜予以拒绝。

予不建议史迪威之名衔，但彼应直属于阁下，而统帅中国所有之军队，正如一国领袖对其前线之指挥官相同。赫尔利将军对于史迪威执行指挥权，与使其了解政治问题，当有甚大之裨助，但此事不必等候详细条文之规定。赫尔利将军将于八月二十三日左右离美东来。

史迪威与赫尔利只有一面之缘，对其品格、才能均无了解。但他认为既然是马歇尔和史汀生联袂推荐，则对方一定会从旁协助他完成在华打败日军的使命。而恰恰就是这出于想当然的推测，铸成了史迪威在华悲剧的最后落幕。

为此，笔者大有必要向读者扼要介绍一下这位在华名噪一时的赫尔利将军。

赫尔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荷马人，小史迪威不到一岁，非职业军人出身。他的父亲是一名受苦的爱尔兰移民，是个煤炭工人，因此赫尔利在十一岁的时候就曾下煤矿当童工。他从印第安纳一所学院毕业后当了律师，成了印第安部落乔克托族的代言人。不久，他靠攀龙附凤之术和一位将军的女儿结婚，继之又靠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当上了胡佛总统的陆军部长。美国的史学家对他的评论是：“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却口若悬河，又使别人很难开导他。”究竟是何等原因使罗斯福总统同意起用赫尔利呢？一说是“赫尔利通过同外国政治家的交往，相信了这样一点：握手、微笑、相互打趣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之间的友好表示，能把长期存在的事关重大的问题一扫而光。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像罗斯福”。但是，美国的史学家却认为：“赫尔利是个彻头彻尾的共和党人，史汀生和马歇尔建议派他去中国”，对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而言是个姿态。罗斯福在私下轻蔑地称赫尔利是“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再者，他唯恐爱“说大话”的赫尔利越职用权，曾当面对赫尔利指示：

“从现在起，你被任命为我派到蒋介石委员长那里去的私人代表，你要直接向我汇报。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史迪威奉命告别赶来接任的蒙巴顿将军，于八月底乘机飞往新德里迎接这位赫尔利将军以及同行的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稍事停留后，他又与赫尔利、纳尔逊分乘C—54型飞机飞越驼峰，向中国飞去。飞机距离山城重庆越来越近了，他又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蒋介石何时正式发表我统帅中国全国军队的命令呢？……”

诚如世人所知，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因此视军权如命，也从未把军权真的授予任何人。而今，罗斯福总统迭电要他——说得准确一点是命令他交出军权，还是交给称他“花生米”的史迪威将军，这真是比要他的命还难。为此，他曾与何应钦等人多次密商，但依然找不出坚拒的正当理由。对此梁敬先生云：

“史迪威统帅中国全部军队之要求，罗斯福至是已三度催促实行。中国所力拒者，为中共部队之使用；所力争者，为租借物资之管理；所担心者为史迪威之跋扈。美军部对于使用中国部队坚不放松，对于租借物资，则在赫尔利首途赴华之日，作战司已拟将中缅印战区分割为二，解除史迪威管理物资之职务，在渝设置中美委员会，办理租借物资申请，由华盛顿作最后决定后，由美方运送，其所有权则俟物资交到前线兵士手中后，才予移转，其控制之彻底深刻，皆予我以难堪，改组动机，纯为史迪威分谤着想，并非对我真有让步。”

蒋介石已经进入进退维谷之中，他面对奉命飞抵重庆的史迪威，当务之急是和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商谈史的权限问题。可是蒋氏深知史迪威的个性，唯恐史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索取自己手中的军权，思之良久，遂决定在召见赫尔利之前单独对史迪威明言：

“过去君之工作，百分之百皆属军事，此后统帅中国军队，则百分之六十为军事，百分之四十为政治，君当经由军事委员会接受我之命令，君如使用共产党军队，则须先得军事委员会之核准。”

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此番讲话的目的是在画地为牢，在未颁布授予军权的命令之前，已将史迪威的手脚捆住了。不过，史迪威根本不买蒋介石的账。

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何应钦迭与赫尔利、史迪威等进行会谈。走马上任的赫尔利为一展才华和权威，提出十项议题供双方商谈。但是，与会者的兴趣依然集中在军权和租借物资两项议题上。台湾公布的史料称：“在商谈中，迪威表示，伊将集中精力指挥作战，对于军队之组织行政除大略监督外，不欲多所变更、多负责任。关于租借物资，宋子文坚持到华后应交中国政府处理，史迪威反对，赫尔利亦不赞成，乃拟在重庆设置美国委员会，中国代表亦可出席……史迪威坚持伊对所辖陆军，须有任免奖惩之权，至使用中共军队，只限于渡过目下难关，与抗日联军并肩作战，不使其与国军有冲突。”十二日，双方在下列事项上获初步决定：

一、职务名称：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指史迪威新的名分）。

二、权限范围：

（一）受最高统帅之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之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队对日作战；

（二）作战计划之制成须经军事委员会之核议；

（三）对于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

……

上述条款，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没有一点实际的价值。因为这时的蒋介石依然在采取拖的战术，决不会向中外明令颁布的。

在这期间，史迪威收到了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由谢伟思执笔写的报告，他读后感到延安是那样的神秘和亲切。其中，毛泽东在会见谢伟思时长达八个小时的纵论，更是令他大有豁然开朗之感。使他更为感到惊奇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与他不谋而合。他有意得意地反复读着毛泽东的这段话：

蒋介石很顽固。他基本上是个匪徒。要同他打交道，必须了解这一点。我们是从经验中知道这一点的。对他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屈服于他的威胁和恫吓……美国很不善于对付蒋介石。它让他的讹诈得逞——例如谈论抵抗不下去了，只好讲和了……

美国现在的处境同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完全不同了。它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培植蒋介石，拿他当小孩子来哄、来抚慰了。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可以把要蒋介石按美国意愿办事作为美国向他提供援助的条件。

（此引文选自谢伟思的报告）

史迪威越读越爱读，待到他最后一次读罢“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以后，他竟然笑着自语：

“此乃英雄所见略同也！……”

九月十三日，也就是中美关于史迪威授权问题会谈暂告一段落的同一天，史迪威在自己的官邸接待了两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问候。遗憾的是在他的日记中既未写明来访者的姓名，也未记载他们讨论的内容。他只是在给马歇尔将军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他们已和我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但不愿意在蒋介石任命的中国司令官的指挥下作战。

史迪威经过研读谢伟思自延安发回的报告以及亲自和两名共产党使者的交谈，更加坚信：“共产党人在华北勇敢地同日本人作战。”于是，“对于负责在大陆上击败日本人的史迪威来说，要准备美国最终在华北登陆，共产党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站在美国从战争需要出发的立场上，不仅要求蒋介石允许把共产党人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以联合抗击日本人，而且认为共产党人也因此有权利得到美国战时租借物资。唯有如此，才能把二十万封锁共产党人的最好的政府军以及反封锁的五万名八路军用于抗战。

另外，虽说史迪威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并无直接了解，但可能是他太厌恶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缘故，也或许是他接受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像是萝卜——外面红、里面白，他逐渐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组织，而是所谓的红色分子即革命者。“革命者”这个词与美国精神无任何抵触之处，在他——包括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缺少的就是革命。基于此，他原先仅仅是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跃变为支持这些“现代中国的太平军”了。

而这又恰恰是为蒋介石所不能容的。

也就是在史迪威为军事授权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时候，中国华东战场和正在缅北进行萨尔温江战役的远征军都感受到了紧迫的危机。其中，“多恩指挥下的远征军在苦战之后跨过了萨尔温江，艰苦行进在一万一千英尺高的山路上，奔向北缅与驻印军会合的地点。他们在龙陵郊外遭遇到了日本人的最关键防线。多恩迫切需要加强部队进行最后的冲击”。而设在华南的空军基地也面临着毁灭性的破坏。

为此，史迪威于九月十四日飞往桂林，与张发奎磋商怎样处理大批美国空军设施的问题。在张发奎答说无军队守护机场后，史迪威遂与陈纳德商量，决定立即撤走美方人员和装备，“除留下一个简易机场最后给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的桂林守军运送枪炮弹药外，将其他的所有机场炸毁”。

这时，史迪威又突然收到蒋介石的电话，请他立即返回山城重庆，有重大的军事决策等着他商讨。他闻之一惊，暗自纳闷地说道：

“我离开重庆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会有什么重大的军事决策等着我商讨呢！”

对此，中外史学家通常的说法是：“日军长驱直入使他（蒋介石）不胜惊恐。所以他对史迪威近乎发出了最后通牒：一周内中国驻缅甸部队必须向八莫发起进攻，以减轻进攻龙陵的中国部队的压力。否则他要把远征军撤过萨尔温江，来保卫昆明。他担心一旦进攻龙陵失败，日军会紧接着进攻昆明。由于该市和重庆同处在一条内线上，蒋介石最怕进攻昆明。他发出这个最后通牒实际上是想停止缅甸北部的作战行动。”

蒋介石为什么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对史迪威发出这一最后通牒呢？中外史学家均无探究，自然，也就没有定评。笔者认为，这是蒋介石在万般无奈的形势下，被逼出来的唯一能拒授史迪威军权的策略，根据有二：

一、缅北战役的危局并非是一夜猝变形成的，据史迪威的日记记载，远在五天以前——九月九日就议过龙陵危机。但史迪威的结论是：蒋氏谈龙陵危机是假，借机向美国要钱是真。因为他在当天的日记上还写道：“别担心，咱们谈钱的问题，那要有趣得多。”就连亲台学者梁敬先生也坦承：“腾冲龙陵受攻尤急。委员长在十日以前已有驻印军进攻八莫以救龙陵之计划。”这足以证明，蒋介石猝有此变，不是由龙陵战局危厄引起，而是另有其他政治目的。

二、世人都知道，蒋介石决不会把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的大权授给史迪威的，但他又不想因此而获罪于罗斯福总统，断掉美援。怎么办呢？他唯有把此责任转嫁给史迪威，并借此收到排挤走史迪威和保住军权的一石二鸟之效。作为纵横家的蒋介石一定研究了史迪威此时所占有的优势，加之他又非常熟悉史迪威的个性，因此可以说他准确地估计到了这一近乎最后通牒的命令是能够获得上述一石二鸟之效的。请看事情的发展：

史迪威果真中了蒋介石预设的圈套，他一听就跳了起来，大骂蒋介石“王八蛋”！他和蒋介石大吵过后，又气愤地写道：

“整个一线只有龙陵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他想停下来，破坏整个计划——人力、财力、物力、时间、汗水，我们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不就是为了帮助中国吗？不可思议！愚蠢的战略和战术思想！真让人受不了。”

为此，史迪威严正指出“驻印军甫夺密支那，亟须休养，不能进攻，又以卫立煌部队缺额待补，亦不宜调回，反要求调出围堵**之胡宗南部队南下赴援”。

这自然为蒋介石所坚决反对。

就在这时，远征军攻克了腾冲。“如果何应钦再兑现给云南部队补充一万人，占领龙陵看来大有希望。”换言之，蒋介石利用所谓龙陵危机发难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史迪威以及赫尔利等人都看清了他这招棋的用意：在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之前，必须要无条件地接受蒋介石的指挥。

翌日——九月十六日，蒋介石不再谈龙陵危机，而是“坚持要控制租借物资”。史迪威听后再次发作。事后他直言：“我们的东西，我们给他的，他没有权控制租借物资。”当时，宋子文严厉地从旁帮腔：

“我提醒将军，你们必须记住一个大国的尊严，它会因将军控制分配权而受到侵犯。”

“胡说！”赫尔利出言不逊，用教训的口吻说了这段话，“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

接着，赫尔利又十分尖刻地指出：“当顾客把手放入我们的现金出纳机时，我们不能看一眼，因为害怕我们会触犯他的‘尊严’”，要知道“有一亿三千万美国人的尊严也扯进了这个问题，还有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孩子的孩子的尊严，正是他们付了账”。

史迪威非常赞赏赫尔利的态度，因为他知道：“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远征军）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可以想见，史迪威在“争掠之间，语多不逊”是必然的。

由于宋美龄和宋霭龄在权力之争中暂时失势，于七月一日离华赴美，使史迪威也失去了所谓的谈心知己。是日下午他决心坦率地找宋子文交谈。根据史迪威事前的谈话提纲，他准备对宋子文说委员长必须下决心“**以前没干的事”——任命一个享有全权的指挥官。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史迪威将建议美国政府“彻底退出中国和印度，到别处去建立基地”。他还准备请求撤销何应钦的军政部长和参谋长的职务，由陈诚和白崇禧分别接任。然而当他发现自己和蒋介石“在前敌司令官的概念上的差异”时，他“感到震惊”，遂请宋子文说明“这个职务的权限”。最后他气愤地说道：

“这是一个十足的傀儡职务！”

是日夜，气愤之极的史迪威无回天之力，又只好求助于马歇尔将军的帮忙。但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就是他这份求援电导致了震惊中外的所谓“史迪威事件”……

三十二

马歇尔将军收到史迪威求援电报的时候，他作为总统的战略顾问正随罗斯福参加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当时，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都认为中国难以战胜日本的“一号作战”，在欧洲战场即将大获全胜的前夕，中国战区——蒋介石所部除了能牵制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外，已无任何大的战略价值。最后战胜日本的责任，已经明显地落到美国太平洋战场胜利地向北推进，以及苏联战胜德国之后出兵远东这二者的肩上。所以，英美两国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形成的战略认同之一，就是尽一切力量不让中国脱离战争。说到未来在缅甸的作战，美国一是为了协调和英国的关系，再是不想介入收复殖民地的战斗，决定尽可能地全留给英军。

然而如何才能不让中国脱离战争呢？在马歇尔将军的心目中还是要打那两张王牌：美国控制援华物资和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这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反复和蒋介石磋商，并十分强硬地要求蒋介石授军权给史迪威的原因。时下，蒋介石非但不立即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的实权，反而要求从史迪威的手中夺去租借物资的分配大权，这不仅有悖于美国在中国战区的战略目的，而且也激怒了对蒋介石素无好感的马歇尔将军。他当即命令自己的参谋班子拟成一篇措辞强硬的电文，“先以打字机打就，经马歇尔以铅笔修改数字，呈经罗斯福签发”。

罗斯福是位身残志坚的资深政治家，他入主白宫已整整十二个年头，精力明显地下降。加之最近三年来，“他忙于应付各种危机，运筹帷幄，每天工作至少十六个小时，已精疲力竭，不可能会提出什么全新的思想，开辟出其他新的蹊径来”。另外，蒋介石的要求也的确是触犯了罗斯福的自尊心，他认为自己为蒋介石想得太多了，而蒋介石连这样一点“面子”都不给，使自己在属下——尤其是马歇尔和史迪威的面前下不了台阶。因而，他看完了全文，遂在马歇尔的批注——“我建议你将这封已拟好的电函发给委员长”的下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马歇尔将军唯恐这份电文不能被如实传达给蒋介石，遂在电文上方批注：“饬由史迪威亲递，并限递后四十八小时内来电证实。”由于罗斯福签发的这份电文非同凡响，并导致史迪威在华悲剧画上了句号，故摘全文要点如下：

予详细阅读关于中国局势之最近报告后，曾与各高级参谋交换意见，深恐在最近之将来，阁下将面临一非常危急之局面……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派生力军援助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路线之机会，直接危害现下之空运途径，如果至此，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担负全部之责任。

数月以前，予曾迭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消除对于阁下个人与对中国渐渐之危局。兹因阁下延搁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致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为之损失，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日军陷桂后，吾人之昆明空军站，将受直接威胁，而中印之空运吨数，亦将不免因而锐减。

在世界各前线之盟军，虽已每战必克，但对中国之直接影响，尚需时日始能实现。盟军在太平洋上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采积极行动，则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局亦将不生影响。阁下必须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与吾人援助中国之效果，否则政治上军事上种种策划，皆将因军事之崩溃完全消失。予与丘吉尔首相在魁北克会议中，因深信阁下必能在怒江方面推进，故决定加紧作战，以开放对华接济之路线。予深信唯一破坏日军对华计划之方法，即系阁下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之决心。目前吾人虽在欧洲及太平洋两面同时作战，然对援助中国，犹当刻刻进行。予深信阁下之卓见，亦必认予所请求之行动，乃立应采取之步骤。予与此间各高级人员，均认为阁下及吾人 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故坦率立上闻，诸希亮察。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罗斯福

史迪威收到总统罗斯福的电文，自然是惊喜异常，他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终于，终于，罗斯福最终把话说明白了，差不多每句都是一挂鞭炮。‘干起来，要么就拉倒。’火爆的鞭炮。”两年半来，由于蒋介石对他的指挥权和使命的坚决阻挠而积聚的怒火和轻蔑发展到了顶点，当他读到罗斯福总统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要求蒋介石“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这段话后，他立即抓住这个良机，“猛刺‘花生米’的心脏”。

史迪威吩咐将电稿译成中文后，随即赴蒋介石的黄山别墅。当时“蒋介石在那里同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和白崇禧商讨委任史迪威的条件”。史迪威在进会议室之前，首先叫出了赫尔利，向他出示了电文。“赫尔利出于外交家的本能觉得电文语气应予以缓和。他提出由他将电文向委员长口述。”史迪威没有同意。“他自己将电报带进了会议室面呈蒋介石。”

史迪威无法压制内心的激动，就像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般赶回官邸，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洋洋得意的文字：

我把这包辣椒面（即电文）递给了他，然后叹口气坐了下来。这一枪打中了这个小东西（蒋介石）的太阳神经丛，然后穿透了他。这是彻底的一击，但他没有脸色发青，失去说话的能力，他眼睛眨都没眨，他只是对我说：“我知道了。”然后坐在那儿，轻轻地摇着一只脚。我们现在已不再有“部队酋长”般的痛骂。漫长的两年失去了，但至少罗斯福睁开了眼睛，抬手沉重地给了一击。

我回到住所。江对岸一片美景：重庆灯火齐明。

史迪威如此激动是有他的道理的：“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让大家伙有所领悟，但天终于破晓了。我扮演了复仇天使的角色。”他真可谓是感慨系之，夜不能寐，遂在澎湃的情潮冲击之下，最终完成了这首诗作：

我久久地期待着复仇——

终于我得到了机会，

我盯着“花生米”的眼睛，

照他屁股上狠踹一脚。

准备好了旧鱼叉，

目标、时机已成熟，

抓住机会投出去，

一下下将他刺透。

这个小畜生一阵战栗，

失去了言语的能力，

他的脸色变青，肌肉颤动，

拼命压下尖叫声。

为我所有令人疲倦的斗争，

为我所有苦恼的时日，

最终我得了胜，

把“花生米”打翻在地。

我知道我仍要受难，

进行一场烦人的激战，

但是，噢！天大的快事！

我毁了“花生米”的脸面。

史迪威酣畅淋漓、一泻千里地写完这首向蒋介石“复仇”的诗作之后，依然觉得积郁有年的怒、恨意犹未尽，或许是他认为文的骂街不够过瘾，遂又操起武人发泄的利刃写了如下几句大白话：

“与我们同乐吧，伙计！我们打败了敌人，使他的头埋入了尘土里，他的心情沉重。”

我们透过上述的诗句和大白语，看见了一个有血有肉——但缺乏政治谋略和远见的活生生的史迪威。说他是蹩脚的政治家是客气的爱责，严格说来他几乎不懂什么叫做政治。他不仅未能客观地估量自己在中国这架天平上的重量，也大大地小视了蒋介石的能量。如果此事恰如笔者所揣度的那样是蒋氏预设的圈套，那史迪威在华演出的这幕悲剧就更富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话再说回来，蒋介石读罢罗斯福的这则电文无异于晴天霹雳，怒不可遏——就是喋喋不休地大骂“娘希匹”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决不会把头埋入尘土里，他更不会坦承自己的失败。相反，他一定要打败史迪威！这就是蒋介石的个性。

蒋介石作为左右中国政局的政治家，很快就从歇斯底里的愤怒中平静下来，并且很快就明白了这份电报的用意所在。“他意识到他如果接受了用如此严厉的词句提出的要求，就只能导致自己被抛弃。假如美国人这次马到成功地强迫他违心地接受了史迪威，那么下次他们在共产党问题上也会照此办理。”因此，他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必须顶住。

在这当口，他很自然地想起一九二七年驱逐鲍罗廷的往事。那时，不仅苏联是国民党唯一的外国朋友，鲍罗廷还是国父孙中山御封的政治顾问，更为重要的是，鲍罗廷获得了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蒋介石几经犹豫，孤注一掷赶走了鲍罗廷，结果，非但未获罪于苏联，引来外部干涉，反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生的蒋家王朝。而今史迪威较鲍罗廷的政治分量轻多了，蒋介石坚信罗斯福总统决不会因史迪威被逐而舍弃中国战区。至此，他决心赶走史迪威的精神压力遂减轻了一半。

既然罗斯福总统不会抛弃中国战区，那么美国的租借物资就一定会源源而来。况且美国仅在昆明一地的军事人员就不下五万之众，怎么可能在二战就要结束的高潮时期撤离中国战区呢？不撤离，就需要美国物资补给。再者，还有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呢，美国也必须飞越驼峰定期运来配件、汽油，否则，那五六百架不同型号的飞机只能停在机场等待日本人炸毁！至此，他驱赶史迪威的精神压力又减轻了许多。

自然，蒋介石也想到了最坏的结果：美国人停止军援供给，日本人迅速占领华中、华南和华东。但是，他自退守四川那天起，就有当年刘备图川的想法：可以凭险固守云、贵、川、康四省。只要手中握有四省地盘，蒋家王朝就能坚持下去。

蒋介石不完全是一介武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位胸怀二战全局的战略家。他清楚德国的希特勒覆亡在即，到那时美、英、苏等盟国必然移兵亚洲，而气焰嚣张的日本也就只剩下投降一途了。换言之，即使中国被排挤在战胜日本的盟国之外，也会像欧洲那些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一样获得新生。更何况日本在中国还有装备精良的百万大军呢，聪明的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都不会牺牲自己国家的军队解放中国，这也就决定了盟国不会抛弃中国，并且依然会兑现《开罗宣言》中所允诺中国的一切权力。

为此，蒋介石毅然作出了决定：不仅不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的大权，反而正式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召回史迪威。

蒋介石的决定实出史迪威所料，他急电报告马歇尔将军，略谓：“蒋委员长见美军在太平洋战事进展已速，不需中国努力，又对使用中共军队及由外人统帅华军两事，均有不愿，故采此延宕手段。”

像这等大事，马歇尔将军无权作复，只有商请罗斯福总统裁决。

由于蒋介石向赫尔利明言：“史迪威在华一日，中美商谈一日不能进展。”因而史迪威只好由进攻变为防守，“急欲转圜，向赫尔利、何应钦提出让步说帖，抛弃使用中共军队与把持租借物资之主张，以为其统帅中国军队之交换”。请看史迪威“为打破僵局起见……请委员长考虑”的所谓意见：

一、关于中共事项：

（一）派我到延安去说服中共，叫他们承认蒋委员长有统帅中共军队的权力，而服从我的指挥；

（二）红军使用，限在黄河以北，不与国军相接触；

（三）中共装备与军火，以五师为额；

（四）维持红军充分之战斗力；

（五）停止国共政治谈判，俟抗日胜利再说。

二、关于租借物资事项：

所有军用之租借物资，均送请委员长按下列办法处理之。

（一）驻印军与远征军，应以最优先之次序分配之；

（二）其余各军及红军、贵阳军，平均分配之；

（三）其他军队，非有全套单位之配备不予分配。

三、指挥权问题，按照赫尔利之建议解决并公布。

但是，蒋介石“驱史”方针已定，绝无收回成命之可能。他再仔细审读史迪威放低身段的建议书，立刻想到了中国的一句俗话：“欺侮软的硬的怕”，并不无鄙夷地对赫尔利说了这句话：

“史迪威反复无信，不予接受。”

翌日——九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约见赫尔利，以更加强硬的立场阐述了请美国召回史迪威的大篇理由。蒋氏在讲述了史迪威来华奉职之经过——把责任推至史迪威身上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了马歇尔将军：

“史迪威为马歇尔之旧属，马歇尔予以支持，自甚正当，但中国战区之复杂情形，恐马歇尔将军尚未了解。照史迪威今日之情形，出任全中国战区统帅之重任，予实难保其一无意外。只照此次到渝与阁下共同商讨之情形，予已失去对伊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因此予不能使其担负中国战区及中美联军统帅之重任。”

赫尔利是一名典型的政客，他见蒋“驱史”心意已定，无可挽回，也或许是考虑到自己未来在华的地位，竟然说了如下这段有悖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

“美政府对于委员长为中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有深切之认识，此认识乃一切军队指挥系统、租借法案物资问题、中共处置问题、后方勤务补给问题之前提。史迪威性情刚强，但对委座屡次帮助，非不感激……我曾明告史迪威，美国运华租借物资于理应即全部奉与委座候其分配始合正办，今仍握于伊之手中，妨及委座威望，殊属错误，为改善关系起见，首先应将租借法案物资连同此后续到者，均交委座支配。”

是日，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授意拟成如下备忘录，请赫尔利代转罗斯福总统：

连日会商之一切重要问题，经审慎考虑后，特将予最后决定之意见奉告，并请即转达总统。

一、予同意遴派美国将领一员为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同时兼中国战区参谋长，予并欢迎美国人员担任改组及主持后方勤务部，予亦有将中国军事机关之人员，作重要之变动，以配合美籍前敌总司令之作战；

二、但予不能再委史迪威将军以如斯重大之责任，且拟请其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职务，并请由此战区遣调离任；

三、当足下（指赫尔利）奉派来华协助予与史将军合作之工作，予认为此为中美衷诚密切合作之最后机会……今事实证明伊非但无意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予反为伊所指挥，故此事因而停止……如予不顾事实仍委伊为前敌总司令，因循迁就，必遭不测之失败……

四、美国所派之各战区将领，表现盟军友谊情形者颇不乏人，故予请向罗斯福总统声明，如罗总统指派任何美国将领富于友谊合作精神者，以接替史将军，予必竭诚欢迎，且将以全力支持其作者。

蒋介石的决定不仅激怒了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也令罗斯福大失总统之体面。几经往返折冲，谁也不准备后退一步。最后，罗斯福总统理智地作出了让步，其根据是，“他并不准备驳回一个国家元首已表明的愿望，硬给他派一个美国指挥官。否则就是与他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主权所作的努力背道而驰。既然蒋介石发表声明乐于委任另一个美国人，罗斯福就很愿意在史迪威身上让步”。接着，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通知时在美国的孔祥熙：

“总统已将委员长来电与我商量，并谓中国为独立之国家，委员长为中国元首，既认为史迪威人地不宜，自应另选人员继任，唯尚须与马歇尔商酌再复。”

蒋介石获此消息之后，决不给罗斯福总统以反悔之机，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把解除史迪威将军职务的缘起如实报告，并获得国民党中央一致通过。旋即，又把中央常委会的决议照会赫尔利，并请代转罗斯福总统。

这时，盛怒之下的马歇尔将军愤然扬言：“如果史迪威被调，我将不再令美国将领统帅中国军队，或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但是，罗斯福作为一国元首却不能感情用事，他既然决计调离史迪威，就须以平等的地位与蒋介石洽商善后，遂于十月六日给蒋介石发去如下这则电文：

九月二十五日尊信业经审慎考虑，予对阁下改变八月十二日接受史迪威将军统帅中国所有军队之决定，深表惊异与遗憾！自从上次建议之后，中国大陆情势已如此恶化，使予感觉目下美国政府不应再冒遣派美国军官统帅贵国全部陆军之责任，但为维持具有巩固贵政府极大重要性之中印空运，使其保有适当安定之态势起见，史迪威将军仍有使其在阁下直辖之下，统帅中国在缅一切军队及中国所有云南军队之需要，请阁下对于上述军队之缺额与物资迅加补充，否则今后中印间之空运，势将受到日敌之扰害。

予接受阁下之建议，解除史迪威为阁下参谋长之职务，并已决定不再使其担负有关租借物资之事务。

在目前情形之下，予仍令陈纳德将军指挥第十四航空队，赫尔利将军继续为予与阁下间之军事私人代表。索尔登将军负责指挥中印空运吨位事务；至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之训练事务，则仍交史迪威管理。而美军与华军之供应事宜，则予当派专人来华办理，此人当亦可为阁下之顾问。予望上述建议能为阁下所接受，并迅电复。史迪威如调离缅甸战场，其结果之严重，恐将过于阁下意料之外。

罗斯福

“无毒不丈夫，斩草要除根”，蒋介石本着这两句古训行事，决计连罗斯福总统商请不要把史迪威调离缅甸战场的面子也不给，遂给罗斯福发了如下这则措辞强硬的电文：

罗斯福总统阁下：

十月六日接读尊电，无任感慨！阁下所提关于中国全线军队或缅甸与云南局部军队，由予委任美国将领统帅指挥以及其各种建议，予固无不乐于接受，但其人选务须能与中国诚恳合作，而得予之信任者，此为必不可少之条件。

九月二十五日之备忘录中予未详述，史迪威将军显已缺乏上述必要之条件，故予不能再授伊以统帅指挥之权，此点望阁下谅解。

自予立场而言，受予指挥之将领必须得予之信任，及能与予合作，故予之主张前后一致，未尝改变。予今一本初衷，仍请阁下调回史迪威将军，另派胜此重任之将领来华代替，予深知阁下必能推行此旨，无所阻碍，因阁下与予之主张，固完全一致。

阁下对华之友谊及援助之热忱，予尤为感激，但予对国家负有非常之责任，不能明知故犯，将对于国家重大之职责，委诸不堪胜任之将领……鉴于战局重要，盼阁下早日决定。

蒋介石十月九日

至此，蒋介石认为“驱史”大局已定。他为了显示自己大国元首之风度，又命人草拟一长篇备忘录，将史迪威来华功过一一叙过，并请赫尔利代转罗斯福总统。

赫尔利被美国的史学家讥评说：“他当年曾断送了不少职业外交官的前程。在他青云直上的仕途上，铺满了这些外交官的尸骨。”而今，他认为自己再度青云直上的时机到了，决计踩着史迪威的肩膀向上攀登。为此，他给罗斯福总统发了如下这则有关史迪威去留问题的电文：

史迪威与蒋委员长之性格，恰不相容，又失去共信之基础……蒋委员长对史迪威谋合作，史迪威对蒋委员长则谋屈服，史迪威之误，在想屈服一革命家，而此革命家，乃能率带装备陋劣之军队与日本鏖战七年之人物，窃以为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了中国。总统来电谓：“中国情形如此严重，美国不愿再负统带中国军队之责任。”窃未敢苟同，盖正唯中国情形严重，美国便更应担起责任也。

支持史迪威而使中国不能维持其对日作战之力量，历史上判决，恐不能予我总统以同情。……

史迪威非能担任中国统帅之人，他不但不能与蒋委员长合作，且与其所统带之军队干部，亦多不和，其指挥部更时涉及国际性之纠纷。史迪威是一员战将，马歇尔如任他为战将，当能胜任愉快，但透过史迪威维持中国作战则办不到，兹敬谨建议：请另派与委员长能够同心协力之美籍年轻将领来统帅中国陆空军。

赫尔利十月十三日

罗斯福总统阅此文，遂于十月十五日签发命令：“将史迪威自中国战区召回。”

史迪威于十月十九日上午从马歇尔将军抢先发来的电报中得知木已成舟，是日中午接到正式调回命令，命令中并“饬其对外勿作声明，四十八小时内离渝，行踪保密”。

史迪威作为主角在华演出的悲剧就要落幕了。读者都会猜想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想法。他一如既往，从不掩饰内心的活动，在日记中写下了如下这段话，可作为读者品评史迪威人格的依据：

一、全能的当局出于足够充分的理由，决定解除我在中缅印战区的职务。因为我在当今中国政府那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这是唯一的理由。

麻烦主要是姿态问题。我尽力用双脚站着而不是用双膝跪着。我认为跪姿不适于美国人。由于提升是为了使我具有相应的军衔从而得到一个未能实现的职位，我要求降低我的永久性级别，派我去指挥一个师进行战斗。

二、全能的当局已经宣布解除我在中缅印战区的指挥权，原因是蒋介石和我之间发展起来的分歧、不和。我同蒋介石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非个人性的官方关系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在许多战略战术问题上常有不同意见，但只要作出了决定，我总是尽力贯彻执行。我在中国的使命是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协议，即中国提供人力，我们对其进行训练和装备。……

史迪威这位骁勇善战的军事家就这样被政治家牺牲掉了！但是，他仍以倔强的个性向政治家们作最后的挑战。他命令约翰·谢伟思返回华盛顿，“根据在延安写的颇有说服力的报告，说服政府同共产党建立关系……虽然他自己已不在其位，但他时时刻刻总是想着尚在中国大陆的二十四个日军师团。他认为，必须组织共产党对日军采取行动。毫无疑问，他对国民党没有什么友好态度”。然而史迪威至死也不曾想到，谢伟思此次华盛顿之行导致了其终身的悲剧，使这位热爱中国的外交官在麦卡锡时代遭到了毁灭性的攻击。此乃后话。

史迪威不愧为典型的军人，当他猜测到罗斯福为第四次竞选总统而担心共和党利用此事攻击民主党，因而限他四十八个小时内秘密离开重庆，他依然能控制住满腹的悲愤服从命令——尽管他自己就是共和党人。在离别前夕的紧张时刻里，他向有关人员致函告别，“留下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给陈纳德，为他的军功战绩和深得中国人民的敬慕而感到骄傲”。他还函告在延安的朱德说：“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接着，他又专程赶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住处话别，“她哭了，很苦恼。她希望能去华盛顿向罗斯福总统说明真相”。他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孙夫人，驱车又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令他吃惊的是，高斯大使业已感到十分厌倦，决心在此届总统任职期满后辞职还乡。

蒋介石是出于外交礼节的需要？还是为了有意羞辱史迪威？他突然决定授予史迪威中国最高级别的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从授勋本身看是外交礼节，但是，从他把这一最高级别勋章交于一位下级军官转给史迪威的参谋人员来看，无疑又带有极大的污辱用心。

对此，史迪威依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采用了类似以牙还牙的办法处置：他通过类似级别的一名美国军官拒绝了这一勋章。作为正式理由的借口是，“像他这样级别的美国军官认为接受任何外国的勋章都是不明智的”。接着，他驱车赶到委员长官邸，强压着怒火——自然也丝毫没有失败者的低三下四，主动地向蒋介石作了一次道别拜会。

蒋介石胜利了，却故意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事后史迪威如此写道：“说他对这一切感到十分遗憾，只是由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和他才要求把我解职，希望我与他通信，继续做中国的好朋友”，等等。

史迪威不会演这种角色，直率地作了回答——“无论他对我怎样看待，请他记住我的动机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最后，他说了那句老话：“最后胜利。”

蒋氏是个假戏真做的高手，他破例地把史迪威送到了门口。

史迪威就这样告别了中国，直接飞到缅北密支那前线，向那些亲切喊他“乔大叔”的中国士兵道别。是上帝有意安排？还是人世间的巧合？他又见到了第一次去缅甸时认识的王参谋，二人相见，不胜唏嘘。他留给中国远征军最后的几句话是：

“日寇未灭，你们还有许多仗要打。要加强训练和战备，要时时居于不可战胜的状态才好。”

十月二十七日黎明，史迪威坐的飞机离开机场。八点，他在飞机上“最后看一眼中缅印战区”。他感到惜别之情越来越浓，而时时令他厌恶的政治角逐味道却越来越淡。这时——也只有这时，他这位十足的军人才会对战争，对人生产生这样的感悟：

一个人的亲身经历在广阔的范围里和战争的洪流中变得无足轻重了，尤其是当它与不满联系在一起时。当总的结果是成功时，谁会留意一个不满者的抱怨呢？如果一个人能够说他没有辜负他的祖国，如果他能够安享人生，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再去要求什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