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艾尔索普的建议极大地影响了罗斯福总统的决策。

罗斯福仔细地分析、研究了东南亚和缅甸的态势，他同意丘吉尔的这一观点：“重新征服缅甸，就像是用牙齿一根一根地用力拔豪猪刺。”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立即收复缅甸呢？加之，“安纳吉姆”计划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互相冲突，按照既定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所谓的“安纳吉姆”计划应当暂时放弃。接下来，就应让陈纳德承担对日本的主要军事行动，使他卓有成效地利用空中优势发挥作用。因此，罗斯福认为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是在短时期内立即显示出美国在中国战区的作战活动的最简便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挽回美国因许诺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德国，而无法在亚洲投入更多力量的局面”。

史迪威控告蒋介石的信，愈加促使罗斯福总统放弃军事战略的需要，而从政治的角度来解决中国问题。

诚如前文所述，罗斯福关心的是战后的中国应享有大国地位，防止苏联填补东亚因日本失败而留下的真空，为此，他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对陈纳德的支持。同时，他很自然地认为史迪威坚持整训中国军队和收复缅甸是直接违背了蒋介石的意志的。而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违背了统治者的意志，军队的改革就不会成功；不改变军队赖以产生的社会，就无法改造军队”。此外，“花生米”这种称呼，对同样是统治者的罗斯福来说十分刺耳。“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应享有与自己相同的尊严，尤其是他处境困难，所以更应该受到尊敬。”

几经考虑，罗斯福总统于三月八日作出了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三项决议：

一、成立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为司令，独立行使指挥权；

二、逐渐增加陈纳德空军之实力，使之达到飞机五百架之数额；

三、在设备许可情形之下，中印空运数量，每月应增至一万吨。

诚如美国史学家所论述的那样，“总统的这项决定，和他处理复杂的战争事务的许多其他决定一样，都是折中产物”。罗斯福为了照顾陆军部的意见，命令陈纳德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仍要受史迪威领导。他为了阐明自己为什么要否决陆军部的意见，给马歇尔将军写了这封影响很大的信：

承转来史迪威二月九日来函副本……予深觉史迪威所提对待蒋委员长之办法，大有错误。蒋是中国人，岂可以所拟之办法相待。史迪威谓蒋“性情躁急”，不易应付，纵然不错，而伊（史迪威）所拟使用“更严厉声口”之方法，则大误也。吾人须知蒋委员长几历艰辛，始进为四万万人之领袖，此四万万人中，有各种领导人物、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卫生家、技术家，在各省或中央方面，各事奋斗，冀出头地，此乃一二百年来易得到之事业，而蒋委员长于短期中竟得之。蒋委员长自有其保持优越地位之必要，此点如尔我处伊环境，亦必相同。他是一位行政首长而兼大元帅，岂可用对待摩洛哥酋长之办法，向其作严厉之声口或要挟……

史迪威函中，对于一九四三年空军行动之事，一字不提，此可见其思想，只限于缅甸一隅，与训练中国军队之一事。

我虽然希望缅甸作战，但我仍信一九四三年内陈纳德作战之军略价值，我甚愿随时督催，使其实现……我虽知蒋委员长与史迪威间，关系业有改善，但我仍望陈纳德与中国人之间，关于空军作战之正当接触，不受别人障碍。

美华关系至为重要，我望阁下告诫史迪威与陈纳德，伊等宜知其代表美国之任务，比在他处都有意义，伊等于军事责任之外，尚有外交责任，我深望伊等能为一良好之大使……

罗斯福总统的决定以及致马歇尔将军的信函，标志着美军陆军部在中国战区战略思想的受挫。

作为参谋总长的马歇尔将军必须执行总统命令。同时，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向罗斯福总统阐明空军对地面部队存在着的依赖性：“一旦我们的空中作战行动给日本造成损失。他们就会向我们发动地面进攻，而保卫机场的任务就必然落到中国军队肩上。”事实上，一年前美国空军突然轰炸日本，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浙江等地的空军基地已被日军地面部队摧毁，至今仍未修复。另外，马歇尔将军为了证明陆军部支持的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思想正确，又向罗斯福总统郑重指出：

“中国陆军日前作战能力低下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利用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潜力。因此，改变现状，必须是美国派往这一战区代表其利益的代表的主要目标。”

罗斯福总统认为马歇尔将军的政策目标，是利用美援的附加条件，强迫蒋介石和中国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行事，这是他绝对不能认同的。他终于下达了总统令：

以陈纳德为司令的第十四航空队于三月十一日正式成立，陈纳德同时擢升为少将。

陆军部接到总统命令后，自然会有着各种议论。很快，大家的意见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史迪威的身上来，因为陈纳德的晋升必然会降低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地位。采取一项什么样的补救措施给予平衡呢？总参谋部作战处终于想出了办法：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

马歇尔将军同意作战处的提议，他认为如此一来，“就能做到万全，使中国相信，史迪威将军完全受到美国的信任”，是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决策人”。另外，他还认为如此而为可以慰藉自己对史迪威的愧疚之心。因而他在作战处的请示报告上大笔一挥：

“三月十六日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并呈报总统备案。”

罗斯福是一位大政治家，当然懂得勋章只是完成一种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曰工具。作为参谋总长马歇尔而言，需要借此抚慰失意的部属史迪威将军；作为总统罗斯福而言，他决不赞成因抚慰史迪威而削弱蒋介石在获得三项优待后对美国产生的信赖。他站在大国总统的立场上更需要的是蒋介石对美国或者说对他罗斯福的感激，因此，他在否决授予史迪威这枚荣誉军团勋章的同时，又决定把这枚荣誉军团勋章授予蒋介石，而史迪威所获得的唯一的荣誉权力，是代表美国总统为蒋介石授勋。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战略家，但他绝不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战略家。由此也可证明：马歇尔只能充任美国最优秀的参谋总长，而无法企及像罗斯福这样富有雄才大略的总统。我们可以想见，马歇尔收到罗斯福改变受勋人的命令之后，一定会有各种情潮在心湖中涌动。但是，他清楚自己是一名军人，从未把这种个人的情潮化做语言和文字传于后世。他只遵命将罗斯福总统致他信函的副本转寄史迪威，“诫其勿再阻抑陈纳德或触怒委员长”，并嘱史迪威代表美国总统为蒋介石授勋。

陈纳德胜利了，他认为这是自己空中战略的胜利，是支持他的白宫要人霍普金斯以及艾尔索普从旁相助的结果。他戴上金光闪闪的少将军衔，踌躇满志地组建第十四航空队，为了他的空中战略的更辉煌的未来谋划着。

蒋介石胜利了，他认为这是自己和史迪威以及美国陆军部反复较量而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的朋友”霍普金斯、摩根索等人从旁相助的结果，也是夫人宋美龄访美大获全胜的象征。需要说明的是，他并不感激罗斯福总统的“施舍”，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采用强硬外交手段逼迫罗斯福总统节节败退的胜利成果。为此，他暗自下定决心：以胜利者的姿态，按照既定的方针大步前进！

史迪威失败了——起码是暂时失败了！他面对晋升为少将的陈纳德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总统为什么会支持他的空中战略呢？难道我的所作所为全都错了吗？”当他再想到将由自己把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戴在蒋介石的胸前的时候，他几乎是愤怒地自语：

“‘花生米’有什么功德可以佩戴这枚勋章呢！”

三月十九日——史迪威六十大寿的日子到了！在这极有人生纪念意义的日子里，他面对重庆早来的春天，不能不想到自己吉凶难卜的前途。他向谁发泄这满腹的忧怨呢？还是像往日那样写在日记上吗？他微微地摇了摇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吗？这必然会给与他相敬如宾的忠诚妻子带来不必要的担心……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给夫人写一首咏叹春天的诗表述自己的心情：

我迎接着浪漫重庆的春天，

我步行在她美丽的林荫之中。

在月夜里，在午日下，

我吮吸着鲜花的芬芳。

（不要提烂泥、雪浆、臭屎，

它们覆盖住了大街小巷。

或是山上飘下的泔脚臭味，

或是山谷中猪猡的气息。）

日出日落，草坪上腾起雾气，

各种花朵色彩奇异。

茉莉含苞欲放，大兰花吐出芳香，

空气中充满春天的魅力。

（遍地垃圾在沟中腐烂，

装垃圾的马车散播着污染。

糟的东西臭气熏天，

混杂的味道令人难忍。）

我在芬芳的重庆迎来春天，

混合着美景和恶臭，

有花有鸟，有洒落的大粪，

还有罗圈腿的四川姑娘。

带我回到那边我最喜爱的海岸，

让我逃出这恶臭的阴沟，

我深陷在——中，但我正在退出，

我将永远不再铲粪。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史迪威写诗的语言依然是那样的尖刻——把腐败的国民政府和正在自鸣得意的蒋介石比做大粪。我们由这首诗的结尾仍可窥视到他彼时灰暗的心境——“带我回到那边我最喜爱的海岸，让我逃出这恶臭的阴沟”。他由罗斯福致马歇尔的信中感到：“我正在退出，我将永远不再铲粪。”总之，被挫折和失意困扰的史迪威将军，的确是做好了打道回府的准备。

但是，残酷的现实却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不允许史迪威“回到那边……喜爱的海岸”，他必须继续留在中国战区“铲粪”。

既然如此，史迪威根据马歇尔的指示精神——“诫其勿再阻抑陈纳德或触怒委员长”，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整训中国军队和修雷多公路（后来被叫做史迪威公路）两个方面。史迪威的想法是：我帮助中国整训军队，蒋介石起码不会反对吧？我帮助中国新修一条自印度到云南的国际公路，把更多的军火物资输送到中国，蒋介石总应该是欢迎的吧？……

蒋介石历经与史迪威一年多的较量，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所谓史迪威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史迪威一个人，而是代表了美国——起码是军界一派人对中国战区的看法。因此，只能利用美国决策者的矛盾，采用“以夷制夷”并软硬兼施的谋略，迫使看重中国战区战略地位的罗斯福总统作出裁决。为此，他一改过去的做法，采取了决不和史迪威发生正面冲突的手段，有时还做出言听计从的样子，有意主动缓解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史迪威对陈诚印象不错，又听说他在军中与何应钦相对立，遂学着中国“以夷制夷”的策略，提名陈诚接替罗卓英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兼昆明Y军总司令。蒋介石不顾何应钦的反对，立即同意了史迪威的提名，这给史迪威以良好的印象。

但是，史迪威并不完全知道蒋介石同意走这步棋的真实用意——利用亲信陈诚控制中国参加整训的军队。由于国情和地位不同，史迪威始终不甚理解蒋介石为什么视军权如命。然而自小就知道“有枪便是草头王”的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军权旁落。当然，他对史迪威这位美国将军也同样不放心，生怕蒋记军队通过美式整训，变成史迪威的私有财产，由他发号施令。怎么办呢？由陈诚代为监督史迪威整训军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再者，云南是地方实力派、滇系领袖龙云的地盘。长年以来，云南百姓“只知龙老主席，不知蒋委员长”。中央数度想派军队进驻云南，均被龙云以种种理由坚拒。而今由盟军提出在云南训练三十师Y军，就等于向龙云的地盘派遣了远远多于滇军的中央军，为他日解决龙云打下了伏笔。而由陈诚坐镇云南也是再理想不过。同时，为了安抚杜聿明，蒋介石任命杜为昆明防守总司令，为两年半后解决龙云伏下了一名大将。

简而言之，任命陈诚之举是一石数鸟，蒋介石自然会欣然同意。

由谁取代罗卓英在印度实施蓝伽计划呢？蒋介石确实费了不少心思。最初，他属意得意门生邱清泉，但徐庭瑶、杜聿明等人认为邱氏脾气暴躁，恐与史迪威闹翻，影响美援。他几经遴选，遂改调另外一位得意门生——第八军军长郑洞国将军继任。蒋介石为示重视其职，破例先请弟子郑洞国吃饭，然后才郑重其事地下达命令：

“我们准备委派你去印度，担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你的想法如何？”

郑洞国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将军，他于深觉荣幸之中又感到惶恐：“带兵打仗我有些经验，但要搞外交，在国外独立与洋人打交道，我完全是外行。”遂以“恐有负校长厚望”为由婉辞。

蒋介石为了使郑洞国未来在印度控制住参加整训的中国军队，以信任的口吻讲了如下这段深深打动郑洞国的话：

“你去那里是会有困难的，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太容易，但目前抗战需要盟国帮助，必须有人担负这个任务，我反复考虑过，觉得你去是合适的。你身为革命军人，在国家艰难时刻，要以大局为重。”

郑洞国当即答曰：“报告校长，我愿意去印度。今后当遵循校长训导，以黄埔精神为宗旨，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任务。”

就这样，蒋介石于不声不响之中完成了对中国参加整训部队军权的控制。

诚如前文所述，史迪威决计整训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收复缅甸，是为了雪耻。他做梦也不曾想过夺蒋介石的军权。另外，缅战失败的教训使他越发坚信：“中国的士兵是好的，军官则是无能的。”换言之，他认为，经过整训的中国士兵，在美军指挥官的指挥下定能击败日军。结果，“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的思想再次抬头，遂导致史迪威和参加整训的中国军官产生对立，他绝大多数军官的坚决抵制。

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之后，认为史迪威是在把中国军队打造成像缅甸、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式军队，因而也理所当然地表示反对。尤其是蒋介石听说史迪威“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的军官换由美国人担任，并且先由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以后，他直接的反应是：经过史迪威整训过的中国军队已经由姓蒋改为姓美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等于由美国变相地接管他赖以生存的军队。所以，蒋介石不仅要行使权力阻止史迪威达到目的，而且蒋、史之间刚刚缓和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对此，史学家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

使蒋恼怒的道理很简单：中国所需要的毕竟是军火。让军火运进来，中国人最清楚在中国漫长的前线上如何以及在何处使用它们。史迪威却坚持要把现代化武器的使用不仅当成一个技术知识问题，还要作为一个纪律、训练和军队建设问题。这就与蒋的想法迎头相撞。史迪威觉得，要把美国的战争工具嫁接到中国军队和政府的古代信条上来并赢得一场现代战争，那是不可能的。

再者，罗斯福总统决定成立第十四航空队，晋升陈纳德为少将司令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所谓的组织手段，缓解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矛盾。在常人的心目中也是这样认识的：“史迪威专负训练装备中国军队之责任，陈纳德专负打击日敌运输之任务……两人业务各有专属，宜无摩擦。”但是，由于史迪威的手中不但握有分配租借物资的大权，而且根据总统命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隶属史迪威领导，结果史、陈之间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更尖锐了。孰是孰非，各执一词，就连中外史学界也无统一的见解。

同情史迪威的史学家说：

“蒋的抱怨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对这一战略越来越没有远见。为什么要打通缅甸？为什么等着陆路交通？为何不督促美国人加倍再加倍地扩大跨越驼峰的空运系统，大批地供应中国军队以准备一次往后推延许多时日的攻势？为何不让美国人大量补充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使其对日本人的海岸据点进行直接、连续的攻击？……”

斗争逐渐缩小到了对空运物资的分配上。全球战略中的中缅印战区是个“乞丐战区”，史迪威艰难地向华盛顿要求更多的物资以加强它。而在战区内，他却被每一个下属指挥官斥为“吝啬鬼”。他要把经过驼峰空运来的货物分成三份，尽力去满足Y军、陈纳德的空军和中国人的总参谋部。

另一边，“蒋介石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少将身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影子，他们的战略思想和对货物分配的想法完全一致”。

拥护陈纳德的史学家说：

“史、陈摩擦之来源，为中印间之空运吨位。中印空运为装备远征军器材，与第十四队空军运送汽油零件所同需要，故其吨位分配之多寡，与优先运输之次中，皆史、陈所同争取。陈纳德晋授少将，主持第十四队空军之日（三月十一日），马歇尔即诫迪威，对于纳德空军补给，宜于优待。其时中印空运，每月只有四千吨，马歇尔提议月给陈纳德一千五百吨，史迪威参谋长韦洛，则拟将中国空军之吨数，包括于第十四航空队一千五百吨之内，而史迪威核定三月份之空运分配额时，纳德（包括中国空军在内）所得，仅一千吨，实际运行仅六百吨（或说八百吨）。纳德指此为迪威存心克扣蓄意排挤之事证。纳德执行任务，必须印度阿萨姆省之机场，与华东各基地之供应站，两事皆迪威部下韦洛所主管。纳德自一九四二年七月以来，迭有建议方案，皆未为史迪威所采纳。其一月至三月半两个半月间所得之空运器材，虽在罗斯福丘吉尔日夕属望之下，亦仅及一千三百吨（每月平均仅及五百吨）。一切任务，无由达成。”

对于这类指责，史迪威在四月十八日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辩解：

随后来的命令让陈纳德得到四千吨中的一千五百吨。他又得以成立了一单独的空军后勤指挥部。而后他根据阿纳德（代表总统）的命令控制了空军训练指挥部，只让格伦（陈纳德的参谋长）给了我一个口头通知！

自称公允的史学家则评说：

“行动自由并没有解决陈纳德的问题。总统曾命令给予他获得物资的优先权，但总统没有明确如何使他得到这种优先权以至他还是被放在次要的地位。史迪威继续控制经驼峰空运的物资。由于他依然负有为各方一致同意的缅甸战役整训Y军的任务，所以他仍旧把八分之三的物资分给空军，八分之五的物资留给地面部队及其他目的。”

从上述史学家评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透过对经由驼峰空运来的租借物资进行分配的表面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本质，依然是在中国战区应当执行史迪威的地面战略还是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之争。这其中并不排斥决策者的个人感情在起作用。而这种战略性的歧见，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就在获悉日军再次溯长江向华中的湖南、湖北两省发动突然进攻的消息之后，这两种不同的战略主张遂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意思的是，冲突的焦点却是租借物资的分配。

蒋介石退守四川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认为当今四川之作用依然像当年孔明所想的那样：“东拒双夔门，北扼秦川，南慰彝蛮（龙云等少数民族实力派）。”为此，他学着当年孔明的样儿，委派最为忠诚的弟子胡宗南亲率数十万精锐之师坐镇西安，不仅可以抗御日寇西犯黄河，而且也能限制陕北八路军向巴蜀一带渗透和发展。时下，南边有陈诚坐镇昆明整训三十个步兵师，再辅以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无形的威慑，与印、缅毗邻的云南可保无虞。但是，靠什么坚守出入四川的必经通道三峡和双夔门呢？一旦在川鄂交界之处再现当年刘备败走白帝城的惨剧，靠什么遏制住溯江入川的日军呢？他思之良久，觉得唯有靠强大的空军。因此，他强烈要求加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这就又必然导致空军优先分配租借物资的问题。

何应钦纵观中国战区的全局，认定此次日军溯江进攻两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宜昌，最终目的是占领重庆，或者说迫使局促山城的国民政府投降，真正完成“宁渝合流”，使滞留神州的百万日军挥师南下，与美军在太平洋诸岛进行决战。因此，何氏除赞同蒋介石用空军扼守通往重庆的天然屏障三峡之外，还要求紧急调拨陆军把日军阻止在宜昌以东。为此，他提出暂停组织实施收复缅甸进而打通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战略计划，把在云南参加整训的Y军急调入川，保卫山城重庆。

史迪威听后大惊失色，他近似本能地感到：如果何应钦的这一计划实施，云南整训三十个师的计划必然推迟；如果蒋介石的计划实施——强烈要求加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X军、Y军的整训都会因空军优先分配租借物资而受到影响。所以，他坚决地反对蒋介石与何应钦的提议，理由也是堂而皇之的：

“这正是日本人希望达到的目的，部署在云南的部队开始使他们不安了。”

像往日那样，蒋介石解决与史迪威分歧的办法是开会。结果是，这两位性格执拗的人越开会分歧越大。请看史迪威在四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的这段话：

与委员长举行了一次糟糕的会议……蒋介石不断地发出嘲笑和抱怨……谈反攻和“士气处于低潮”，他看上去十分恐慌。

蒋介石在日军就要发动的进攻面前的确是慌了手脚，他认为必须让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空中攻势，才能确保山城重庆的安全。依据他以往的经验，没有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认可，史迪威是不会改变基本立场的。换言之，他仍要和史迪威争论所谓战略的问题。然而面对日军就要大举西犯的危局，如何才能尽快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呢？这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用句中国的迷信话说是“天意难违”，罗斯福总统竟然主动地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机会：盟国的两大巨头——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于五月份在美国会晤，召开代号为“三叉戟”的会议。出乎蒋介石所料的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将应邀出席。

二十四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之后，英国和美国在欧亚两大战场使用的军事力量方面出现了分歧。

自一九四三年三月底以来，英国人明显地感到“美国人将在攻入西西里的‘哈斯基’战役之后，有意把对意大利的打击超过空中攻击，此外，他们还有放弃‘欧洲第一’转而帮助中国的倾向”。同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希望乘西西里的胜利去进攻意大利，或在东地中海发动攻击”，当他获悉罗斯福总统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以后，遂又坚决要求取消在缅甸共同发动所谓的“安纳吉姆”战役。

但是，罗斯福总统基于美国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特殊利益，希望修订“安纳吉姆”计划，而不是放弃它。他也无意在英国了解“突尼斯的战事”并确信将实施“哈斯基”计划之后，对攻占西西里后的行动计划作出承诺，所以他拒绝了丘吉尔首相提出的立即会谈的建议。

不久，盟国部队在北非突尼斯已经稳操胜券，老奸巨猾的丘吉尔认识到“务必”谈妥“哈斯基”计划及其后的发展和“安纳吉姆”计划的未来。此外，他还希望把“若干其他火急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这些带有战略性的“严重的分歧没有谈清楚，不加调整，将在夏秋之间导致重大的困难，并且削弱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先行克服这些困难”。

罗斯福总统接受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的提议——必须“暗示英国人，如果他们坚持没有把握的欧洲行动路线，美国就愈益把重点摆在太平洋”。在亚洲方面，他们将警告英国不要轻视支援中国抗日的努力：“‘安纳吉姆’计划应予实施并贯彻到成功结束。”如果因英国反对而使这个计划无法执行，那么美国就要扩大和加强太平洋的行动以支援中国。罗斯福遂同意丘吉尔所请：在美国华盛顿会晤。自然，“三叉戟”的会议代号依然出自博学多识的丘吉尔。

罗斯福清楚“三叉戟”会议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是中国。而在所谓中国的问题上他和丘吉尔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

罗斯福总统出于全球政治大局考虑，更加坚定地认为“必须使中国同其他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坚持要接纳中国作为四大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国”，使其在战后保卫和平的组织中“作出一切重大的决策和发挥警察的权力”。这是因为他希望战后“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在任何同苏联的严重的政策冲突中，中国无疑将站在我们一边。”这就是罗斯福不顾国内马歇尔、史汀生等军界实力派的反对，而坚定支持蒋介石的根本原因。自然，也是他和丘吉尔之间的根本分歧之一。

丘吉尔是大英帝国的战时首相，他坚定不移地站在老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不但不把“重庆政府看做代表一个世界大国”，而且还认定美国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完全是在“纠集力量以结束英国海外帝国”。因此丘吉尔多次表示：“把中国说成同英国、美国或苏联同等的世界大国是完全不真实的。”另外，丘吉尔还担心罗斯福私自邀请蒋介石与会，在行前发表的所有演说中都拒绝提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此，罗斯福是心领神会的。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不至形成美、中联合对峙英国的被动局面，他再次违心地拒绝邀请蒋介石参加“三叉戟”会议。作为补尝，他同意中国派遣外交部长宋子文参加会议，陈述中国在亚洲战场上的作用，以及对发动“安纳吉姆”战役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并不完全了解罗斯福总统的良苦用心。相反，他认为宋子文得以参加“三叉戟”会议，是他执行强硬外交路线的胜利。换言之，是他和史迪威反复较量的结果。

是年四月，“宋子文赴美，查悉罗斯福所允维持空军前线五百架飞机之许诺，恐难实践，乃向蒋委员长建议，请电罗斯福召纳德面陈”。蒋介石不但知道陈纳德唯自己马首是瞻，还清楚陈氏在美国白宫有实力很强的政治家为后盾，如果能促成陈纳德奉命回国，当面向罗斯福总统面陈所请，真可谓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为此，他向罗斯福发去专电，在力陈中国战区之艰难后，请总统召回陈纳德当面详陈。

罗斯福收到蒋介石的电文之后，也感到很有必要直接听取陈纳德关于空中战略的意见，这对“三叉戟”会议讨论“安纳吉姆”计划是会有帮助的。再者，受到“三叉戟”会议冷淡的蒋介石，并未作出像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前夕的愤怒决策——断然拒绝参加收复缅甸的战役，满足蒋的这一合理要求也是应该的。因此，罗斯福欣然同意召陈纳德回国述职。

马歇尔将军获悉这一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因为这等于陈纳德力主的空中战略将在“三叉戟”会议上得到确认。他于焦急之中电告史迪威密商对策。

史迪威收电后有点震怒。他或许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改过去我行我素的军人作风，说：感激“乔治（马歇尔）给我提了个醒，我建议他召我、比斯尔和陈纳德回去”。其用意都在不言之中：史迪威想联合第十航空队司令比斯尔将军和陈纳德“金殿面君”，一决雌雄。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建议，当即请示罗斯福——“宜请总统以商讨反攻缅甸案为由”，召史迪威和比斯尔回国述职。为促罗斯福早下决心，他又告之：“约陈纳德而忽视史迪威，将予人‘以陈代史’之揣测。”

罗斯福当然明白马歇尔将军这一建议的真实用心，但他作为一国总统，决不会因史、陈不睦而伤及马歇尔这样资深超群的参谋总长。另外，马歇尔的陈请理由无疑也是正确的，因为在战略方面是不能凭借个人的好恶而厚此薄彼的。罗斯福认为同时听听空中战略和地面战略的异同、长短，不仅有利于他在亚洲战场下最后决心，而且还会为他与丘吉尔决策二战大局提供有力的佐证。所以，他同意史迪威和陈纳德同时回国述职。但他却大笔一挥，砍掉了和史迪威结盟的第十航空队司令比斯尔将军的名字。

马歇尔只能同意罗斯福总统的决定。但是为了增加史迪威的筹码，或者说是为了弥补史迪威作为政治家的短处，他又电告史迪威：一定带上比斯尔的一名参谋回国。

“三叉戟”会议尚未召开，美国军政决策层中已经分成截然对立的两大派系：陈纳德空中战略派，支持者有霍普金斯、摩根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史迪威地面战略派，支持者有马歇尔、史汀生、阿纳德。而总统罗斯福则是空中战略派的。从上述名单可知：政界是空中战略派的后台老板，军界则是地面战略派的强大后盾。

蒋介石作为一名纵横家，清楚美国这对立的两大派分歧的核心是支持还是否定他的蒋记政权。他坐镇重庆，使出全身的权谋解数，遥控大洋彼岸华盛顿这场“金殿面君”的好戏——因势利导导演成“援陈打史”，进而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军火援助。为此，他精心安排了如下这几步棋：

一、“三叉戟”会议正式开幕之前，蒋介石密电时在美国访问的夫人宋美龄于五月三日再度晋见罗斯福总统，进一步密切和巩固“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宋美龄� ��负夫望，以她雍容华贵的外交风采再次打动了罗斯福总统，使他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和目标上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更接近我们美国人——有同一的伟大理想。”这不仅有力地回击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中国的藐视，而且从战略上支持了陈纳德。

二、电告先期抵美的宋子文：务必坚定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支持空中战略的立场。因为蒋介石知道霍普金斯作为政治顾问在总统罗斯福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宋子文于这类事情堪称是行家里手，况且他与霍普金斯还有着良好的私谊呢！请看他造访霍普金斯后留下的这段史料：

宋子文先告霍泊金，略谓蒋委员长经过详慎考虑，认为在盟邦对于中国战区军事活动沉寂情形之下，唯有即向日敌发动空军积极攻势，始足振荡士气，建议将中印五、六、七三个月空运吨位，悉拨为运送空军汽油零件，及其他器材之用，秋后，再行回复。

同时，宋子文又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整理成一份备忘录，呈罗斯福总统：

蒋委员长经缜密考虑，认为所有战时资源，暂须全部致力于空中攻击之准备，故拟以五、六、七三个月空运吨位，全部供运汽油及飞机器材之用，使有效的空中攻击早见事实。七月以后，空运货物，除少数空军补充材料外，再运陆军所需器材。以美国生产力如许之巨，上述飞机与其器材，数量并不甚大，当无困难。蒋委员长并嘱予声明，敌人如以地面部队攫我飞行基地，中国陆军力可应付。

三、陈纳德这位美军中的“造反派”更不是省油的灯。首先，他隐满了同机者史迪威自己回国述职的真实目的——游说罗斯福总统等人支持他的空中战略；接着，他通过好友艾尔索普左右美国的新闻媒体，借广为播扬陈纳德在华的业绩支持空中战略；最后，他精心炮制了如下这份文件，并请马歇尔和史汀生转呈罗斯福总统：

（一）第十四航空队拟自本年七月份起，以两个月之期间，争取制空地位，八月以后，将分三期展开攻势，以摧毁日本之运输线与本土。第一期：使用B—5以扬子江下游至海南岛海防各区域为目标……第二期：使用B—4以华东——沪宁——汉口三角地带为目标；第三期：使用P—40等以日本本土为目标。所需之飞机为P—40七十五架（新式），B—5四十八架，B—4三十五架，P—51七十五架，另给侦察机数架。补给方面，七至九月，月需四千七百吨，九月以后，月需七千一百二十九吨。

（二）日敌或能向华东进攻，但其攻势，不能比今春洞庭湖之战更烈。如真有大战，日本必将减少中国境外之压力。

（三）日本或将在中国沿岸各埠及台湾作战，但经第十四队空军轰炸后，日本将退保扬子江下游。

（四）拟在六个月内炸毁日本船舶六十万吨。

（五）史迪威方案中之雷多路，建筑工程甚为浩大，而通路时间，将在一九四五年，恐难应太平洋作战之用。

四、所有问题都要解决在“三叉戟”会议召开之前。为此，蒋介石要求在美的宋子文、宋美龄、陈纳德要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应变和商决方针大计。

诚如前文所述，史迪威是一位蹩脚的政治家，这就决定了他非常鄙视那些鼠偷狗盗的事情。再者，他自视是美国在华的正式代表，所作所为光明正大，即便是和属下陈纳德回国对簿公堂，也不应失堂堂君子之风——或曰大将军的风范。另外，他是一位铁杆共和党人，对民主党选出的总统罗斯福素无好感。加之这一年以来，他认为罗斯福支持甚至是偏袒陈纳德，这就越发地伤害了他那极强的军人自尊感，每当他想到罗斯福要陈纳德回国面陈空中战略的时候，遂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鄙夷之感。为此，他写下了这份备忘录待呈总统：

一、切实明告委员长，中国必须明了美国军事援华之本意，在使用中国人力，故中国军队必须接受美国之训练；

二、第二批三十师之训练计划，宜即同意接受；

三、中英两国，均须担任收复缅甸之约束；

四、现下中印空运之分配方案（八分之三归空军，八分之五归其他用途），不予变更；

五、中美军事接洽之途径，应仍循现有之轨道，不必另立其他系统（指第十四航空队独立指挥而言）；

六、驻印华军及云南远征军，均应准备出战；

七、拟具配合太平洋作战战略。

史迪威最大的长处是不搞阴谋诡计，堂而皇之地做人。但是，他还是有着这样的性格弱点：从不防备别人会在暗处算计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拜访马歇尔的时候，这位参谋总长出于私情，把陈纳德转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交他过目，他非但没想到马歇尔此举的目的是希望他做到知己知彼，更有针对性地阐述自己的地面战略，相反，他却十分真诚地指出了陈纳德备忘录中的不足，并且还说了如下这段话：

此中有一点缺点，即日敌受大量空军轰炸之后，必以地面部队追寻空军之基地。中国军队，既无大炮，又乏坦克，如何能守？其结果必至丧失机场，危及大局。中国基地固系轰炸日本所必要，但轰炸之早晚，实系装备中国之迟速，我加速训练装备中国新军者以此。

史迪威此举已远超中国军史上的笑谈——“不鼓不成列”矣！

如果再联系陈纳德有意隐瞒史迪威自己回国述职的真实目的之举，除说明史迪威不善用谋略对付同事和部属而外，也足以证明史、陈之争的胜负早已定矣！

由于罗斯福总统早就属意于陈纳德，所以陈纳德先于史迪威得到召见。对此，亲台学者梁敬先生作了如下记述：

纳德先谒，明言中国军民情绪低落，为抗战以来所未有，非有空中攻势，难期振奋。罗斯福云：史迪威反对此事，而军部赞助之，军事策略，我向交军部办理，今如反驳，须有理由。因与陈研讨反驳之办法，谈话时间，至一时半之久。陈纳德谒后告人云：一切要求，总统皆已答应，总统于聆我轰炸一百万吨日敌船舶之计划后，拍案称快。

上述事实证明：罗斯福支持空中战略的腹案已经成熟，召见史迪威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史料记载：

史迪威于五月二日（一说四月三十日）入见罗斯福，首陈中国因未能得到大量物资，表示失望；次谓如物资不至，中国军队或投降日本；三谓印滇训练计划均已开始，所需器材，均赖中印空运，如中印吨位，三个月内均归空军使用，则蓝伽与云南方面所训练之中国新军，将不能参加明年一月之反攻；四称中国似已忘却其供应人力之义务……若此趋势不予遏止，将来使用中国基地打击日本之工作，将悉为美国人。

也可能是出于对罗斯福抱有很深的个人成见的原因，“史迪威未能有力地向罗斯福陈述他的论点”。更使陪同晋见总统的马歇尔将军不解的是，史迪威自始至终只是弓着背，低着头，“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中国不抗战的话”。罗斯福本来对史迪威就印象不佳，再一对比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精神面貌，甚感诧异地问道：

“史迪威，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很好！”史迪威说罢把头一昂，遂大步离开了总统官邸。

“乔治，”罗斯福很有情绪地难为马歇尔，“难道不应让一个病人去休息吗？”

“这位‘病人’的体力比白宫中任何两个人加在一起的体力还要强。”马歇尔也颇有情绪地回答说。

马歇尔对史迪威的表现感到懊恼和失望，他不明白以语言尖刻著称的“醋坛子乔”为何会有如此下乘的表演，要知道这是决定两种战略方案命运的关键时刻啊！他不得不带着责备的口吻质问了史迪威。出乎他所料的是，这位倔强的部属却说道：

“你难道让我在总统面前贬低陈纳德吗？我……无论如何办不到！”

啊！这就是史迪威堂而皇之的理由：决不在总统面前贬低攻击自己的对手。换言之，他认为在总统面前慷慨陈词，为自己的战略思想辩白是自我标榜，违背了他做人的信条。这是史迪威的性格使然也是史迪威在所谓严肃的政治斗争中落败的性格因素。

相比之下，陈纳德在总统面前不仅会为争宠夺势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而且还会利用所有的手段抬高自己在中国战区的地位。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围绕着他的政治对手史迪威大做其文章。这也是陈纳德的性格使然，同时也是陈纳德能和蒋介石联袂共事的性格基础。

马歇尔作为总统的战略顾问有着鲜明的两重性：说到交朋友，他认为史迪威是可爱的；说到作为政治盟友，陈纳德确是一把好手。但是，当马歇尔将评判标准从所谓人的政治品位还原到做人应遵从的人格操守的时候，他是那样厌恶陈纳德的所作所为，又是如此喜爱史迪威的洁身自好。甚至对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的拙劣表现，他也似乎不无惋惜地原谅了。

史迪威深知自己的性格弱点：不但缺乏对他所鄙夷的论点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且往往因太相信真理的力量而对政敌的论点轻蔑地不置一词。加之他坚定地认为地面战略是符合中国战区实际的，无需作长篇大论的辩白和解释，终于使他铸成了历史的大错，而且也辜负了马歇尔将军的希望。他几次想开口坦诚自己的过错，都因他那孤傲的个性作祟而没有说出口来。

是日晚上，史迪威和前来探望的妻子威妮一起，在马歇尔等人的陪同下应邀出席陆军部长史汀生家的晚宴，他没有了在罗斯福总统面前的拘谨，毫不费力气地向史汀生全面陈述自己的观点。为了帮助史迪威说明自己，同时也是为了阐明陆军部的观点，史汀生打电话给罗斯福说，他“非常钦佩史迪威，他愿意就总统对史迪威的明显怀疑向总统作出解释”。史汀生打完电话之后又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回顾了他在挑选史迪威去中国时怀有的责任感之后，又充满信心地写道：

“我们是非常了解他，才把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的……几天来，他使我相信，他是我所认识的唯一能够顺利完成这项重要任务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在制订全球战略计划的时候，主要依靠战略顾问马歇尔和政治顾问霍普金斯二人。实事求是地说，在“三叉戟”会议召开之前，马歇尔将军和霍普金斯“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着互相尊重的态度”。但是，现在“他们关于对华政策的争执已经发展到两人互不理睬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就不得不行使手中的权力了——以总统的名义发布对华政策命令。他为了缓和与自己的战略顾问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再一次找来马歇尔恳谈对华政策。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军事家，尤其是经他之手作出的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决定，那是很难再改变的。可是在对华政策方面，他忽视了罗斯福总统从政治视角处理中国问题的战略思考，过多地强调了美国——盟国在中国战区承担的义务及可行的战略计划，遂陷入了和总统的对立。另外，马歇尔将罗斯福私收陈纳德越过陆军部向总统转呈信函，以及私自利用自己的亲戚艾尔索普支持陈纳德，都视为不正当的行为。由此，从感情上和罗斯福产生了隔膜。因此，他向罗斯福复述了地面战略的必要性以后，又毫不留情面地对陈纳德和艾尔索普发起了严厉的攻击。对此，美国的史学家作了如下论评：

正如他对罗斯福所说的，虽然陈纳德“也许是个战术天才”，但他对后勤事务一无所知。此外，陈纳德“多年来一直是由中国政府发给薪金，处于委员长的不利影响之下”。马歇尔鄙视陈纳德的阴险狡诈，当面对他说对他缺乏信任。战后，这个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和军队的历史学家一谈起陈纳德就拍桌子。马歇尔尤其讨厌艾尔索普，他知道艾尔索普曾竭力劝说宋子文使中国撤出缅甸战役，为此，艾尔索普自然受到了马歇尔最严厉的斥责。

罗斯福最后的努力失败了，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了：缩小反攻缅甸的计划，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是为总统决定，约有下列四点：

一、自七月一日起，中印空运加至七千吨，其中四千七百吨应交陈纳德空军使用，其次之两千吨供应陆军，其余之三百吨，亦归空军；

二、自九月一日起，每月中印空运，应加至一万吨，阿萨姆机场，已饬韦洛将军督率修筑，如期完成；

三、五、六两月之中印空运，除每月以五百吨供应陆军外，其余少数分配空军；

四、反攻缅甸计划，决定年底会同英国实行。

缩小反攻缅甸计划始于四月底决定，马歇尔将军也是投了赞成票的。“当时公议，反攻缅甸之案如付取消，亚洲战局将见严重，而全力攻缅，供应欧洲之物资，又将不给，两全之法，唯有缩小缅战范围，先从缅北开始，如果得手，则太平洋战略既可配合，滇缅路交通亦可打通，英国无登陆艇缺乏之顾虑，中国有加强国际空运之利益，同时陈纳德之空战计划与史迪威之整军计划，在增强中印空运吨量之下，亦可兼顾。作战司认此方案，或是兼顾各方之统筹办法，并谓照此估计，雷多路陆运，加上中印空运，中国每月当可得到两万吨物资器材之接济。”

但是，而今罗斯福决定“缩小反攻缅甸计划”的内涵发生了质变，由兼顾“陈纳德之空战计划与史迪威之整军计划”变为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实质上等于否决了马歇尔支持的史迪威的地面战略。这就必然“惹怒了马歇尔”。此后，“马歇尔在与总统打交道时，便尽量持正式和公事公办的态度。当罗斯福说笑话，其他人被逗得大笑时，他仍然板着面孔。他这样做是有意避免在他和罗斯福之间出现亲昵关系，以表明他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陆军部正式承担的义务，而不是‘烟嘴一挥’就能推翻的”。

马歇尔并不赞成罗斯福的决定，但他作为参谋总长又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为此，他于翌日写信给史迪威：

昨日我与总统讨论中国问题，他认为陈纳德之空军作战计划，久被遗忘，今宜从速实行；云南华军之物资，亦宜照运。

总统在政治上必须支持委员长。空军轰炸方案，对于振导中国士气，亦至有效用。至于反攻缅甸之计划，总统意可缩小，只占领曼德勒为止。总统谓经此缩小之后，便与陈纳德空战计划，无所窒碍。

史迪威获悉罗斯福总统这一决定之后，他的直接反应是：这是建立在“对蒋介石的品质、意图、权势及能力完全错误的判断之上”的。史迪威心想蒋夫人“已经弄得罗斯福分不清是非了”：蒋介石政府是“一幕独角戏。国民党是他的工具，蒋夫人是他的门面，愚蠢的美国宣传机器是他的杠杆。而我们全都是他的玩偶”。

史迪威已经浪费一次和罗斯福对话的机会了！同时，他还有超乎于一般人的自知之明：像他这样一个小小的陆军中将在白宫决策圈中是无立锥之地的，谁也不会再听他的辩解，事实上他也无需为自己进行这种表白似的辩解。但他毕竟是一位喜怒哀乐分明的军人，他依然需要发泄内心积郁的愤懑。面对这不可逆转的大局，他唯有在日记上倾吐无奈：

连续的退让证明，蒋介石认为只要喊上几声我们就会向他投降。情况正是这样。要我们到达华盛顿之前，罗斯福已经决定要在中国尝试一下空中努力。这正中英国人的下怀，他们根本不想为了缅甸打仗。如果能哄骗我们在对日作战中首当其冲的话，他们为什么要为了中国而战呢？不管怎样，他们将在缔结和约的谈判桌上把缅甸拿回来。

除我之外，没人对建立一支地面力量的枯燥工作感兴趣。陈纳德保证在六个月内将日本人赶出中国，那为何不让他干一下试试？这可是通往胜利的捷径啊。

我的观点是中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我们再也等不起另一年了；云南省是必不可丢的，必须建立起一支力量保卫它，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云南，重新夺回缅甸也就失去了意义……我还说，第一个基本的步骤是使地面力量足以占领和占据空军基地，以及打开外部世界通往中国的交通线。遭到否决……而最近几个月内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空中攻势。

“三叉戟”会议尚未开始，马歇尔、史汀生、阿纳德、史迪威等力主的地面战略就遭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否决，这无疑在他们每人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对坚决主张收复缅甸并想借此雪耻的史迪威而言，则更是晦气之极！因为他深信丘吉尔和宋子文会在“三叉戟”会议上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完全取消卡萨布兰卡会议作出的收复缅甸的承诺。因此，他不想参加这种会议，最好是能早一天回到他的整训基地——印度的拉姆加尔，听那些可爱的中国士兵亲切地叫他“乔大叔”的声音。

就在“三叉戟”会议召开的前夕，马歇尔将军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不同意缩小反攻缅甸的计划，强烈要求履行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南北夹击，收复缅甸。”史迪威因此被打入五里雾中，搞不清蒋介石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马歇尔告之：

“据蒋电文称，倘仅占取缅北至曼德勒为止，不特无补中国战场，且徒牺牲兵士，中国决不再蹈去岁覆辙。”

史迪威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他清楚这不是蒋介石的真实意图。

“我认为蒋介石担心如取消收复缅甸的计划，我们美国会减少对中国的军火援助。”马歇尔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所以，”史迪威下了结论，“蒋介石在取得空中战略的胜利之后，又想把拒绝收复缅甸的责任推给我们美国。”

“对！”马歇尔近似命令地说道，“所以，你要打起精神，为尽快发动缅甸攻势而全力参加‘三叉戟’会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