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发货币，通胀压力

搜狐财经：从0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许小年：通货膨胀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政府印了太多钞票。哈耶克说过：“通货膨胀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中国为什么要发行这么多货币？就是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无法实现，所以只要靠印钞票来拉动。目前中国的M/GDP的比例已经高达167.%，之所以还没有引起严重通胀，是因为经济在下行，货币流通速度较低。

搜狐财经：您认为通货膨胀还会持续吗？

许小年：有这么多货币在，就是一堆干柴，就是一个汽油桶，遇上火星就炸。火星是什么？经济复苏。等到经济重新活跃，货币流通提速，通胀马上就来。美国也一样，美联储最近在谈货币政策转向，要加息了，不转不行，他们那一堆干柴、那一桶汽油不亚于我们。

搜狐财经：美国好一点的地方，是有中国帮他们兜底？

许小年：中国经济体量比起美国还是小的，兜不了它的底。最近联储的副主席耶伦就在谈什么时候加息，实际上已经给市场放风了。美国除了财政悬崖以外，经济复苏的迹象很明显，一旦复苏，货币流通加速，就是周转次数增加，比如说从一年周转一次增加到两次，货币存量就一块钱当两块钱用，通货膨胀压力马上显现。

搜狐财经：这几年人们对恢复金本位的呼声比较高，您对金本位怎么看？

许小年：我也一直在呼吁恢复金本位。金本位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手段，在超主权货币不能达成共识时的一个替代方案。超主权货币就要说到这次金融危机，危机凸显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货币发行本地化之间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了，从理论上讲就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货币，但是现在货币发行还是本地化的，这一对矛盾无法解决。谁应该成为国际货币？美元是第一候选，可是大家现在不信任美元，因为美联储发货币的时候根本不管其他国家，它只看自己国内的经济。大家要求美国人负起责任来，说美元是国际货币，不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不能滥发。美国人说，我的货币关你什么事，我爱发多少就发多少。国际社会呼吁美国控制货币发行，但美国人不会同意。为此我们曾提出超主权货币，但反对的还是美国，因为超主权货币等于挖美元的墙脚，有货币发行权就有利益，美国不愿意放弃这块利益。

其他货币没有美元那样的国际地位，而且用任何国家的主权货币来做国际货币都有同样的政治问题，就是彼此之间不信任，既然美国人可以滥发货币，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换了任何一个主权货币来做国际货币，都有这个问题。打破困境的一个办法就是金本位制度，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和具体的国家脱钩，谁也不可能滥发。

搜狐财经：其实不管大家认不认，黄金还是有那个作用，如果是美元或者欧元太糟糕，大家就起用黄金了。

许小年：但现在黄金只是起储备作用，它不流通，不是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搜狐财经：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不必建立中央银行，认为货币应该去国家化，主张将发行货币的权利交给个人和市场，对此您怎么看？

许小年：这个我也同意。我最近在做一项研究，想说明一个奥派的观点：货币超发引起了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的学术研究要求你拿出模型，没有数学模型的文章很难发表，好吧，我做一个模型来证明，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证明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多了一个关闭中央银行的理由，既然你是一个祸根，既然你的货币政策引起了金融危机，我留着你干什么？

搜狐财经：这也是罗斯巴德对美国大萧条的解释。

许小年：是的，但罗斯巴德有点太极端了，我还是比较喜欢米塞斯和哈耶克。罗斯巴德有它的贡献，但是变得有点像宗教狂热，这不太好。

搜狐财经：经济学到底还应该是科学，不应该是宗教。

许小年：不应该是宗教，经济学不是信仰，它是可以表述的，因此就是可以争辩的、可以论证的。信仰没办法表述，即便如此，宗教也还有很多形而上学的争辩。藏传佛教喇嘛都要辩经，经过多少轮的辩论，喇嘛才能提级。经济学不许人家怀疑、争辩，这是不对的，罗斯巴德有点这个味道。

搜狐财经：美国的财政悬崖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您认为这问题有那么严重吗？

许小年：财政本身的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对美国的私人部门影响不会太大，起码不会像欧洲那样。欧洲的政府财政危机连着银行，当政府债券价格大幅度下跌的时候，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债券”这一项缩水很厉害，导致银行资不抵债，西班牙、意大利的银行，都需要外面的救援资金来补充资本金，因为在国内已经筹集不到资本金了，大家对银行没信心。银行瘫痪，欧元区经济就衰退。

美国的银行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的程度没有欧洲那样严重，反映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虽然也随着“财政悬崖”的讨论上下波动，但波动幅度并不大。欧洲就不一样了，西班牙国债收益率可以从%跳到7%，你想它的债券价格要跌多少，债券价格一跌，银行就麻烦，因为银行资产中0%、0%都是国债。西班牙的银行蛮糟糕的，已处于危机之中，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中，有一部分资源是用于救助西班牙的银行，因为西班牙政府拿不出钱来。

搜狐财经：中国现在也在搞很多福利政策，会不会有一天也这样？

许小年：中国的情况跟他们不太一样，中国的金融化程度没那么高。我们的泡沫在实体经济中，实体经济泡沫破灭不会通过金融体系放大。我们是慢性病，他们是急性病。金融化程度高，政府财政一出问题马上拖累银行，银行一出问题马上拖累经济。

我们楼市泡沫如果破灭，银行估计会有一点损失，但损失不大，遭受损失的主要是老百姓，是付按揭贷款的人。我们经济中有泡沫，主要是实体经济中大量过剩产能，但这些产能泡沫的破灭不会是雪崩式的，它表现为钢价的下跌，水泥价格下跌，企业的经营困难，不会像美国、欧洲那样，通过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迅速扩展到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奥地利学派抓住了经济活动的实质

搜狐财经：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当中，您是对奥派评价比较高的一位。

许小年：是的，我对奥派评价比较高。

搜狐财经：您认为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和凯恩斯学派的又在哪里？

许小年：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有很多观点相同的地方，比如说政府的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这两派的观点都是很一致的。

奥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区别，主要是在方**上。芝加哥学派的基本分析方法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编者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创立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他还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下，出售一切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和出售一切消费品的总收入必将相等。该理论的实质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处于稳定的均衡状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消费者可以获得最大效用，企业家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可以得到最大报酬），和一般均衡相关联的是微观层面上的完全竞争理论，对于芝加哥学派的这两个理论基石，奥派都不赞成。

奥派认为，经济从来不在均衡状态，虽然市场的力量总是把经济推向均衡，但经济永远不可能达到均衡，因为在到达均衡之前，经济内部的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像一条船在河流里面一样，原来向东，从侧面冲来一股水，船就转向东南方了，趋向另一个均衡，还没有到达新的均衡时，又过来一股水，把船冲向南方。

奥派说最重要的不是研究经济运行的终极目标，而是趋向那个最终目标的过程。这是奥派和芝加哥学派在方**上的不同，由于方法上的不同，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奥派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理想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也不存在所谓的“完美竞争”。哈耶克对“完美竞争”的批判是最到位的，他说“完美竞争”实际上就是没有竞争，你读他这篇文章，就会觉得“完美竞争”的概念真的如同垃圾一样，可以彻底抛弃掉。

凯恩斯主义的问题是逻辑的不一致性，奥派的理论体系是逻辑一致的（Consistent），一致性或一贯性的概念在中国很淡薄，甚至没有这个概念。讲自相矛盾的话，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比如领导经常说“既要……，又要……”，他想要的两件事自相矛盾，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但中国人会觉得领导讲话挺全面。比如“多快好省”地发展什么事业，自相矛盾啊，“多、快”就不可能“好、省”。凯恩斯学说有严重的内在自相矛盾，它假设市场失灵，但政府就不会失灵。在基本的经济分析上，奥派强调长期供给，凯恩斯强调短期需求。奥派接受萨伊的观点，萨伊说供给自身创造需求，而凯恩斯认为需求创造供给，从根子上就不一样。

奥派比芝加哥和凯恩斯都深刻，抓住了经济活动的实质，效率的源泉是创新，创新来自垄断竞争，而不是“完美竞争”，把竞争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状态。对奥派也不要百分之百肯定，百分之百肯定就可能造成一种宗教情怀。

搜狐财经：您曾经说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

许小年：我说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本来经济学不分宏观、微观，凯恩斯之后才分开的，如果你非要分宏观、微观，那我认为微观比宏观重要多了。宏观经济学假设经济像一个人一样，有独立的意志，有思维能力，可以做出选择，可以做出决策，这怎么可能呢？你怎么能假设1亿人就像一个人那样决策呢？但宏观经济学就是假设有这么个“超级人”，然后把个人决策的模式套到这个“超级人”身上，50万亿的经济总量就像一个公司的产值一样。

搜狐财经：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会很难推进，您赞成这种观点吗？

许小年：我赞成，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两者的分离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问题。凯恩斯经济学只研究个人的行为，只研究企业的行为，从来不研究政府的行为。在它的理论框架中，一边是企业，最大化利润，一边是消费者，最大化效用。在这个框架中没有政府，政府是隐含地出现在背板上的，当企业和消费者的活动使经济偏离最优的瓦尔拉斯均衡时，政府就来干预市场，把经济拉回最优均衡。“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多完美的图像啊。

政府就是凯恩斯理论中的上帝，而且是仁慈的上帝，体现在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慈悲为怀，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政府不仅仁慈，而且法力无边，想做什么都能做到，用经济学的话讲，就是它的政策成本等于零。

这下问题就来了，政府为什么要以公众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如果政府谋求自己的利益呢？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企业是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为什么政府官员最大化跟他不相干的社会福利呢？如果官员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我们就得把政府也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不是两极的结构，而是一个三角结构。三方博弈就是政治经济学，两极结构叫作纯经济学，也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为什么说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因为不存在一个超级的理性经济人，也不存在一个仁慈和无所不能的上帝。

企业家最大化利润，老百姓最大化自己的幸福感，而政府官员最大化社会利益，这在逻辑上就不一致！难道官员是用不同材料制成的？

搜狐财经：不符合现实。

许小年：不仅不符合现实，就是形而上学地说，你都说不过去。经验主义者会说，没见过一心为公的政府官员，这是经验主义的批判。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不管你怎么假设，你应该保持假设的一致性。官员、小老百姓、企业家都是人吧？人的行为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你追求你企业的利润，他追求他个人的幸福，而政府官员最大化别人的利益呢？逻辑上不一致，你构造起来的理论体系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假设官员是跟我们一样的凡夫俗子，也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一心为公”就是非理性的。什么？“一心为公”是非理性的？当然啦。理性是一心为私，理性经济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当我们承认官员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时候，就得到一个三方博弈，经济学立即变成政治经济学，所有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都应该是政治经济学。

搜狐财经：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这样的伪科学，可以说他们是拿它来骗百姓的。

许小年：忽悠百姓吧，用一个不太强烈的情感词就是“忽悠百姓”。

搜狐财经：在现实中，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就是凯恩斯的思想和手段。

许小年：现在很清楚是失败的。

搜狐财经：但就在今年，又有人建议再来一轮4万亿，您怎么评价这种经济学家？

许小年：只能说他经济学没学到家，不能说他的动机。讨论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质疑别人的动机，动机是说不清楚的，他想替政府辩护，还是自己真心信这个东西，这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搜狐财经：但是不光政府喜欢，包括媒体、百姓都很喜欢这样的经济学家。

许小年：所以我说凯恩斯经济学最大的成功是在社会心理方面的成功。一方面它迎合了政府扩张自己权力的需要，另一方面它迎合了社会大众期待救世主的心理需要。

凯恩斯经济学是所有政府——不管东方西方、外国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讨人喜欢，他见了政府老说：“你一边待着行吗？你少管点行吗？”哪个政府喜欢你？秦始皇会聘你当他的宰相吗？秦始皇要聘李斯做他的宰相，孟子是当不了宰相的。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你教我什么治国之道？孟子说：“用得着吗？只要仁就行了。”梁惠王说“仁”听起来挺好，但是寡人能得什么利呢？孟子回答：不要老说“利”。这不讨人喜欢，所以孟子捞不着官，一定要像李斯、韩非这样的人才捞得着官，打着凯恩斯旗帜的经济学家才能够进入体制内。

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成功是迎合了社会大众期待救世主的心理，它上下都讨好；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上下都不讨好，它跟大众说“没有救世主，只能靠你自己”。老百姓说，我们水深火热的，你过来就说这个？你不给我们弄点正能量，不说点有希望的事，比如政府马上就要采取什么行动之类的？你跟他说没有救世主，对他的心理是个打击。凯恩斯主义着说，你别着急，政府财政政策一上，危机就过去了，政府多发点钞票，大家日子就好过了。老百姓搞不清发钞票是怎么回事，“噢，发钞票就是钱多呗，钱多就好呗”。其实发钞票、通货膨胀是从他口袋里面偷钱，但是他不懂。

凯恩斯对下迎合了大众期待救世主的心理，对上迎合了政府扩张权力的需要，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比较惨，因为他们说出来的话没人愿意听，没人爱听，两头不讨好。你们几个追求“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找个地方歇了算了，我们还得过日子呢。

民主制度不能保证理性，欧债危机源于福利政策

搜狐财经：我们谈谈民主的问题。

许小年：大家对民主制度有一个误解。唯物主义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只要你理解了物质生产方式，你就理解了整个人类的发展，不仅如此，你还可以预测未来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的另一个习惯性思维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说，认为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全都迎刃而解，于是人们脑子里形成了一个观念，不管什么事，只要抓住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其他就全解决了。

在中国抓什么主要矛盾？老百姓说是道德问题。欧债危机呢？说是民主制度的问题。欧洲人不可能因债务危机而放弃他们的民主制度，那债务危机岂不就没解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受了“唯”的影响。唯物主义有它的道理，唯心主义也有它的道理，“心”、“物”都要看，我们不排斥唯物主义，也不排斥唯心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唯”主义。社会问题的产生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一个社会系统的运转，要有各方面的条件相配合，并不是说只要实行民主选举制，这个国家从此一帆风顺，从此走上康庄大道。

“唯X主义”是在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我们想象不出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受“唯”、受“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影响太深，以为中国社会目前的所有问题只要政府下决心反腐就全解决了，哪有那么容易？即使在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当中，也以为只要政治改革一开启，这十年积累的矛盾就全解决了，这都是“唯”的思想在作怪。

一个现代社会，除了民主政治以外，还需要其他的支持。民主法治是它的政治子系统，市场经济是它的经济子系统，个人权利和理性是它的思想观念子系统。三个子系统要相互协调，相互支持。民主政治离不开自由市场经济，也离不开在思想观念子系统中的个人权利和理性。欧洲现在的问题是理性缺失，而不是民主制度有致命缺陷。

民主制度不能保证理性。民主制度如果能保证理性的话，还读凯恩斯干什么？还要哈耶克干什么？学者就是要在思想观念子系统中，不断地重新诠释理性和个人权利，不断重新诠释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不断地向老百姓解释宪政民主制度的实质，观念、经济和制度缺一不可。

欧洲的宪政民主制度没有大问题，大问题是在思想观念领域中的理性的缺失。理性是什么？理性就是你对现实的分析和认识。欧洲人如果不反思福利国家，永远走不出债务危机。你的债务是从哪里来的？福利开支，历届政府都承诺增加福利开支，同时又承诺不加税，从哪儿弄钱呢？借债，越借越多，终于被债务压垮。希腊接受了IMF的救援计划，开始执行财政紧缩，结果是全国罢工。罢工有什么用？学学南韩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南韩政府破产，也是IMF救援，韩国人开始不接受，罢工抗议，后来发现罢工解决不了债务问题，还是回去干活吧。

民主制度下，谁也不愿意减少福利，那怎么办？换个专制的政府？希特勒上台的话，他怎么解决？打仗，到外面去抢？和欧洲人开会时，我说不是你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也不是你缺钱，缺的是理性思维。以为靠借钱就可以过舒服日子，做什么梦呢？醒醒吧。

搜狐财经：欧洲福利国家的惯性很难改变。

许小年：不愿意改变就破产，跟希腊一样破产。

搜狐财经：就是要有人告诉他，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许小年：天上掉不了馅饼，还得自己干活儿，就这么简单，但是他不愿意接受，那你就熬着吧。欧洲人跟我讲，中国那么多外汇储备，为什么不帮助欧洲。我说对不起，我要是当这个家，一分钱都不借你们。你自己把家里的事搞烂了，我凭什么借钱给你？中国人讲“救急不救穷”，你先要把穷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我再来救你的急。他说你救一下，欧洲经济恢复了，对中国的出口有好处。我说你想什么呢？有钱我不会直接发给中国的出口工人吗？干吗转道欧洲来帮我自己，这是啥逻辑？

现在欧洲的形势是还不够严峻，再坏下去才能出现丘吉尔那样的人。欧洲人可以自己回忆一下二战怎么打起来的，就是因为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法国老百姓不想再打仗，希特勒看穿这一点，今天吞并奥地利，明天入侵捷克。丘吉尔严厉批评英国政府的妥协政策，但是没用，老百姓就喜欢张伯伦，张伯伦向英国的选民承诺，不会打仗的，我将给你们带来和平。张伯伦签了慕尼黑协议，回到英国，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大家欢呼，等到希特勒打进波兰时才傻眼了。

只有到希特勒打进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的时候（因为英法跟波兰签有共同防御协定），丘吉尔才有机会，才能担任首相。现在欧债危机的情况也差不多，就等炸弹扔到头上时，才知道丘吉尔是对的。

搜狐财经：那您认为希腊是否应该破产？

许小年：希腊破产未必是坏事，希腊脱离开欧元区也未必是坏事。

搜狐财经：如果欧元破产好不好？

许小年：这个无所谓好坏，破产后大家各过各的，发现还不如以前，那就复婚吧，说不定反而推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搜狐财经：欧洲一体化又有什么好处？

许小年：欧洲一体化的好处就是资源的自由流动，凡是能够促进资源自由流动的，一定带来效率的提高。

搜狐财经：现在它们之间有关税吗？

许小年：欧盟各国间的关税早就取消了，但过去有自己的货币，汇率的不确定性是个无形的关税。现在把货币统一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再往下走就是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

搜狐财经：欧洲所有问题都源于高福利，但是我们中国又有很多人呼吁提高福利水平。那么在您看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福利政策才是合适的？

许小年：福利政策的制定，中国和欧洲不一样。公众对财政政策几乎没有发言权，怎么讨论福利政策？什么时候公众可以主导财政税收了，福利政策的讨论才有意义，否则一说福利就是“皇上给好处，奴才山呼万岁”，或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又回到老路子上去了。多给点好处，百姓就撑着船走，你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福利太低了，老百姓就把船打翻，还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还是明君和顺民的关系。

首先要强调的是公众在决定福利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要提高民众的声音和影响力，福利政策最终应该是由公众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决定，至于什么福利水平并不重要。

搜狐财经：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很多福利政策出台。

许小年：预算摆在这里，你要更多的福利可以啊，那就要多收税，你愿意吗？政府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只能从你身上收税。

搜狐财经：把所有的条件摆在桌子上。

许小年：对，人是理性动物，要讲理性，想要福利就得交税。跟欧洲的道理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没有免费午餐，除非你出去抢。

搜狐财经：但人的思想观念进步很慢，未必能认识到这点。

许小年：所以在思想观念方面，知识分子的作用、学者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你喜欢也罢，讨厌也罢，没有知识分子，现代社会是无法正常运转的。

联邦制值得认真研究，“县域竞争”的提法很糟糕

搜狐财经：您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说“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许小年：我昨天晚上还在讲这个事。

搜狐财经：从经济角度看，封建社会相当于联邦制。

许小年：你也很难说好坏。从历史上看，从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叫现代市场经济，比从专制社会进入资本主义要顺利，像日本、西欧都是这样的。**集权社会的转型都比较困难，像俄罗斯、东欧都会困难一些。

联邦制值得认真研究。联邦制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比西周封建制的集权程度要高，主要是军队和外交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而西周封建制把军队都放下去了。诸侯手里有军队，东周列国就打起来了，局面就有点乱。

为了保证这片土地上的和平和安宁，军队不能放，军队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中央政府要养军队的话，就要有适度的财政资源。外交也应该在中央手中，中国对外的声音应该只有一个，外交和军队在中央政府手里，其他的可以放给各省。

搜狐财经：经济方面越自由越好。

许小年：经济上还是全国统一的市场，市场分隔对谁都没好处。公共政策的地方立法权、财政税收可以放下去，没有什么问题，前提是民众的监督一定要跟上，不能形成新的土皇帝，不能像西周那样由诸侯坐大。防止诸侯坐大，在现代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监督，所以要考虑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媒体的自由也很重要，降低信息的不对称，便于民众监督政府。

搜狐财经：您对地区竞争怎么看？

许小年：现有政治体制下的地区竞争是竞争GDP，竞争数字造假。如果政府成为竞争主体那就麻烦了，政府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内部的利益再分配，这和市场竞争完全是两回事。

张五常教授提的县域竞争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提法很糟糕。市场竞争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这意味着获胜者要得到收益，失败则必须承担损失。损失是什么？破产、关门，但政府能关门吗？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介绍过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一个概念，叫“预算软约束”。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竞争是扭曲的和破坏效率的。竞争主体独立承担收益和风险，这才叫市场竞争。

政府之间就像家里兄弟之间一样，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一家兄弟之间的竞争和两家之间的竞争不是同一性质。市场上企业之间的竞争是讨好老百姓，看谁的产品好，看老百姓喜欢谁。政府间的竞争是讨好老爸，从来不是讨好老百姓，这种竞争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不是惠及民众的增长。目标不同，预算约束也不同，所以我不知道张教授怎么会提出“县际竞争”的观点，把市场竞争的实质都阉割掉了。

搜狐财经：预算软约束造成了投资过剩等各种问题。

许小年：是这样的。

价格的第一作用是配置资源，而不是分配收入

搜狐财经：您曾经介绍早在1605年，就有西班牙的神父反对限价政策，认为这会扰乱生产过程，会导致通货膨胀。

许小年：是的，有一位西班牙神父讲过这样的案例。

搜狐财经：但是到今天老百姓还是很欢迎各种限价政策。

许小年：限价会抑制供给，供给减少了，价格只能更高，这是明摆着的事。

搜狐财经：中国的价格管制政策无处不在，包括出租车、水价、电价、高速公路，都有价格管制，这其实已经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许小年：是这样的，所以要解除价格管制。价格管制不仅使通货膨胀更严重，还把价格信号全扭曲了。老百姓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价格就是奸商多拿一点我少拿一点，总是把价格理解成为利益再分配的工具。

其实价格的第一作用是传递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信号，指导全社会的生产，凡是价格上升的地方，厂商就知道一定是供不应求，资源就自动的流过去，增加生产来满足社会需求。所以价格机制的第一作用是配置资源，而不是分配收入。如果你把价格全管死了，企业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因为价格不再含有任何对他们有用的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信息。

价格是市场供给需求信息的汇总，这一点哈耶克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经济学家很可怜，他可以做非常复杂的模型，但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他没讲清楚。

搜狐财经：您刚才说到，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资源配置发生了逆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许小年：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结果，有时正相反，没有意识到的结果成了历史的方向。

90年代中期之所以成为一个转折点，跟强化税收征管有很大的关系。强化税收征管，政府手里资源多了，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从经济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国进民退就这样开始了。

国企改革也是这样，“抓大放小”，到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之后，我们才比较清楚地看到大国企扩张的危害。制定“抓大放小”政策的时候，总的想法还是缩小国有部门的规模，但是没想到后来越做越大，起了反作用。当初讨论国企改革时，老说它没有股东，没有人监督管理层，于是成立国资委，没想到它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部门，到处抓资源，推动国企扩张，这都是没有想到的。

读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历史上不少的事都是走向初衷的反面。

明朝方孝孺写了一篇文章（《深虑论》，收于《古文观止》），就讲历史如何走向反面。宋太祖吸取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陈桥兵变当了皇帝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杯酒释兵权”，降低武将在政府中的作用，让那些将军们享受荣华富贵但没有实权，把全国的军队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他以为这下可以放心睡大觉了。结果宋朝对外战争没有一次打赢的，最后没亡在武将手里，而是亡于外敌。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不是因为中国人突然不会作战了，而是在前方跟金军、西夏兵打仗，军队调动都要报首都开封，那时候是什么通信条件？报汴京皇帝批准之后才能调兵，这能打胜仗吗？

历史既不是一条确定的直线进程，也不是混沌一片，毫无规律可言。历史在偶然和必然性的交互作用下展开，是多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

（采访时间：01年11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