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讨厌这种演讲，特别是随便找个流浪汉也能说出同样效果的该死的动员讲话。我至少得说点责任、荣誉什么的，免得退役后穿着西装站在国会大厦的时候，被人翻出录音，引作反面教材。”

才说完正事，莱布其上将又将话题引回到刚刚结束的全线总动员讲话。现在的他，就像个三年没收到一张父亲节贺卡的唠叨老头子，随时可能被几片落叶甚至爬上窗沿的一只蚊子搞坏情绪。

特使明白，老莱布其想念小莱布其了。

“您讲话的时候，莱布其中校和您的副官已安全抵达奇莱山。莱布其中校就站在风平浪静的2142高地上，给K上校回的信息。抱歉，内容我记不大清楚，反正不重要。”

“风平浪静？”上将关掉床头墙上，一直静音的电视机。

“风平浪静。”特使继续用CIA华文化培训班的手法，揉捏上将已经枯瘦老迈的脚板，“在CB师宁可全军覆没也不愿在花莲多呆一分钟的情况下，您还指望远在中横的ID团能玩出花样吗？”

“我始终觉得林兰不会那么傻，他仿佛在设计什么。”

“孙子兵法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引申出来，‘正合’始终是‘奇胜’的前提，现在连常规作战的基础都没有，再骇人的阴谋也只是空中楼阁，看着美妙罢了。林兰是正牌军校出身，不是军事幻想作家，他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这个道理。一个营，哼，就算是一个团从花莲城底下钻出来，又能怎样？”

“但愿如此。”

“请原谅，将军。”这时桌上的送话器传来K上校的声音，“我知道您今天很累。”

“‘阿兰朵’不复存在之后，你变自卑了，上校。JSCO最优秀的指挥官、我最信任的特战行动助理，有资格在任何时候，把电话打进来。究竟什么事能让你这么紧张，我的孩子。”

“台北‘三角洲’暴露了，将军，刚刚收到消息，他们正被大批军警围攻，包括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安全屋附近的步兵战车。有理由相信，敌人事先得到准确情报........”

线路另一边的K上校停顿片刻，但莱布其上将并没有做出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激动反应，只是捡起摇控器，打开除了新闻就是广告的电视机。

“......我现在过来，将军。您能让特使阁下暂时回避吗？”

见习督察郑明威，是香港警察机动部队（PTU）援台支队其中的一员，目前驻守台北公安总局巡特总队第四支队。

PTU成员直接来源于具有一年以前“军装”（制服巡警）经历且行动表示突出的在编警员。与构成内地街头治安防暴警力主体但大多数并不具备行政执法权的“临时工”相比，他们均受过正规警校培训，本身就是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警察公务员，而且福利体系更为完善，待遇更为丰厚；与内地大多数警察公务员相比，他们无须应付公务执法之外的繁文琐事，因此训练时间更多，训练强度更大；与实行兵役制的内地武警内卫部队相比，他们在军事作战技能方面稍逊一筹，但在应对平民尤其是大规模人群时经验更为丰富，效率更高，“后遗症”更少。

“警察的待遇、军人的训练、社区工作者的素质”，PTU这些优点，使得林兰上将在申请调拨大西北警力的同时，还将在香港上层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Poly(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林指”情报组副组长时小兰派往香港，配合特首幕僚们游说香港立法会异见议员，最终促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援台协勤法案”高票通过。

台北公安总局巡特总队第四支队是清一色PTU成员，内部架构沿用港式编制，主要担负外籍滞留人士集中地区的巡线、巡点和防暴支援，目前由六百名受过内地法律和战时协防科目培训的PTU成员组成，支队下辖3个175人的防暴大队、1个40人的特别任务队和若干辅助单位，防暴大队下辖4个小队，郑明威是其中第三小队的助理指挥官。

PTU入台以前，曾在内地某综合训练基地进行过战时协防训练，郑明威在日记里是这么写道：

“装甲车帖着头盔撵过去，60mm*落在前面，屁股后还跟着几个开口就问候全家的军士，你稍微慢一点，国产M-16立刻就顶到你后脑勺上，接着会有一名将军领着军乐队踢着正步走过来，在你胸前按上一枚大紫荆勋章，然后用五星红旗盖过你的脸，嘀嘀答答吹响‘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数周之后，当你自豪地认为自己已升格为杀人机器的时候，那名将军却在结训典礼下大声吼着告诉你，你的使命不是杀人，而要在敌人的*、炮弹和子弹底下存活下来，然后用死过一次的生命去保护身边任何一个手无寸铁的宝岛同胞。”

PTU今天的任务是在台北军管委员会“三反”办统一指挥部署下，协助台北武警总队“刺鲨”突击队，对可能隐藏着敌特分子的任务区域实施治安排查。具体分工上，PTU负责将因为领取供给和参与劳动而外出的平民人群与可疑住所区域隔开，并实施管理，“刺鲨”突击队则趁此机会对可疑住所区域进行武装搜查。

治安排查只是手段，甄别并打击敌特分子才是最终目的，前者属于行政执法范畴，后者则属于军事行动。PTU无疑是优秀的防暴力量，但绝对不是专业的军事作战部队，因此在这次任务中，郑明威和他的队友需要接受“刺鲨”突击队的指挥，这与战争爆前内地常见的“警察为主、武警配合”模式截然相反。

行动命令下达前一天，台北军管会“三反”办一位姓许的副主任就亲临PTU营区，与四支队指挥官方介明总警司关起门谈了一个上午。

由于宝岛还处于战争状态，台北市及宝岛其它解放区的行政权目前统由台北军事管制委员会（原“第八战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改称）及其下属市、县级军事管制委员会代管，国务院第三特派员公署只是行政事务上的指导机构，由第八战区司令员、党委书记林兰上将领衔的台北军事管制委员会才是台北警方真正的“东家”。因此，台北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厅和公安部台北总局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主要是考虑到台北行政执法力量有一部份来自港澳地区，当港澳民众询问这部份援台警力所用何处时，官方会用公安部台北总局的名义解答，而不是军事意味更浓的台北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厅。

午饭时，四支队支队长方介明总警司召集少数几名“白衬衫”（督察级以上）开会，传达战区司令部某局的情报称：

一股疑为隶属于A国某特种作战部队的便衣敌特携带杀伤性武器和情报收集仪器，潜伏在北市商业中心已有多日，军方可能会在近期内采取行动。

没想到所谓的“近期”竟然会是第二天。会议一结束，方介明总警司便下达了封锁营区、限制对外通信的命令。

今天一大早,几辆装备机关炮的武警装甲车跟着几辆空载的“解放”卡车开进营区。为首姓郑的武警少校跟所有被指定参与行动的”白衬衫“一一握手，互相认识，轮到郑明威时，郑飞还用广东话开玩笑说：“七二年我有个伯父偷渡去香港，是光字辈的。”

郑明威没有去细想上一辈里有没有名字带“光”字的，他只是看着一名上尉指挥PTU后勤组将“奔驰”巡逻车里的防暴装备和枪械全部搬上“解放”卡车。

有更好的车为什么不用？没有人问为什么。其实最让蓝帽子不解的是，规模如此庞大的行动，为何军方派出的指挥官只是个少校？

方介明总警司一眼就看出熟悉英美军队体制的部下们的疑惑，当即解释了“副团职”和“专职副大队长”这两个内地专用术语的涵义。方介明总警司说：

“郑少校具有上校助理指挥资格。在内地，上校可以指挥一个三千多人的步兵团。”

今天的行动共出动了两个大队和特别任务队，将近五百人。其中，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第四小队坦负“No fire”，4人为一组，不携带枪械，负责对人群进行例行排查，并在情况复杂时指挥梳散人群，行动呼号“蓝队A”。

第三大队第一、第二小队和郑明威所在第三小队坦负“CASE”，组成防暴队形，负责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迅速介入，隔离或驱散黄色人群，并对橙色目标实施控制，行动代号“蓝队B”。在典型的防暴队形中，“CASE”小队又分为拘捕、*、布包弹、枪械四个横排，作为小队助理指挥官的郑明威今天负责监督装备AR-15半自动步枪的枪械横排。

特别任务队负责在外围监视人群，对可能混杂在人群中的橙色和红色目标展开必要行动，行动代号“蓝队C”。

在行动须知中，红色目标是指携带枪械的不明身份人员和身份确认的敌特分子，橙色目标是指有明显暴力意图但未持有枪械的人员和身份确认的胎毒极端分子，黄色目标是指不配合执法但未采取暴力行为的人员。

尽管行动简报已经明确，橙色以上目标主要由部署在外围、装备狙击步枪和*的特别任务队具体负责，但郑明威心里还是有点忐忑。

楼内发生交火后，街上的人群果然出现了状况。

蓝队A一名负责梳散人群的警员遭到来源不明的利器袭击，流血倒地，蓝队B迅速介入人群，首先是*横排向受伤警员附近人群的空隙地带发射了*，紧接着，拘捕横排将一名企图靠近蓝队A其它警员，而不是慌乱奔逃的男子打倒在地。混乱中，片区女特警在退回岗亭途中遭到枪击，部署在制高点的蓝队C果断击发，先后击毙一名夺走79式*的女子和两名使用手枪对制高点还击的男子。

一面是未装备武器的蓝队A将人群往外赶，一面是分层武装的蓝队B紧紧相随，时刻准备对异常反应者出手。

这时，蓝队B第三小队指挥官转达了转换攻击队形、接替蓝队C战位的命令。

第三小队迅速调头，郑明威带领枪械横排首先回到停车处，依托街头障碍，据枪警戒。其它横排陆续赶回换装，防暴盾牌换成防弹盾弹，防刺服换成防弹背心，警棍、“辣椒水”换成大口径手枪、半自动步枪、*，8人模排改为4人小组，朝蓝队C进楼增援后空出来的制高点赶去。

扯下机关炮炮衣的武警装甲车从各个路口汇集到2号楼前，其中一辆还没停稳，郑少校就跳下车，拿着对讲机命令驾驶组：

“全部卡车横到路口上去！”

驾驶组是PTU自己的人，在港时使用右舵汽车，但为期一周的适应性驾驶训练使得这条命令执行起来毫不拖沓。他们很快将卡车开到装甲车让出的各个路口横着停好，相互间隙只容得下一人。

外围隐蔽待命的武警台北总队第三支队已经赶到，但他们并没有进来，而在台北公安总局一名副局长和武警台北第三支队支队参谋长的指挥下，依托这些临时式街头工事，架起了机枪、步枪，建立封锁线。

对讲机传来支队参谋长的声音，“郑飞，里面全部交给你了。”

郑少校没有回话，只是用长满厚茧的手摸了摸郑明威见习督察的白衫衬，说道：“叫你的人都穿上防弹衣，准备跟我们进去。”

“遵命，长官！”郑明威知道他可能不习惯“Yes sir”。

“没问题吧？”

郑明威一边穿上防弹背心，一边回答：“即使都换03式步枪也能枪枪8环以上，长官。”

“突击任务有‘刺鲨’扛。PTU只需要控制住各个楼层，尤其是大楼管理处，严防敌人流窜，配合‘刺鲨’围歼敌人。情况恶化要及时报告，‘飞虎队’会就近增援。楼里可能还有平民滞留，这是上级慎重考虑后，决定派PTU进去的原因。”

PTU的枪械训练以半自动武器为主，火力并非第一要求，保持精度才是关键，因为每平方公里三万多人的香港不可能让PTU大规模列装更容易伤及无辜的自动武器。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街头交火案件，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的往往是由资深前PTU成员组成、受过专门的大威力武器训练的EU（总区冲锋队），最后手段则是出动编制上隶属于PTU、受过专业突击队训练的SDU（特别任务连，俗称飞虎队），而不是侧重于人群管理和治安防暴的PTU。

与敌特渗透武装正面交火这种粗活、重活由武警部队和“飞虎队”来扛显然更适合，郑明威自己也很清楚。

“为人民服务！”郑明威答得干脆。

“咳.......你和你的人，跟韦良首长去管理处，第一时间控制总电闸和电视监控系统，那里可能是流窜之敌的首要目标。”郑少校指着坐在装甲尾舱踏板上低头摆弄一支MP5*的另一名少校，压低声音，“中南海保镖看过吧？”

“李连杰？”

“啊？哦，也对，不过韦良可不是演员。百米靶用A国货，他也能枪枪9环以上，瞧着吧。”

十一局行动处特侦大队大队长韦良少校带着9名PTU队员，直奔大楼管理处。

上楼的台阶滴着血，模拟训练用的“血”是红色的，但这里滴的是黑色，不知谁的嚎叫穿透了几个房间，传荡在一地弹壳的过道上，武警装甲车冲进地下停车场扫射引发的震动，更是隔着几层地板传到脚下。

郑明威渐渐发现自己握枪的手心正在发汗。

“警察办案！抱头扒下！”

从见到第一个瘫软在过道上的女人开始，韦良就这么喊。

没有女警员在场，郑明威也顾不得警例要求，当即搜查了女人身上，确认没有武器后，让尾随而至的救护队带走。

扛防弹盾牌开路的，是一名从警七年、两次驻守PTU的警长。他左手持盾，右手据枪。枪是奥地利Glock 19 自动手枪，子弹是9mm帕拉贝鲁姆手枪弹。目前PTU使用的所有北约制式口径弹药均来自Poly集团，因为西方国家从战争爆发开始也对港澳地区实施了武器禁运，而Poly集团按照北约制式口径自研或仿制的外贸武器和弹药早已畅销北美民间，用Poly（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时小兰女士的话说:“全球第四大防务出口国最大的防务出口企业供应香港特区纪律部队区区几船子弹完全不是问题。”

霰弹手轰烂管理处门锁后，持盾警长大喊一声“全部趴下”，便毫不吝惜地将枪里的19发子弹全部发射出去，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的瞬间，他侧身一闪，向左避开。韦良少校接着往千疮百孔的门上踹了一脚。

门没踹开，韦良向右闪避。

郑明威和其它队员随着持盾警长一起后退，在距离门口三米处的左道上蹲下。其中一名队员左手接过持盾警长的空枪，右手递上装满弹的新枪。

对面过道上左手据枪的韦良稍稍垂下MP5*，右手打手势示意，“叫支援”。

郑明威等人随着持盾警长一起起身，再退两米。

“有火吗？王Sir。”郑明威在对讲机低声呼叫SDU指挥官。

对方回答：“快没气了，摇摇还是有的。”

郑明威朝韦良打手势，“稍等”。

如同黑夜般漫长的两分钟后，“飞虎队”爆破工程师在PTU胞泽略感失望的目光注视下，拎着一支除了造型古怪以外没太大区别的大锤子赶到。

韦良打手势，“霰弹”。

持盾警长起身，掩护霰弹手和爆破工程师靠近门口。韦良后退几步，霰弹手改朝门板底部扣动扳机，轰出一个大洞。韦良赶上来，朝洞里扔了一颗强光震爆弹。

爆破工程师抡起大锤子，瞄准门锁处的某个部位，狠狠重击。

霰弹手一脚踹开门，干净利落。

“GO!GO!GO！”

持盾警长直接突进，盾对着正面，手枪朝左边射击。韦良紧随其后，端着MP5*朝右边射击。霰弹手则从韦良身后侧闪而出，朝正面轰了两发......

没人。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地的弹壳、乱糟糟的墙壁、焦臭冒烟的电子监控台和仍在黑暗中四处搜集的电筒光，但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见习督察郑明威找到总电匣，确认开关已被子弹打坏后，仍用随身多功能刀割断所有的电线和光榄。

整幢大楼瞬间漆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