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宋美龄出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宋美龄安抵美国不久，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专程去纽约的医院看望她。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发现她是那么的“弱小和娇嫩”，以至这位美国“第一夫人”“油然生出了想要帮助她并把她当做自己女儿的愿望”。事实也正是如此，宋美龄及其随行人员很快由纽约迁到华盛顿落脚，并作为最高贵的国宾住进了白宫。

罗斯福总统很早就听说宋美龄的魅力了。当他第一次会见宋美龄的时候，就“改变了让被会见者坐在自己身旁沙发上的惯例，在面前摆了一张牌桌，在桌的另一边放上一把椅子。他对女儿解释说，这样安排是因为他不想与客人靠得太近”。久而久之，随着了解的加深，总统发现宋美龄身上有一种“坚如钢铁般的意志，这与总统夫人所描述的可爱而又温柔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一天晚上，宾主共进晚餐时，罗斯福就约翰·L·刘易斯发起的矿工罢工事件问蒋夫人，她的政府在抗战时遇到这种情况，会采取什么对策？蒋夫人用一个手指在自己的脖子上做了一个杀头的姿势，总统仰头大笑，同时朝着桌子对面的夫人说道：‘埃莉诺，你瞧见了吗？’”。

罗斯福总统的隐喻是：在美国长大的宋美龄压根就不懂得什么叫人权和民主。

但是，罗斯福总统忘记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是可以改变人的本性的。只要把宋美龄和蒋介石联姻前后的言行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她早已判若两人。同时，也会从宋美龄思想变化的轨迹中发现东方文化潜移默化的力量。

话又说回来，宋美龄以她特有的风采，的确赢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欢心。

宋美龄在访美期间，频频抛头露面于社交界和政界，激起了一片片赞美和欢迎之声。正如威尔基曾经预言的那样，美国人正以“超过对其他任何人的注意力”倾听她的声音。当二月十八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她在听众中掀起了阵阵狂热。一位评论员曾这样写道：“真了不起啊，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动人的场面。蒋夫人几乎使得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天，宋美龄“身着妖艳的黑色旗袍，体态娇小苗条，神情自若，一口标准的英语优雅而又动听”。她使国会觉得是在听“世界上的一位伟人演讲”。据一位也被宋美龄迷住而且对当时的情形很了解的记者报道说，“议员们全部被夫人的风采、妩媚和才华‘吸引了……惊愕了……缭乱了’。在议员们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达四分钟之久以后，蒋夫人开始了演讲，她的主题是：战胜日本比战胜德国更为重要，美国应该让她的人民去中国战斗，而不应该在太平洋花费那么多的力量”。当她说到，经过五年半的抗战，中国人民相信，“与其忍辱接受失败，不如光荣地冒失败之险，去争取胜利”时，欢呼的掌声达到了高潮。

另外，宋美龄以她非凡的外交手段和演讲天才，“在美国人心目中激发起想要表示友谊的强烈愿望。人们觉得，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普遍愿望的象征”。对此，《华盛顿邮报》载文说道：“她所想要的，都是为了地球上的全人类。”

但是，宋美龄在幕后的活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自从她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乘坐陆军部提供的飞机在美国降落起，她就开始尝试劝说美国改变战略。她在与赶来迎接她的总统政治顾问——霍普金斯谈话时，就闭口不提欧洲和太平洋战争，只是大谈特谈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所作所为”。她毫不掩饰她“对史迪威的厌恶，和对陈纳德的无比钦佩”。她告诉霍普金斯，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是史迪威逼着蒋介石把中国最精锐的一个师投入缅甸，以致后来该师全军覆灭。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就是在拜会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宋美龄也当仁不让地抨击了史迪威在华工作中的所谓失误，同时也直言不讳地称道了陈纳德所领导的“飞虎队”的历史功绩。另外，她为了改变军界支持史迪威的现状，按罗斯福总统的话说，“个个都是她企图‘勾引’的对象”。请看如下史实：

参联会主席莱希海军将军就曾被邀请来到她在白宫的套间。莱希后来回忆说，他“一直未能弄清楚，那次邀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陆军部长史汀生发现她是“一位极有魅力，又非常迷人的小夫人”：她竟然“说我的手很漂亮”。但是史汀生又告诫也受到邀请的陆军部长助理麦克洛伊，要严加提防她所说的话。蒋夫人缠着所有来访的人，要求为空运司令部增拨飞机。由于她纠缠不休，以至……新型C—46飞机还没来得及完成全部性能试验，罗斯福就下令立即交付中国使用。这种飞机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所暴露出来的构造上的问题，使许多飞行员丧了命。

宋美龄出访美国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使命，那就是通过她的外交手段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让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四强——美英苏中——之一，把蒋介石捧上“国际领袖”的宝座。自然，她作为蒋介石的夫人也就一跃成为四大“国际领袖”之一的夫人。

聪明的宋美龄完全清楚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构想，也清楚在史迪威使华之前联合国宣言草案签署的时候，中国就被列为四大强国之一。只是由于丘吉尔首相的坚决反对，罗斯福总统才把名列第二的中国改排在第四位。为此，宋美龄和蒋介石是非常感激罗斯福的。

宋美龄清楚，近一年以来，除了要使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结构中的四大强国之一以外，罗斯福的主要目标还有：“目前，继续让中国参战，将来和美国结成盟国。”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像中国那么有可能成为战后麻烦的根源。为了给中国未来的稳定奠定基础，罗斯福制订了四项原则……第一，中国必须与苏联达成一项协议，防止苏联在战后干涉中国；第二，中国必须收回被日本和其他国家侵占的领土，包括香港；第三，支持国民党政府，把它看成能够统一中国的唯一政权；最后，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必须以中美两国的密切工作关系为基础来制订”。事实上，“罗斯福已经朝着使中国获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经过谈判废除了美中不平等条约和所有保留的治外法权、特权及租界。同时他还敦促英国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不过香港除外”。据来自外交部的消息，罗斯福总统已经说服丘吉尔首相，决定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美英分别与中国签署协议。

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努力，美英“正式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结束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主权长达一个世纪的侵犯”，蒋介石欢呼这一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篇章”，使一个独立的中国享有“与英国和美国完全平等的地位”。这也给宋美龄造成了一种幻觉：从此，中国就以完全平等的地位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务了！

但是，事实就像是纸中的火，很快就把这种假象烧掉了。

据可靠的消息，就在美英分别签署废除不平等条约协议的第三天，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相会于北非摩洛哥之卡萨布兰卡，举行世人瞩目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苏联的斯大林是否与会？未定；中国的蒋介石是否在受邀之列？不得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美龄如果能说服罗斯福总统邀请蒋介石出席，不仅会提高蒋介石的国际地位，而且还会提升中国战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

不久，宋美龄又获悉：斯大林拒绝赴会，原因是“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决定性的攻势”，他“一天也不可能离开”。而中国，根本就未在被邀之列。

这极大地激怒了好大喜功的蒋介石，同时也使宋美龄看清了所谓平等的虚伪。按照往昔的经验推理，蒋氏夫妇认为一定又是自视不凡的丘吉尔在“捣鬼”。事有凑巧，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国和英国在收复缅甸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致使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

就在宋美龄筹谋让蒋介石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蒋介石依据他的韬光养晦的策略，借收敛和史迪威的矛盾以取悦罗斯福总统，希望罗氏能再为之撑腰、说话。从而开始了被史迪威称为“与‘花生米’同甘共苦”的阶段。

在这期间，“史迪威大权在握，意兴勃勃”，为收复缅甸调兵遣将：“十月、十一月之间，各地参战部队，纷纷向滇西方面秘密开动，陈诚由鄂调滇督师，宋希濂守滇西，郑洞国任驻印军军长。史迪威不满意之高级将领，如罗卓英、俞飞鹏、杜聿明等，皆已另调他职。”史迪威遂于十二月二日电告马歇尔：“中国方面业已尽如美方之意见，美方亟应履行援助之诺言。”盖其时“史迪威方为中国战场向美提出驱逐机两队、中型轰炸机一队之要求，且欲将中印每月空运之三千五百吨加至一万吨”。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政治嗅觉极其不灵敏的史迪威写信告诉他的妻子：“‘花生米’那帮人越来越友好，我甚至觉得他们令人起敬，当然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他们开始考虑也许我们有些道理。几个月前的讨厌家伙改变了主意，现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如果我祖父那边的人（指美国人）能全心全意地合作，那就只有好处。”其中，他对传说中接替罗卓英的陈诚印象最佳：“陈看来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向他询问官兵的训练情况和作战能力，证实了我的观点：下级军官，好的；师长们素质不稳定，全部需要进行进攻的训练”。

简而言之，在盲目乐观的史迪威看来，只要“我们能够在韦唯尔屁股底下点上一把不灭的火”，翌年春季收复缅甸的战役就正式打响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还未来得及在韦唯尔屁股底下点上一把收复缅甸的火，“印度传来不祥的兆头。英国人在考虑有限的战线，他们的目标简直是个笑话——阿拉干山、钦邦山和加列瓦。然后他们将骚扰日本人的交通线。这个将军（韦唯尔）什么都不懂，因此提出了孟加拉湾的问题。英国皇家海军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总的看来，他们想去北缅干一下，翌年秋天之前等在那儿，然后再真正地打过去”。

史迪威的运气或许又应了中国这句格言：“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接着，他又收到了马歇尔将军无法满足缅甸战役所需要的军火物资的电报。他阅后雷霆大发：

“上帝！这就是我们要进行一次战役所得到的支援。我不清楚他们给非洲运去了什么。我能用预期得到的这些东西安抚住中国人吗？这是为了‘支援中国军队’，我真他妈说不清，他们也许会嘲笑我，也许还会默不做声。”

接下来，又是老调重弹，中英双方为着各自的利益，又以收复缅甸的进军路线为名目展开了无声的彼此掣肘。史料记载：

华军路线，不从英坊（即英帕尔）出发，改由（即胡冈）河谷（即孟拱）河谷入缅。此路菁丛蔽天，蚊蚋遍地，蛇虺出没，山岭崎岖，行军已大艰难，而英坊地理环境较为平坦，韦唯尔特留为英军入缅之用。尤其要者，作战目的不在夺取仰光，而在占领密支那。夺取仰光，事关中国海上通路，中国自可不惜动用三个余万之大军，一与搏战；夺取密支那，与国际通路并无直接关联，中国应否以如许兵力冒此艰险，宜有考量。而史迪威志切一报前岁缅甸失败之辱，竟不顾及，又此路进军，补给方面亦甚有困难……十一月十九日英美参谋人员在新德里开会时，英方明告，谓在此情形之下，唯有将收复仰光与收复北缅两案同予暂缓，改用英方明春占取阿恰布之计划，因其时北非盟军登陆，苏德战争亦于盟军有利，地中海之英国舰只当有移调印度洋之可能。在马歇尔全力支持之下，史迪威虽能获得雷多筑路器材与工程人员之优先权，而英国对于收复仰光方案，则仍不愿如期实行。

为什么会相继出现这样“倒霉”的事情呢？史迪威只好对着世界地图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态势，他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盟军于十一月八日在北非登陆后，历经一系列混乱局面，到目前为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北非战役将延长，这就排除了一九四三年年底以前在中缅印战区采取大规模行动的可能。在太平洋，美国在保卫瓜达卡纳尔岛的战斗中损失了两艘航空母舰，使美太平洋舰队只剩下最后一艘航空母舰。在大西洋，船只损失严重，尤其是摩尔曼斯克航线，平均每四十艘就要损失十三艘。当各战场都要求加强力量的时候，盟国就很难同意向战略和作战目标都有争议的中缅印战区调拨其他战区亟需的物资了。”

自然，英国举棋不定的做法也反映出盟军在北非作战并不十分顺利。

史迪威这时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用“粪堆里的哭声”这样的比喻自嘲，几乎是愤怒地向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发牢骚：“有时候我的脑子刚松快一下，心想‘好家伙，进展不错’！恰恰就在这时，我们自己的人又把一车大粪倒到了我身上，外带着扔进来的一颗手榴弹。”

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到了，史迪威作为一位高级的美国将领，那种雪耻、复仇、教训日本人的特殊心理是可想而知的。正当他暗自咒骂自己在军界的好友及靠山——马歇尔将军忘记缅甸惨败的时候，他意外地收到了马歇尔的电报通知。大意谓：“由于重新打通缅甸运输线可以加强从中国出击的空中力量，美国决定增加对缅甸战役的支援。你的要求已放在仅次于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的北非战场的优先地位。为表示美国对缅甸的重视，支援项目中还增加了六千名美国勤务部队，执行筑路及其他任务。”史迪威阅此电文愁云顿逝，笑着自语：

“乔治就是乔治！……”

正当史迪威暗自高兴“进展不错”之际，“独眼将军”韦唯尔又把“一车大粪”倒在了史迪威的身上——也就是在可堪纪念的十二月七日这一天，韦唯尔发来了电报，提议取消进攻北缅的计划。这犹如晴天霹雳，惊得史迪威几乎失去了知觉，因为他清楚这标志着缅甸战役被扼杀。

史迪威深知韦唯尔代表英国作出这一决定的分量，他为使此事不在山城引起轩然大波，自然也是为了他这几个月的心血不至付诸东流，决定在向蒋介石封锁消息的同时，立即飞往印度新德里会晤韦唯尔将军，再次去**最讨厌的工作——“扯袖子”。

韦唯尔是一位典型的英国将军，他喜欢摆排场、讲资历，同时还有着英国人那特有的在所谓绅士风度掩盖下的虚荣心。由于东南亚所有英国的殖民地——尤其是缅甸都是在他亲自指挥下丢给日本人的，他不由得担心：如果史迪威真的带着中国军队收复了英国的失地，世界的舆论将会如何评价英国的皇家军队？又会怎样看待他这位资深位尊的“独眼将军”？未来英国人再如何统治这些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所以，他除去站在英国立场上行事而外，从情感上说，他也是坚持反对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的。

韦唯尔和史迪威在近一年的军政折冲中，都逐渐地摸清了蒋介石的真实用意——一切为了重新打通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因此，攻克连接国际通道的仰光是中国参战的最高目的。另外，鉴于前次入缅参战失败的教训，在重新部署收复缅甸战役的时候，中国要求参战盟国必须有制空权和制海权，而且还要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否则，中国是不会出兵参战的。为此，狡猾的韦唯尔把球踢给了史迪威：

“现在一切都十分困难——尤其是后勤上的困难，无法在雨季向士兵提供补给。可是日本人呢，他们在缅甸有内陆公路网……”

“我们可以利用制空权切断他们的内陆公路网嘛！”史迪威不容韦唯尔把话讲完，就坚决地说。

“可我国皇家空军都用于北非战场了！”

“我设法请求美国提供，解决缅甸战场上的制空权。”史迪威开始有点火气了，“关键是贵国必须派出强大的海军舰队在仰光登陆，与中国军队形成南北夹攻之势。”

“我已接到帝国政府的通知：皇家海军全部用在欧洲战场，根本无暇东顾印度洋上的制海权。”

史迪威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就真的取消了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如何才能改变“英国佬”的决定呢？他一时想不出充足的理由，遂陷入了蹙眉凝思之中。

韦唯尔自以为得计——迫史迪威动摇了收复缅甸的决心，又继续大摆困难：

“中国在印度拉姆加尔整训的X军，在云南训练的Y军，会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韦唯尔的这番话语，等于在质疑史迪威整训中国军队的计划，因此史迪威用尖刻的口吻回答说：

“请韦唯尔将军不必为此担心，只要贵国按原定计划出七个师，我们就一定能收复缅甸。”

“很抱歉，”韦唯尔下意识地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由于北非战场吃紧，我国不得不把许诺的七个师减为三个师。”

对此，史迪威还能说什么呢？他唯有暗自大骂：“英国佬，真不是东西！……”

韦唯尔望着愤而不语的史迪威，遂又以胜利者的口气说道：

“我国希望把一九四三年春季收复缅甸的计划，改到秋季十一月份。到那时，我们可以同时派出二十二个师进攻南缅和马来亚。”

就这样，史迪威结束了和韦唯尔的第一次会晤，怀着怆然的心情回到自己设在新德里的司令部。未等他征询参谋人员对收复缅甸战役的意见，参谋部就变成了牢骚的集中地。用史迪威的话说：“极其悲观，故意设置障碍。提供物资援助，但歪曲铁路、公路的运输能力等等。”

史迪威不愿听这些泄气的话，他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接通了重庆何应钦的长途电话，希望能从何氏那里得到一点令人欣慰的消息。然而使他悲哀的是，何应钦对他说，“时间短促，无法将部队重新组织和集结起来。典型的策略——有意拖延，然后将缺乏时间作为借口”。史迪威没好气地挂上电话，自言自语地骂道：

“狗娘养的！似乎收复缅甸是为了我史迪威！……”

但是，史迪威是一位决不向困难屈服的美国将军，他和“独眼将军”韦唯尔反复协商，又达成了主要以史迪威让步为前提的新的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他为了再向中方做“扯袖子”的工作，遂将和韦唯尔会商的结果以备忘录的形式函告何应钦、宋子文。其文略谓如下：

一、英军将以第十四师进占阿恰布，利用该处之飞机场为轰炸缅南日军飞机场之根据地，此一师将在雨季以前坚守阿恰布；

二、以第十七及第二十三两师由英坊分狄定姆与卡廉姆岳两路南进，集中于卡儿瓦，南攻帕克库，另分一部由塔木攻西荡，在雨季内坚守更的宛河（即钦敦江）；

三、据英海军上将苏马维尔称，因无航空母舰与巡洋舰，伊不能保证孟加拉湾之制海权；

四、此攻势之作用，在牵制日军不使增援缅北，如中国向保山出兵与拉姆加尔到密支那之华军，夹击日敌，则帕克库之英军亦可北进。

与此同时，史迪威预感到这一妥协作战计划前途难卜，遂求助于马歇尔将军，以给英国和中国施加压力，促使这一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顺利实施。

很快，史迪威的备忘录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也就是在这时候，蒋氏依然未收到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正式邀请，就常识而言，蒋氏被冷落的大局已定。他在这种难以平衡的心理状态之下，自然对英美——尤其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越发充满敌意。加之，史迪威呈转的这份备忘录与原计划相去甚远，他遂以“察见英方之变卦与美国无意出兵”为由，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如下电文密告罗斯福总统：

去岁丘吉尔首相在华盛顿太平洋作战会议席上，曾向各代表保证英国将于印度雨季告终以前，集中战斗舰八艘、航空母舰三艘（附以通常应备之军舰）于印度洋，以参加克服缅甸战事……中国据此保证极力筹备，今据史迪威将军自印度携回消息，谓英海军上将苏马维尔曾与明言，英国海军并无战斗舰、航空母舰及巡洋舰在孟加拉湾作战之准备。……

两月以前，韦唯尔将军亦曾面见史迪威，谓将以英印军七师参加收复缅甸之战，但最近又面告史迪威谓，英军只能动员三师作有限度之作战计划，其目标以阿恰布与更的宛河线为限。中国应用之军队皆已准备就绪，唯如英国不能践其诺言，致使吾人反攻缅甸计划无形打消，则实遗憾。

敬以至诚，请阁下敦促英方以充分之陆海空力量，负起共同收复缅甸之责任，中国军队与人民经过五年半军事与经济之消耗，实不能在缅冒第二次失败之危险。

对此，史迪威一无所知。

也就是在这期间，史迪威见到了一位小人物——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代表艾尔索普。

艾尔索普是罗斯福总统的亲戚，也是一位被时人称做“可以影响总统”的华盛顿著名专栏作家。一九四一年，他在来华出任陈纳德的新闻发布副官的时候，就把陈纳德奉为崇拜的偶像。几个月后，他在香港被日本人捕获，在坐了一段监狱之后，被遣返美国。他在留居美国期间，一面利用他手中那支生花的笔，借报纸这块阵地拼力鼓吹飞机是制胜的决定性武器以及这一理论的创造者陈纳德，一面利用和罗斯福的特殊关系游说白宫的实力人物霍普金斯，并通过霍普金斯当上了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代表，借此向史迪威发难。对此，美国的史学家作了如下评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艾尔索普）离开美国去中国赴任前，罗斯福写信给艾尔索普，希望能够与艾尔索普一同去中国见见陈纳德，或请陈纳德来华盛顿见他。总统对私人使节的报告很感兴趣，而不太相信官方渠道提供的情报，艾尔索普正好能够满足总统的这种偏好。艾尔索普笔锋犀利，容易激动，往往刚对形势有一点表面了解，便作出武断的结论，而且听起来似乎还很有见地。据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说，霍普金斯“无疑受到”艾尔索普寄来的大量信件的“影响”。

艾尔索普的报告危言耸听。他还没有到中国，就已在与返美飞行员谈话的基础上，有声有色地向霍普金斯报告说，美国空军在中国的处境是“民族的悲剧……国家的丑闻……是对美国总统、军队和国家声誉的严重损害”。他请求在两个月内召他回国，当面报告情况。他一到重庆，就拜会了史迪威……

艾尔索普建议撤换史迪威这个“傲慢、狭隘、守旧的常规步兵”，说他不但无知，而且还严重低估了空中力量的作用，他的地面战役“只能以一种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近似灾难的结局而告终”。他说史迪威以屈尊俯就的傲慢态度对待中国人。史迪威的训练计划被曲解为“用美国人取代中国人在战场上进行指挥”。……艾尔索普的结论是，由于史迪威压制空军的作战努力，并明白表示只要马歇尔继续担任参谋总长，他就决不放弃对美援物资的控制，因此史迪威必须被调离。

对此，史迪威则更是一无所知。

史迪威终于送走了令他厌恶的一九四二年。正当他暗自思忖一九四三年是吉还是凶的时候，马歇尔将军就在新年伊始给他发来了一件密电，告知他蒋介石于去岁十二月二十八日致电罗斯福内容，以及罗斯福对蒋介石的答复——“强调重新建立陆上补给线的必要性，敦促蒋在他以总统的身份与丘吉尔磋商以前不要作出消极的决定”。对此，史迪威的结论是：

“罗斯福总统是赞成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的，正因如此，他才决定以总统的身份与丘吉尔磋商，并要求蒋介石不要作出消极的决定。”因此，史的心情是激动的。

另外，负责卡萨布兰卡会议具体文件草拟工作的马歇尔将军，知道罗斯福总统将代表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因此，他在密电中命令史迪威必须设法尽快开始进攻。为此，史迪威怀着更加激越的心情迎接一九四三年。他“向宋子文发出一份又一份备忘录，从中国自身利益、未来战略、取消缅甸战役可能促使美国取消对华援助等方面劝说中国”。史迪威强烈暗示，如果中国不参加行动，他的政府一定会就“中国目前的形势，它的人员、组织和政策情况是否还值得美国继续向该地区投入人力和物力提出疑问”。

就在史迪威一厢情愿地筹划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的时候，蒋介石正式获知不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他以极大的愤怒于一月八日正式通知罗斯福总统：

“中国拒绝发动春季收复缅甸的战役！”

二十二

重庆的冬天是湿冷湿冷的，对于来自美国的史迪威将军而言，“这种可恶的气候令人消沉，简直无法形容”。再加上重庆大雾蔽日，一个月难得见上一次明亮的太阳，就越发加深了史迪威将军悲寒与怀乡的情感。

史迪威由于不适应这种湿冷多雾的气候受了凉，加之春季进攻缅甸的计划眼见着泡了汤，使得他的情绪非常不好，经常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生闷气，或自言自语地骂娘。

宋子文知道了这些情况，他或许是有意排解史迪威内心的积郁和愤懑，邀史迪威共进晚餐。在史迪威看来，这餐“中国饭菜妙极了”！但宋子文“却坚持说仅仅是便饭而已”。接着，主菜上席了！“这道菜是炸的，外焦里嫩，环形，拇指上戴的戒指般大小。”宋子文一看史迪威有点愕然的样子，忙介绍道：

“这是厨师的绝活儿，他对此十分骄傲，请品尝。”

史迪威拾眼一看，站在旁边的厨师就像是唱完堂会的演员那样，在躬身等待主人给予语言和物质的奖励。他会意地点了点头，旋即用筷子拣起一个外焦里嫩的环形“戒指”送往嘴里，就像是一位地道的美食家在品评佳肴。他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遂竖起大拇指，禁不住连声赞曰：

“好！妙极了，真可谓是妙不可言。”

厨师很有礼貌地道了声“谢谢”，转身走进厨房去做更拿手的莱了。

“TV，”史迪威按照美国人的叫法亲昵地称呼宋子文，随手又拣起一个外焦里嫩的环形“戒指”，在餐桌中央晃了晃，“如此美妙的佳肴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

“肚子。”宋子文淡淡地答说。

“肚子？”史迪威惊愕地重复道。

“对。”宋子文微微点了点头，“你是知道的，就是肠子，猪大肠的末端。”

“换句话说，这道菜叫炸猪肠子、烧烤括约肌，对吗？”

“对。”

“好啊！我现在在咬猪屁股。”

宋子文听后禁不住笑了，而且笑得几乎到了喷饭的程度。

但是，史迪威却未跟着笑。他竟然多愁善感地联想到了自己在华的现状，遂又自我嘲讽地说了这句话：

“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咬一口臭东西，而后我就成了一名完全合格的饮食专家。”

“请吃感恩节大鹅。”宋子文为了转换气氛，指着一道新上的菜热情地招呼着。

史迪威闻听一怔，方知今天是感恩节：“天啊！我怎么连感恩节都忘了呢！”接着，他再仔细一看摆在餐桌中央的大鹅——“它的头和脖颈坚挺着，仰成一个自鸣得意的角度，它的两眼中闪着惊奇的神色，嘴里吐出一只灯泡。做饭的人从鹅的咽喉处捅出一只手电筒，产生出一种新奇、优雅的效果”。他看着这巧夺天工的造型，似乎感到仍有不完美之处，有点遗憾地问道：

“这只大鹅怎么没有一只尾灯呢？”

“可能是厨师个人的好恶吧。”宋子文看着史迪威那认真的表情，随口解释道。

“但我希望在下一个大节日时能见到一盏。”

这就是史迪威的性格。

史迪威的情绪就像是重庆隆冬的天气那样越来越不好。到了一月八日的时候，他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希望“八”字能给他带来吉祥的消息。但是，当他再一看日历，又发现八日是星期五，一种不祥的预感又打心底冒出——在西方人看来，星期五是最不吉利的日子。他下意识地摆了摆头，似乎是在说：

“为什么偏偏在八号是星期五呢？……”

有顷，宋子文打来了电话，请史迪威的助手多恩将军去他的官邸，说是有紧急的要事当面相告。这又引起了史迪威的警觉，他暗自诧异地自问：

“TV有紧急的要事相告，为什么不找我呢？……”

宋子文是一位十分注重礼仪的外交家，他深知史迪威这位美国将军的性格，更清楚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因此担心把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声明中国拒绝参加春季收复缅甸战役的电文直接转给史迪威，会惹得史当场发作，搞得双方都下不了台。他反复权衡利弊，终于想到了多恩将军。

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或减轻史迪威的愤怒。他阅罢这则电文之后，提笔在日记上写下了六个大字：黑色的星期五。而且还在每一个字的下边涂了黑点，以示醒目。接着，他怀着对蒋介石无比愤恨的心情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燃着怒火的话：

“花生米”说他不会去打仗。“日本人将垂死抵抗，他们已有足够的准备时间。我们的供应线状况不佳，英国人的力量不够充足。我们冒着失败的危险，在缅甸遭受失败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联合的海陆行动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开展空中攻势，我管保其结果与所投入的力量相比要合算得多。”等等，等等。

当然，到秋天日本人是不会打的，他们顶不了太多时间了。我们的供应线已将完善，英国人也将有“足够”的力量了，但这并不能保证他那时就比现在更愿意干点什么。

史迪威就像往常那样，很快就从对蒋介石愤怒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思索着可能引起的连 锁反应：“对英国佬来说，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正是他们所要得到的，现在他们可以撒手了。中国人也可以撒手了，让他妈的美国人去干去打吧。陈纳德哇里哇啦的胡扯使我陷入了困境。他一直在说个不停，现在他们会让他放手干了。除非我们强硬起来并在眼下就把大元帅束缚住，否则他将会永远失去控制。”同时，史迪威还认为：“如果我们使得陆军部足够强硬，并以退出相威胁——卡住物资，存起来，运走——我们也许还能有所收获，从而使这一变更得到补偿。但如果他们不够强硬，我们今后也就捏在‘花生米’的手心里了。”

史迪威想过了这些之后，很快又恢复了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虽然“他看出蒋介石正全力扶持陈纳德，但是他也明显感到，有陆军部的支持，他要比陈纳德强得多”。他对宋子文抱有不小的幻想，认为有“TV的真诚帮助和中国军队内部人士的支持，就是‘花生米’也不是完全不可控制的”。他坚持认为，中国如能不断得到美国的援助，一定会重新讨好美国。他可以利用这种形势，继续推行他整顿军队和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他还天真地认为，向蒋介石发一份最后通牒，也许会起作用，于是便草拟了一份——“如果乔治同意的话，就由华盛顿发给中国”，但不要请示总统。

一月十日，马歇尔将军把罗斯福回复蒋介石的电文转给了史迪威——“你为什么不等一等？我告诉过你我即将与丘吉尔协商。看在老天的分上，忍耐一下”。在史迪威看来，这步死棋有缓。接着，他又通过自己的助手多恩将军向宋子文转达了“对‘花生米’开的一系列条件”。宋子文为了稳住史迪威或有意调解史和蒋的矛盾，除去代蒋介石说好话——蒋开始注意到了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的必要性，还有意地安慰说：

“我几乎每天都对委员长说史迪威将军是不懈地支持中国军队的唯一一名美国人。”

天真的史迪威听后有着一种甜甜的感觉，但是，他并未看到宋子文说这番话的背后是在坚定地支持蒋介石。这就是史迪威的悲剧性格所在。

也就是在这则马歇尔将军发来的密电中，史迪威首次获悉：卡萨布兰卡会议于十四日召开。他审时度势，认为“现在是‘暂缓’前进的间隙”。可是每当他想到自己近来的遭遇，真是感慨万千；当他再一瞻念自己未来的前途，又顿觉不寒而栗。他无法用普通的语言向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表述这五味俱全的心情，只好给留在美国的孩子们写了如下三节诗：

爸爸已然倾全力，

铲尽所有——

他是一个大傻瓜，

代人受过挨责骂，

被人逼得遭敲诈。

爸爸现已力不从心，

祸从天降厄运降临，

他受人蒙骗，

他们狠狠鞭打他，

他们弄虚作假。

爸爸又痛又瘸，

再不复从前一般，

因此猛拉一下傻瓜蛋，

弄来个替补的，

让他来应付局面。

卡萨布兰卡会议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史迪威依然没有收到一点消息，他无限愤然地离开自己的卧室，大步向司令部走去。他刚刚走到司令部门口，就受到了多恩将军的迎接。他放眼望去，“发现参谋人员神情庄重，列队站在屋中央”。他尚未反应过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另一位部属伯金上校就走上前来和他握手，然后郑重地说道：

“请您站在这里。”

“怎么回事？是执行枪决？”自称“受害者”的史迪威嘟嘟哝哝地说道。

伯金上校宣读了一份嘉奖令，大意谓：史迪威在去年四月缅甸棠吉战役中“亲临一个中国师的先头部队，身先士卒，以个人的榜样”鼓舞部队重新振作起来，一举攻克棠吉等战略要地。

“谁编造了这么多废话？”史迪威听后局促不安地自语。

“立正！”小史迪威用嘶哑的声音喊着口令，然后为老史迪威佩戴上一枚崭新的优异服务十字勋章。

史迪威对此次受勋毫不动容，或许是由于作为军人的最高目标未能实现而心绪不好的原因，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全都是胡扯，为一件区区小事大做文章。我完全不应受奖，这实在令人尴尬，好在随着时光的消逝，这种表情是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

这就是史迪威的可爱之处。

是谁突然想起来为史迪威授勋的呢？是马歇尔将军。

马歇尔将军最清楚史迪威将军这七个多月是怎样走过来的：为了打通滇缅公路，一雪缅战失败之耻，他不仅要忍受“英国佬”的滑头和厌战，还要和蒋介石无穷无尽地讲价钱。更使他难以容忍的是陈纳德将军和蒋介石结盟，欲夺取他的指挥大权。他已经记不得在中国和英国之间“扯过多少次袖子”，才促成这次春季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但由于“英国佬”为了自身的利益再耍滑头，从而导致蒋介石于一月八日断然拒绝参加春季收复缅甸的战役。这对史迪威而言，真是犹如当头挨了一闷棍，使得以尖刻著称的史迪威就像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作为美国参谋总长的马歇尔将军，唯有授予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方可慰藉这位远在中国战区的老友的心。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为什么要召开卡萨布兰卡会议呢？简而言之，因为“欧洲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转到盟国一边”。其时，“隆美尔败于阿列盟，苏联反攻于斯大林格勒，突尼斯登陆在望，西西里战略待商，对德战胜既呈曙光，英美当局始转其注意力于东亚”。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再次提出了立即收复缅甸，包括实施“两栖登陆，占领仰光”的代号为“安纳吉姆”的战役计划。

在美国看来，发动“安纳吉姆”战役是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轰炸日本工业设施和海上运输线的先决条件。同时，美国还认为“重新打通进入中国的通道，并推动中国军队对日本采取行动，还可能迫使日军在其帝国的主要据点上处于守势。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这样比用美国人在东西南太平洋潮湿的海岛森林中进行旷日持久、逐山逐地、代价高昂的战斗要理想得多”。这是因为日军抵抗异常激烈，用马歇尔将军的话说：美国“已经经不起另一次巴丹战役了”，迫使在华日军处于守势，就能“减少我们在太平洋地区遇到的危险，使我们能进攻德国”。

为此，美国海军总司令金上将“盱衡战情，乃于会议中发言，指出中国战场应受重视之理由”。文献中对此发言有如下记载：

“在欧洲战场上，苏联因地理之位置与兵源之雄厚，受到吾人之重视。在太平洋战场上，中国具有同一因素，吾人岂可不予以同一之重视？吾人基本政策在以必要之武器，交与人力充沛之中苏，使其为盟邦共同作战。”

马歇尔将军自始就支持史迪威收复缅甸的战略构想。同时，他也清楚英国人反对实施收复缅甸战役的理由。他在会上几乎是用“讹诈”的口吻说了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吾人重视打通滇缅路，并非全为提高中国士气打击日本海上运输力着想，吾人目的在配合欧亚非各地作战……若收复缅甸之案不立实施，则美国或将有被迫退出欧洲之日。”

英国的将军们并不怕“讹诈”，因为他们清楚，“美国遗憾地撤销其在欧洲战场承担义务”的决心必须由罗斯福总统来下。同时，他们还坚信自己的首相丘吉尔能把罗斯福总统死死拴在欧洲战场上，因此，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讹诈”手段还击道：

“抽调登陆舰艇夺取仰光，必然会削弱英国用于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的作战力量。”

结论是：英国不想参加——起码不想立即参加“安纳吉姆”计划。

美国的海军总司令金上将当即严词驳斥了英国方面的意见，并严肃指出：“用于进攻仰光的登陆舰艇可以从美国太平洋舰队抽调。”最后，他以质询的口吻问道：

“还有什么困难吗？都当面提出来，由我们共同解决。”

英国的将军们被金上将大刀阔斧处理问题的方法镇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一如往常的联席会议那样，英美两国军界高级将领在作战方案上无论是意见统一，还是有分歧，最终都得交由两国最高的决策者——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协调分歧，作出决定。因此，他们通过的方案往往可以说是基本上双方都认可的折中方案。这就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区别所在。诚如史家所记载的那样，“反攻缅甸案，经两氏（罗斯福和丘吉尔）呼吁后，乃得下列三点之决定”：

一、备攻日期，暂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右为目标；

二、反攻日期，俟一九四三年夏间决定（其日期应在七月以前）；

三、如英海军舰只与登陆艇有所欠缺，美国允设法拨补。

罗斯福总统作为一位大政治家，自然知道蒋介石猝然宣布拒绝参加收复缅甸战役的根本所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号称讨论攻日策略，而中国并未被邀；扬言加强援华，而中国军运优先次序，犹居最末”。然而，罗斯福总统就像所有尚存良心的政治家那样，也必须考虑各国国力强弱，并依此制订其外交和军事方略。所以，他不得不屈服于丘吉尔的压力，违心地不邀请蒋介石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但是，主要由谁——或者说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哪国部队参加“安纳吉姆”战役呢？罗斯福总统当然清楚只能是中国——也就是经史迪威整训过的X军和Y军。这就要求他和丘吉尔首相必须向蒋介石作出姿态，或曰给蒋介石一个台阶下，方可结成实施“安纳吉姆”计划的同盟。因而他对丘吉尔首相建议：

“我想向中国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向蒋委员长通报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

这种外交策略对丘吉尔而言，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当即表态：

“好哇！我决定派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英国代表约翰·迪尔元帅参加代表团。”

罗斯福总统在派遣代表团美方成员的时候可费了些心思。他知道在华的美军将领中存在着空中战略和地面战略之争，加之他在蒋介石和陈纳德等人的影响下，实际上接受了用空军作战时间最短、代价最小的理论，因此，他决定提议渴望“尽早轰炸日本”的阿纳德将军作为空中战略的支持者去中国。

马歇尔将军自然明白罗斯福总统这一提议的良苦用心，但他始终认为“驼峰空中运输线是不能与道路运输线相比的”。遂决定提议美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代表陆军部，作为空中战略的反对派进入代表团。

就这样组成了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中国与蒋介石磋商参战事宜。

阿纳德将军不仅是一位渴望“尽早轰炸日本”的空军司令，也是一位坚定的美国利益主义者。因此，他支持史迪威反对“独眼将军”韦唯尔。他看了韦唯尔原本制订的收复缅甸的战役计划以后，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计划，而是“写得很漂亮的几页文字，只是说明战役为什么不能成功”。他认为对于马歇尔将军的好友——史迪威将军来说，和这样的将军共商军情大事真是不堪其苦，这还是首次有人给予史迪威以极大的同情。

韦唯尔将军看了由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有关“安纳吉姆”计划的决定，认为是英国的意见占了上风；史迪威将军阅后则非常生气，因为这等于宣布春季收复缅甸的计划作废，使他在韦唯尔和蒋介石面前丢了脸。但是，他深知自己是军人，而服从命令又是军人的天职。他把个人的荣辱存于心底，又积极参与讨论，最后更得要点五项如下：

一、作战期间，预定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

二、陆军以占领曼德勒为目标，其兵力为：云南远征军十一师，向腊戍前进；驻印华军两师，向雷多前进；卡儿瓦印度军三师，向英坊沿更的宛河前进。

三、海军封锁仰光。

四、夺取阿恰布与南穆里岛。

五、十二月陆军出战，一九四四年一月占领仰光。

会议中，“阿纳德、萨默维尔等即席声称反攻缅甸案之决定，实另含有一更大之战略，即务使阿纳德空军能从中国直接攻击日本及其运输线，牵制敌人支援，省去太平洋逐岛作战之艰苦。又谓缅战所需之器材，所以能得到优先之次序者，即因其含此战略之故”。

史迪威随高级军事代表团自新德里飞往重庆，晋见他瞧不起的“小人物”蒋介石，沿途他向阿纳德将军等人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他指出：在现今的中国，“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作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贵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天啊”！

阿纳德将军很早就听说了关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的一些传说，但像史迪威将军说得这样详细和具体则是第一次，因而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想快点见到这位蒋委员长。他一到重庆，就在史迪威的陪同下赶往重庆南郊黄山别墅参加会议。或许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起作用，仅仅谈了空军后勤供应问题，他就发现除陈纳德的理论很不现实外，这位蒋委员长也“不愿意遵从逻辑或理性”。很快，他又发现一谈到应修建机场和燃料供应时，蒋介石和陈纳德总是“挥挥手，一带而过。他们不懂得，也不愿意过问后勤问题”。

阿纳德将军作为空军司令，很自然地倾向于空中打击并强调其重要性，但是，罗斯福总统并不知道阿纳德司令历来瞧不起以“飞虎队”而闻名于世的陈纳德将军。再者，由于陈纳德强调空中战略却忽视了后勤保障，使得阿纳德将军很快倒戈支持史迪威。

蒋介石作为意欲角逐世界级大国领袖位置的政治家，非常清楚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派此高级军事代表团的目的——对他未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政治慰藉。同时，他也认为这是自己挺直了腰杆做人，决不仰承他人鼻息，执行独立的外交和军事路线的结果。由此，他验证了黑社会中流行的这句俗话——“欺侮软的硬的怕”是具有一定的真理价值的。他审读了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团带来的“安纳吉姆”计划之后，随即又以更加强硬的态度理直气壮地向美国提出新的三项要求：

一、为陈纳德成立一个独立的航空司令部；

二、每月经驼峰运送一万吨物资；

三、在十一月之前——“安纳吉姆”计划实施之前向中国提供五百架作战飞机。

这实在大出英美高级军事代表团的所料，而且也超越了该代表团的授权范围，在阿纳德与史迪威看来完全是得寸进尺的讹诈。而这次商讨“安纳吉姆”计划的会议，完全变成了讨价还价的交易。蒋介石在讲完所谓原因之一——“中国没有自己的空军，因而需要陈纳德的特遣部队保卫重庆”之后，又义正词严地向代表团发出了最后通牒：

“告诉你们总统，除非我的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否则，我不能打这个仗，他也别指望我派中国部队参加这次战役。”

阿纳德“决不会把这种话带给总统”，也不理睬蒋介石发出的最后通牒，继续会谈——一个答应增加空军运量，一个希望增加得更多。会越开越乏味。

史迪威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次会议谈论的所有问题都将交由他落实和兑现。或许是他真的太想指挥“安纳吉姆”战役了，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追问蒋介石：

“如果条件中包括有海军的支持，委员长是否会于秋季发动攻势？”

蒋介石一听这责备他的口气，猝然怒火升腾，他“发疯般地”说出这句话：“我难道没说过要打仗吗？”旋即又通过翻译宋子文给史迪威来了个难堪。

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会议最终作出这样的决定：美、英、中三方于二月九日在加尔各答举行具体实施“安纳吉姆”计划的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是何应钦和宋子文，英国代表是迪尔和韦唯尔，美方代表是阿纳德、萨默维尔、比斯尔和史迪威。

阿纳德将军一行飞离重庆之后，蒋介石唯恐阿纳德等人不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反映他的要求，遂于二月七日写信给罗斯福，重申了他的新三项要求以及参加“安纳吉姆”战役的保证：

“中国军队将在预定时间做好准备，去完成指定任务。”

中美英军政最高级幕僚于二月九日集会于印度的加尔各答，台湾公布的史料中记载此次会议的经过与结果如下：

韦唯尔主席。何应钦首先说明，此次战争中国将以十师主力由滇西向密支那、八莫进攻……蓝伽训练之中国军队则由胡康河谷密支那攻击，如获胜则向曼德勒前进，出战期间当在本年十月底。

韦唯尔报告英国使用三师兵力计四万五千人，由更的宛河进入曼德勒城与中国军队会师，另以一师为预备队，此外准备印度军五师进攻下缅甸，故全部军队为九师，两师为英军，余为英印混合军。

中国代表重言此次作战海军至感必要，倘无海军，成功将不可能，与会人员皆无异议。会议中对于空军准备必须充分，机场修建必须加速，中印空运必须每月增加一万吨各点，皆得到一致之同意。

史迪威非常高兴，因为他的客人——阿纳德将军等人都认识了“中国的政府机器”和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蒋介石与何应钦。临行前，阿纳德对史迪威说：“你应该得到一个桂冠。”他后来又写信给史迪威说：

“亲爱的乔，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干的……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尽管吩咐。”

按照史迪威的逻辑推论：既然阿纳德将军获知了中国现状以及蒋介石的真实情况后可以支持他，那么罗斯福总统也理应如此啊！他在二月九日极不策略地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控告蒋介石，并郑重指出：“对华援助，必须采取以此易彼之交换手段”；对蒋致罗斯福之电文，“必须表示严厉之声”。

事有凑巧，也就是在这节骨眼上，艾尔索普带着一份如何解决中缅印战区存在问题的建议回到华盛顿，交给了霍普金斯。“他的建议慷慨激昂，貌似有理，长达二十一页，其要点是，由于批准进行缅甸战役”，美国“将要采取‘自以为是、危险、其结果极其可疑’的地面行动，而放弃一次‘光辉、能够轻易取胜的空战良机’”。而造成这一战略错误的主谋是史迪威，因此史迪威必须被调离。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继送到了总统办公桌上，罗斯福阅罢黯然自语：

“是到了我下定决心的时候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