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

第一节？将才与帅才

王安石最关心也最担心的是西北前线的情况。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从相位上退下来，保守派的一些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西北边事和阻挠新法。王韶面临的压力更大。而富国强兵正是这次变法的主要目的和成功与否的关键。他怕王韶由于自己的离位而动摇，便首先给远在西北的王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某启：久不得来问，思仰可知。木征内附，熙河无复可虞矣！唯当省冗费，理财谷，为经久之计而已。上以公功信积著，虚怀委任，疆埸之事，非复异论所能摇沮。公当展意，思有以报上。余无可疑者也。某久旷职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怜，得释重负。然相去弥远，不胜拳拳。惟为国自爱。幸甚不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这是王安石给王韶写的第四封信，鼓励王韶要以国家为重，为朝廷和圣上分忧。虽然自己离开了相位，但边陲疆埸的事，功绩是明摆着的，不是反对派舆论所能动摇和改变的。劝他不要有顾虑。

朝廷中的情况又怎样呢？王安石辞相后，一段时间里风平浪静。保守派的攻击力度减缓了，两宫太后的脸上有了笑容，再也不向神宗流泪了。曹太皇太后得寸进尺，向神宗提出要求，要全面废除青苗法、市易法、免行钱等一系列新法，神宗没有答应。

太皇太后曹氏之所以敢如此干预政事，除了她是仁宗皇帝的皇后，名分上是神宗的奶奶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她是英宗皇后即高太后的亲姨娘，而高太后当初能够被立为皇后，与这位老妇人有关，英宗以旁支而入继大统，也与她有关。所以，高太后对她一直特别尊敬，而神宗对这位奶奶也很敬重。

再一个原因就是她手中还有一把撒手锏，这就是她始终珍藏着一个精美的宝匣，从来也没打开过，也不让旁人看，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因为高太后和神宗对她一直特别好，故她也就一直没有打开过。

后来一直到元丰年间（1078—1085），她在病重时才把这个宝贝匣子交到神宗手里，临死前嘱咐说，等她死后，才可以打开匣子观看，但千万不要为此而对任何大臣治罪，一切都要像未打开匣子以前那样。让神宗看匣子里面的东西，主要是希望神宗能够理解今天皇位得之不易，要加倍珍惜，要善待祖宗，善待百姓，千万把天下治理好。

待她死后丧事办完，神宗打开匣子一看，里面保存的都是当年仁宗在选择接班人时，许多大臣坚决反对选择英宗入继大统的奏章。可见仁宗最后确定英宗为嗣子是做了很大努力的。而如果不是皇考英宗继位，自己今天又怎能成为天子呢？饮水思源，神宗不由自主地流下几行热泪。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变法进行到底，把天下治理好，这才能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先人。当然，这些都是几年后的事，此处顺便带过。

保守派及皇亲国戚等以为王安石一离开朝廷，新法很快就会被废止。他们也有些太乐观，以为新法的制定与推行就是王安石一手搞成的。其实，变法之所以能够进行，关键人物是神宗而不是王安石，所以，当他们要全面否定新法、废止新法时，神宗当然不能答应。

在王安石离开政坛之前，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对执政人员进行了重新安排。坚决支持新法而又很有社会名望，在保守派阵营中也很有威望的韩绛被任命为同平章事，是正宰相之职，接替王安石的位置。

变法的中坚力量，王安石左膀右臂之一的吕惠卿被提拔到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职位上。这样，执政大臣依然以变法派为主体。所以，新法依旧在运行中，只不过做了一些局部的修订而已。

宗室内的保守势力和对新法恨之入骨的皇亲国戚及保守派大臣想要动摇新法的企图没有成功，就开始攻击韩绛和吕惠卿，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这样的称呼倒恰恰说明二人在维护新法方面的立场和功绩。

王安石离开政坛后，保守派把主要精力用在企图废除新法方面，放松了对变法派人员的进攻。他们以为，变法派中只有王安石学识渊博，能力最强，只要把王安石攻下台，就可以把新法再变过来。

过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只要是变法派执政，新法就不可动摇，于是又转变方向，对变法派的骨干人物开始攻击。

在王安石离去前，变法派内部已经产生分裂，这就是曾布和吕惠卿争权夺势。曾布见当时保守派势力太强，立场便产生动摇，联合保守派攻击王安石重用的吕嘉问，企图通过整治吕嘉问来扳倒吕嘉问的直接上司吕惠卿，这样就可以取代吕惠卿的地位而成为变法派的第二号人物。

他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吕惠卿是王安石最信任的人，当时主管市易司，如果全面否定市易司的工作则正好中了保守派的圈套，则将动摇整个新法。更主要的是保守派对吕嘉问的攻击全是望风捕影之事，神宗和王安石当然不会上这个当。结果是吕惠卿不但未被扳倒，反而又提拔为参知政事了，曾布如何能咽下这口气？

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还都很健康，这两位老妇人见王安石虽然离去，可新法依旧在实行，便不断地向神宗施加压力。变法派内部的曾布对吕惠卿更是耿耿于怀，恨不得尽快把他赶出朝廷，保守派势力见有机可乘，便加强进行夺取执政大权的活动。变法派面临着新的威胁。

曾布在吕嘉问一案时已经很被动，他的奏章在排挤王安石出朝廷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他的人品马上就被人们所鄙视。而且，他弹劾吕嘉问的证据也不充足。神宗命章惇和曾孝宽调查处理此案，彻底根究市易司事，详细核查市易务与曾布的奏文。八月间结案，原来曾布所奏之事全是望风捕影，与事实不符，曾布以“不应奏而奏，奏事诈不实”的罪名出知饶州，离开了政治中心，对吕惠卿已经构不成威胁，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保守派。

毫无疑问，吕惠卿确实不是执政大臣的材料，他只能做具体工作而缺乏统筹全局的能力，只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也正因如此，自从王安石罢相后，变法派就缺少一个核心人物。这就使许多政客跃跃欲试，都想要一试身手，尝试一下当宰相的滋味。而争夺最激烈的当然是最有希望的几个人。

开始时，保守派见王安石离去，都把希望寄托在吕嘉问一案上，以为通过此案可以打倒吕惠卿，只剩一个曾布就好对付了。没想到会出现那种结果，所以他们不得不赤膊上阵。

公开跳出来打前阵的还是郑侠，他又上了一书，说吕嘉问一案问案不公，吕惠卿“朋党奸邪”，请求罢免吕惠卿，起用冯京为相。郑侠的做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想把冯京推到副宰相的位置上，结果却恰恰露出了这个一直隐藏在幕后的人。

神宗见到郑侠的奏章，勃然大怒，龙脸都气红了。对于郑侠把《流民图》交到深居宫中的两宫太后手里，增加两宫太后对自己施加压力的砝码，神宗本来已经大为不满，但考虑到王安石也该休息一下，而且如果深究此事的话，可能要牵涉到两宫太后，所以就把气忍住了。今天见郑侠公开提出要罢免吕惠卿而重用冯京，大有向变法派下战书的性质，神宗怎能不十分生气？于是免去郑侠的一切官职，编管汀州，把郑侠监视起来。

神宗的内心深处对变法一直是非常坚定的，对王安石也非常信任和敬重。神宗知道郑侠的奏章不是孤立的，一定有很深的背景，后面还有人。

这时，吕惠卿又提出要对郑侠进行彻底追究，要追出后面的黑手。神宗批准，对郑侠攻击免行钱事、献《流民图》事以及这次上奏章之事数案并办，同时调查。调查的结果果然像预料的那样，郑侠的行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其后台便是参知政事冯京。

冯京是三朝元老富弼的女婿，他的立场基本上是站在保守派方面的，只不过态度不像司马光和苏轼那样明确坚决罢了。因为有富弼的关系，而冯京本人也很有才能，所以王安石执政时把他提拔为枢密副使，后来又晋升为参知政事。

他见变法派内部产生分裂，有机可乘，就想混水摸鱼，弄个宰相当当，于是指使郑侠献图上书，来个各个击破的战术，把变法派一个一个地挤出朝廷，没想到弄巧成拙，不但未当成宰相，反而把参知政事这个副宰相的头衔也弄丢了。神宗一怒之下，让他到亳州去当知州。

郑侠被编管，冯京被除外任，保守派的进攻又一次失败。这时，因为当年阻挠王韶经营西北而受到贬谪的李师中见王安石离开朝廷，也试探着对变法派进行攻击，以天旱为由，说只要神宗皇帝能重用有威望的大臣，如司马光和苏轼、苏辙兄弟等，老天爷马上就会下雨，遭到神宗的严厉批评。

新法还在继续推行，韩绛和吕惠卿还在继续执政。保守派的进攻已经不见效果，神宗坚持变法的决心没有动摇。然而，吕惠卿本人的一个做法却又引起了一场风波，使得天下骚然，朝野震动，又出现了一场社会大地震。

吕惠卿见保守派的进攻没有奏效，曾布又远离朝廷，便想要干出点样子来给世人看看，我吕惠卿也是个人才，离开王安石照样可以出台新法。

这时，下边有人报告说免役法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新问题，即有人隐瞒自己家的财产情况，逃避或少交免役钱。吕惠卿便利用这种情况大做文章，要出一出风头，采纳他弟弟吕升卿的意见，新创造一种办法，起名叫作“手实法”，以此作为免役法的补充。

所谓的“手实法”，实际上类似后世的私人财产登记，即把天下百姓按照居住区进行财产登记，由户主向当地政府申报。各类物品，由国家制定参照价格，再由各地方政府掌握一定程度的地方差价。凡是固定的财产，每户都要如实申报，不得隐匿。如有隐匿者，一旦查明，隐匿的财产就没收充公。因为你自己没有如实申报，没办法认定到底是不是你的财产。

又规定了相应的鼓励措施，鼓励知情者对隐匿财产的人家进行举报。凡举报属实者，用查没财产的三分之一奖励举报人。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有很大的吸引力。

手实法出台后，扰得天下纷然。官吏们趁机大捞外快，对百姓挨家挨户进行财产估算，一条地垄一根椽子都要登记上册。有的无赖之徒专门到处去探访谁家隐匿了什么，然后便进行敲诈勒索。

一时间把天下弄得乌烟瘴气，到处鸡飞狗跳，百姓怨声载道。吕惠卿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反对手实法的奏章不断地上交到神宗皇帝的手中。

神宗皇帝对吕惠卿的一些做法早就有些不满。一个是吕惠卿执政不久，就把他自己的两个弟弟提拔起来，这令神宗有些瞧不起；再就是吕惠卿在处理追究郑侠和冯京之事时，千方百计也要牵进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从而达到牵连王安石的目的。这样就可以抑制王安石，避免王安石东山再起，他便可以长时间执政，显出其心胸十分狭窄，权势欲太重，缺乏应有的厚道，不是君子之所为。

手实法的事件一发生，神宗对吕惠卿的信任更加动摇，他又想起王安石了，觉得王安石无论从学识还是从人品才干上，吕惠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两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于是，神宗下决心要请王安石再度出来执政。可王安石已经有些伤心，能接受任命再度出山吗？

第二节？明月何时照我还

熙宁八年（1075）正月末，王安石接到朝廷发来的诏书，请他马上返回京师出任同平章事之职，继续执政。圣旨上语气坚定诚恳，似乎没有推辞的余地。

王安石一下子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回去继续执政，对官场中的那些琐事应酬、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实在有些厌腻了，他从内心里不愿意再去。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又使他无法坚决推辞。

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和尊重程度来说，在古代帝王中也是不多见的。神宗是经过慎重选择，力排众议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一年后拜相，其后一直信任有加，尽管有那么多人攻击诽谤王安石，可神宗皇帝始终信任不疑。

去年春夏之际，由于免行钱风波，在自己受到几面夹击的时候，神宗的压力也不小。在这种十分艰苦复杂的情况下，神宗并没有对自己产生怀疑，对变法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当时，是自己审时度势，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局势，减少一下神宗的压力，而且自己也感觉太累了，几次上札子，恳请辞去相位休息一段时间，神宗这才勉强有条件地批准了。

当然，王安石一再要求离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长子王雱当时患有重病，在京师中环境不好，不适于疗养，回到故乡，也便于给儿子治病。

离开京师的时候，神宗一再嘱咐王安石要安心休息，好好养病，对他儿子王雱的病情也很关心。虽然解除同平章事的宰相之任，可神宗又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军府事”，品级并没有什么变化。可见圣宠不衰。

回到江宁后，不到一个月，神宗就派中使即内侍专程前来看望他，并送来一些营养保健药品。关切之情，令人感激。

大约一个多月后，弟弟王安国在郑侠和冯京一案中被吕惠卿所整治，说他和冯京同是后台，共同要赶王安石下台，反对新法。王安国一口气窝在心中，病重不起，在八月十七日郁闷而终。

王安石极其悲痛，这时，神宗皇帝再次派人专程前来慰问，王安石又是一番感动。神宗皇帝对自己可谓天高地厚，恩德无边，这样的君主需要自己再出山执政，即使是累死，也不应该推辞。

此处顺便交代一下王安国在郑侠一案中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安国和郑侠确实认识，以前关系也很不错。郑侠献《流民图》对新法发动进攻后，有一次在途中遇到了王安国，二人打过招呼后，谈起了新法之事。郑侠说：“尊兄学识渊博，为人正派，是个君子。只是被小人所误，才变乱法度，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

王安国马上接过去说：“不能这样说，我兄长是为天下苍生社稷着想，才挺身而出，改革图新，承担一切重任的。兄长是有主见之人，非小人所能蒙蔽。”吕惠卿便说他们俩在一起共同图谋，反对新法。

后来又有人到处散布说，王安国参加了郑侠和冯京攻击王安石的活动，这种谣言的目的是要诬蔑王安石太不近人情，连他的同胞弟弟都反对他。把王安国之死安在郑侠被编管之后，这便是颠倒事实的胡说八道。王安国之死是在王安石罢相回江宁之时，时间是八月。而郑侠之编管是在第二年的正月。这年的二月，王安石则又回京师执政了。

又过不久，儿子王雱的病情时好时坏，医疗效果不佳。不知道消息怎么传到京师，神宗再特派中使专程前来慰问，并派医术高明的冲静处士张谔来为其治病，这更令王安石感动不已，不断地用袖口擦拭溢出的泪花。

另外，朝廷中的情况也确实堪忧，韩绛被称作是“传法沙门”，也只是继续执行新法而已。吕惠卿虽然被称作“护法善神”，但由于本人总想要搞名堂，有急功近利之心，社会声望欠佳，故大失民心。而他一手搞起的“手实法”更是害民扰民的弊政，弄得民怨沸腾，如果不赶快想办法纠正的话，会给新法抹黑，再严重些或许会成为保守派反击新法的突破口。这些情况，都迫使王安石不得不违心地再度出山执政。

王安石再度出山执政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这便是对契丹关于边界问题的挑衅如何对待尚未确定，神宗和其他几位老臣都软弱胆怯，王安石担心处置不当会给国家造成损失。当时的许多片段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那是熙宁六年（107）冬天，契丹派使臣萧禧来，说宋朝边防军的口铺侵占了蔚、应、朔三州①[①故址皆在山西省北部及与内蒙古接界处。

]契丹的地面，要求重新划分地界，要以分水岭为界，但又指不出哪个地方才是分水岭。

这三州都属于燕云十六州，是后晋石敬瑭为借兵而割让给契丹的，所有疆界都是当年划定。除了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契丹到北宋界内的长连城和六蕃岭两地设置了口铺，但很快就被宋军拆毁，而辽兵撤回去，其后再也没有来，并没有任何边界争执，两国已经将近一百四十年没有边界问题。

契丹提出的蔚、应、朔三州，如果以山西大同为坐标的话，就是在大同以东今内蒙古境内的蔚县向西偏南方向的山西应县，再向西偏南的朔州市，基本是东西偏南走向的一条线。一百多年相安无事，现在却突然派专使来说要重新划界，没有任何道理，故纯属挑衅行为。

对辽国大使萧禧的到来，宋神宗极其紧张，又是亲自接见，给予高规格的待遇，又是秘密手札征求老臣韩琦和富弼的意见。后来由于王安石的坚持，神宗才同意不马上给予答复，而让吕惠卿写了一封不痛不痒的信带回辽国。但这件事尚没有结论，王安石担心契丹再来，神宗不能抵挡保守派大臣们的投降主义，一再退让，那对国家利益将是很大的损害。

儿子王雱的病情经过几个月的调养也有很大的起色，在神宗的一再督促下，王安石于二月中旬的一天起身，依依不舍地离开依恋的故居，乘坐官船北上。

一天的水路，王安石的心情一直郁闷，仿佛是轻阴天，始终露不出日头来。傍晚，船停靠在金陵以东第一水路军事重镇京口对面的瓜洲渡口。

由于心绪不宁，故王安石很长时间不能入睡。可能是快到望日了，银盘般的月亮从东方的江面上冉冉升起，皎洁的月光洒满寰宇，整个天下成为银色的世界。江面上一片寂静，水波粼粼，仿佛神话般的境界。王安石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开头那段描写来，竟不由自主地朗声吟了起来：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这自然的美景与诗中梦幻般的境界重合为一，真是太美了，太迷人了。王安石此时此刻才进一步领略到这首诗的妙处，赞叹不已。

想到江南如今已是一片绿茵，一年一度的春风再次吹遍大地，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宇宙无穷无尽，无始无终，而人生则太短暂了。正因为太短暂，所以人生就更宝贵。然而，什么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呢？就像今天晚上，就像现在，心中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挂碍，尽情地欣赏享受着清风与明月，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这才是人生的真谛。他的心中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愉悦之感。

忽然，他的心绪又回到现实。几天后又要回到朝廷，又要陷入永无休止的烦琐的政务中，他真感到有些厌倦，但又无可奈何，他盼望着能尽快把新法推行的形势稳定下来，一旦可以脱身，自己要尽快退出名利场，再过这种无拘无束的隐居生活。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呢？他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泊船瓜洲》，抒发自己的心情道：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卷四三）

刚刚离开家，才走到半路就想着要回来，可见王安石确实是太厌倦官场了。

经过十几天的颠簸，王安石一家到达京师。王安石马上去觐见神宗，神宗非常高兴，慰问一番，并让王安石稍事休息后立即到中书省主持工作。

王安石离任不到一年，大的政策方针都没有变化，一切新法都在执行。存在的问题只是需要调整一些具体条文，最突出的问题是手实法，民怨太大，也确实需要进行大的变动。

但此法是吕惠卿一手炮制的，而且在王安石离相后他所独自制定的只有这么一项附属性的法规。如果一上任就罢除，实际上几乎等于否定了吕惠卿一年的工作，所以，王安石有一定顾虑。并且，在当初内外夹击进攻新法、攻击王安石的时候，变法派的骨干曾布都站在保守派一边，上奏章要求查办吕嘉问，情况十分复杂。在这个关键时刻，吕惠卿始终坚定地站在新法一边，才使形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一点，王安石还是很感激和赞佩吕惠卿的。

但不管王安石如何努力，他和吕惠卿的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王安石回到京师任职，就决定了他和吕惠卿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因为吕惠卿早就想要坐宰相的交椅，曾布离开朝廷，如果王安石不回来，再提拔宰相就非他莫属了。所以，他最害怕的就是王安石东山再起。吕惠卿追治郑侠一案，千方百计牵进王安国，其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遏止王安石复出。王安石此次一回来，吕惠卿怎能不如芒刺在背呢？

王安石很谨慎，对手实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整个形势又稳定下来。六月，神宗又加任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职。王安石的实际权力和待遇再次提高。王安石连上三个札子推辞，神宗不允，只好接受。

数日后，神宗又授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安石见到圣旨，感激之余又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儿子王雱一直在自己身边看病，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

王安石想，神宗这样做，是表示对自己的恩宠。但这样做恰恰对自己不利，对朝廷也不利。自己接受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任命，虽然也有些过誉，但毕竟自己做了许多工作，于道理上也说得过去。可儿子纯粹是无功受禄，王安石寝食不安，于是便决心坚决推辞这一任命，连上三道札子。其中第三道札子说：

自尔以来，雱以疾病随臣，不复与闻经义职事。今兹罢局，在雱更无尺寸可纪之劳。不知何名，更受褒赏。非特于臣父子私义所不敢安，窃恐朝廷赏罚之公，如此极为有累。伏望圣慈，察臣恳悃，追寝误恩。非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众人于圣政有所讥议。

（卷一八）

言辞恳切，出于至诚，一片忠正爱国之心，道理说得清清楚楚。神宗见到这封札子，也没有再坚持。

绝不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家人谋一丝一毫的名声和利益，皇帝主动给的都一推再推，无功受禄的事更坚决不做，不但自己如此，要求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这才是一个正直有德之人所应有的品德。仅此一点，王安石就值得我们永远的尊敬与怀念。与那些拼命钻营、没有什么德能却什么名利都要的庸俗势利小人相比，真不只是天壤之别了。呜呼！凡名高于实者，都可鄙视。韩文公曰：“内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焉有余，厥闻四驰。”妙哉。

九十月间，吕惠卿因为他弟弟的事又遭到人们的弹劾。他用弟弟吕升卿主持国子监选拔贡生的考试，吕升卿以权谋私，将其才质平庸的内弟方通录取为高等。这本来一直是个非常敏感的地带，因为这直接涉及科举考试的前途。舆论界大哗，吕惠卿兄弟的名声本来就不佳，这件事如雪上加霜，使其名声更受损害。

吕惠卿也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知道自己当宰相的企图已经彻底没有希望。王安石重出后，很明显在培养重用王珪和吴充，而自己又不断遭到舆论界的攻击。于是吕惠卿几次要求出外任，离开朝廷。

神宗进行挽留，王安石也到他家中去进行劝说，但吕惠卿坚决要离开，最后得到批准，以本官出为陈州知州。吕惠卿临走时，向神宗建议一切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变法大业定能成功。

吕惠卿走后，王安石很快就废除了手实法，民怨渐渐平息下来。

新法在健康地运作，朝廷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王安石有意地把主要工作交给王珪和吴充去做。他发现王珪为人忠诚谨慎，虽无创业的能力，但守业还是绰绰有余的。

第三节？君臣分歧

新法是逐渐平稳下来，开始正常运作。其实，社会秩序的运转也像前进的列车，一旦纳入某一轨道便会产生很大的惯性，只要这个秩序是确定的，不朝令夕改，那么这个社会运转的大轮子便会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行。

变法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如青苗法、免役法等主要新法都已经正常开展，而且以其实际的社会效果证明了这些新法的正确。国家财政大大好转，国家的军事实力也在迅速提升，潜在的军事力量更是不可小觑。

这些，都使王安石感觉很轻松。王韶建立的熙河路，阻住了西夏对宋国进攻的道路，西北已经建立起稳固的边防，目前他可以专心来对付契丹了。正是由于对契丹态度的不同，才促使王安石产生坚决辞相的念头。

由于去年秋季没有实现重新划界的愿望，听说王安石复相，辽国便派萧禧再度来到汴京，再次提出重新划定蔚、应、朔三州地界的问题，其实是来试探宋朝的底线。仔细琢磨，这是契丹进行的外交斗争。

契丹君臣都很惧怕王安石，早在仁宗皇帝嘉祐五年（1060）春天，王安石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时，曾经奉命以“伴送使”的身份送契丹使者到边境。

王安石《伴送北朝人使序》说：“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语言之不通，而与之并辔，十有八日。”在这次担任伴送使的十八天里，王安石和契丹使者吃住在一起。当途中经过王村时，一些小孩扒墙头观看，王安石写作《王村》诗道：“晻霭王村路，春风北使旗。尘催轻骑走，寒咽短箫吹。揽辔联貂帽，投鞭各酒卮。纷纷小儿女，何事倚墙窥。”①[①卷二三。

]心情有些酸溜溜的。

当进入贝州（今河北邢台清河）境内的时候，遇到沈遘出使契丹归来，按照规定，使者相遇，不能见面说话，王安石看着沈遘的车马向南方驶去，只是远远看见道路的尘土而已。王安石写《道逢文通北使归》一诗道：

朱颜使者锦貂裘，笑语春风入贝州。欲报京都近消息，传声车马少淹留。行人尽道还家乐，骑士能吹出塞愁。回首此时空慕羡，惊尘一段向南流。

（卷二九）

最后两句羡慕对方完成使命回归京师，而自己还要向北方行进，厌倦这种陪伴使身份的意味可以体味出来。《出塞》诗记载到达边界时的情景，“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泪落，濛濛吹湿汉衣冠。”“春风小契丹”应该是一个舞蹈，或许是欢送契丹使者归国时的节目。《入塞》一诗分明记载送行使命完成时的状况：“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鞍马东西鼓吹休”是说鼓吹已经结束，人马各向东西分别而行。

王安石始终不卑不亢，礼数不差，但丝毫没有一点谄媚相。与其他伴送使大不相同，令契丹人另眼相看。王安石的《北客置酒》诗最后四句说：“酒酣众吏稍欲起，小胡捽耳争留连。为胡止饮且少安，一杯相属非偶然。”②[②卷七。

]可以看出当时王安石曾经制止一次手下人和契丹随从因喝酒而产生的争执。显然是喝酒喝到一定程度，王安石手下的人想要离席，而契丹人揪着耳朵不让走，实际是过分的热情。契丹人是北方少数民族，热情豪爽，但有时豪爽热情得过分，所以王安石才命下人再稍微陪一会儿，是为了使这些胡人安定下来。

《白沟行》诗则集中表现了王安石这次出使的感慨：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卷七）

现在的李壁注本中是一首古诗，但我怀疑是两首七绝，只不过是诗题没有明确说“二首”罢了。白沟当年称作拒马河，是宋辽两国界河。前四句诗说原本是内地的白沟如今成了边界，大宋王朝年年在这里送往迎来契丹的使臣。契丹贵族经常来这里打猎，宋国的军队则绝对没有任何的军事警备。后四句说契丹境内一片繁荣景象，而宋朝军队以及边庭将帅如同儿戏一般，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力和威慑力。已经表现出王安石对于边境以及军队问题的极其不满。

这次王安石担任伴送使的经过，使契丹使者和随从都很敬畏他。后来王安石执政变法，使宋国富足强大起来，尤其是王韶用招抚和军事进攻的手段扩大了向西北纵深一千八百里的版图，建立熙河路之举，令契丹上层很恐慌。因为一百多年来他们根本不把宋朝的武装力量放在眼里。契丹不侵略宋朝的原因正像王安石分析的那样，是因为宋朝每年进贡的白银布帛数量庞大，比他们发动战争抢掠划算多了，这才百年相安无事。

契丹上一年提出重划边界，本来也是试探。当时王安石还在执政，说服神宗没有答应。但大使萧禧和契丹上层都看出来，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和神宗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于是听说王安石复相，便再来试探，而且态度要稍微强硬点。即使不能达到目的，也能加深神宗和王安石的裂痕。只要王安石退出政坛，契丹的威胁便基本解除了。

契丹的这着棋确实很厉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和神宗产生了很深的矛盾。

王安石是首席宰相，对于这些问题是一定要负责的。于是他派出大学问家沈括作为特使前去边境进行勘测和谈判。沈括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位大名人，他生于公元一○三一年，比王安石小十岁，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此人学问渊博，天文� �理，诸子百家，无所不精，对于宋朝和契丹所谓边界问题的历史沿革更是十分精通，谈起来如数家珍，而且沈括基本上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他完全理解王安石的思想和意图，因此王安石把地界谈判的大权交给他。

为使神宗安心，王安石曾主动去安抚神宗道：“契丹没有什么可值得忧虑的。萧禧前来是何等小事！而陛下连开天章阁，召见执政大臣，又开始匆匆忙忙调集粮草和军队，纷纷扰扰，契丹怎么能不知道？我担心契丹在窥探我们的心理防线，恐怕会狮子大张口而要求无止。”

神宗道：“如今中国没有对抗抵挡契丹的力量啊！所以应当如此。”

王安石说：“以为暂时没有足以阻挡其侵略的准备才更不应该这样做。凡是谦卑而使敌人骄傲，能而示之不能者，都将会致敌。如果现在不想让敌人来，怎么可以如此慌张而显示我们无能？况且契丹是四分五裂之国，有什么能力大举进攻我们国家？”

神宗还是胆怯，道：“契丹岂是可以轻视的国家？当年柴世宗所以能够战胜契丹，是因为契丹是睡王统治的时代。”

神宗所说的“睡王”是指辽穆宗，此人是契丹国第四任皇帝，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子，母为靖安皇后萧氏，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和暴君，他在位的十八年是辽朝政治的黑暗时期。柴世宗历史上习称后周世宗，后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后周皇帝，在位六年。整军练卒、裁汰冗弱、招抚流亡、减少赋税，使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富庶，中原开始复苏。周世宗又南征北战，西败后蜀，夺取秦、凤、成、阶四州；南摧南唐，尽得江北、淮南十四州；北破契丹，连克二州三关。在议取幽州时病倒，不久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庙号世宗。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当时契丹正是睡王统治时期，如果周世宗再活几年，以他的英明和北周蒸蒸日上的国力，重新夺回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惜，他英年早逝，从此燕云十六州成为中原政权的一块心病，一直到两宋的灭亡。

见神宗这么说，王安石马上解释道：“陛下不是睡王，而契丹国主也不是柴世宗，陛下何必忧虑太过？忧之太过，则忧伤怯懦之情就会表现出来，是灭自己志气而长敌人威风，况且萧禧的愿望是不可以满足的。如果满足他的要求，他回去一定会受到重赏，那么就会打开契丹一些人通过谋求中国取得富贵之欲望的大门。这是招致敌兵之道也。”

神宗听得有点不耐烦，便道：“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让朕好好想想。”

王安石的苦口婆心并没有起到作用，神宗不知着了什么魔，就是惧怕契丹。或许是前几代君主留下的“恐辽”后遗症的基因在产生作用？

沈括已经秉承王安石的意见前去谈判。神宗总是忧心忡忡，害怕契丹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于是私下里秘密用手诏征求老臣富弼、韩琦、曾公亮、文彦博等人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神宗对于王安石的意见已经听不进去了。很快，韩琦和富弼都给神宗上了奏疏。

韩琦和富弼的意见基本是一个调门。先看韩琦的答复：

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长，耕牧自足，未尝为边鄙之患。向闻强取其地，建熙河一路，……而河州或云地属董毡，董毡即契丹婿也，即恐辟地未已，岂不往诉？而契丹闻之，当谓行将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

北边地近西山，势渐高仰，不可为塘泊之处，向闻差官领兵，遍植榆柳，冀其成长，以制虏骑。然兴于界首，无不知者，昔庆历慢书所谓“创立堤防，障塞要路”，无以异矣。然此岂足恃以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

自虏人办理地界，河朔缘边与近里州郡，一例差官检讨，修筑城垒，开淘壕堑。赵、冀、北京，展贴之功，役者尤众，敌楼战棚之类，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备足，逐处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检视，……此皆众目所睹，谍者易窥……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

近复置立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雄州地控极边，亦设将屯兵，……以至预籍上户车马驴骡，准备随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盖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

夫北虏素为敌国，设施如此，则积疑起事，不得不然，亦自善自为谋者也。……

望陛下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虏疑，万一听服，则可迁延岁月。……如其不服，决欲背约，……虏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大帅持重，以全取胜。自此彼来我往，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时复遂休息也。

（《韩魏王家传》卷一○）

韩琦和富弼回答神宗皇帝的奏疏都保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中，都很长，我详细阅读了全部内容，产生很多感慨。更加感到王安石当时处境的艰难，我也能理解王安石第一次坚决辞相原因的复杂性。

我们先分析一下韩琦回答神宗手诏的意见，他认为契丹的这种挑衅是有理由的，是我们国家无事找事。招徕的原因便是变法后的各种举措。1.秦州一带本来是契丹、西夏、我们宋朝三不管的地带，新法去招抚那些部落，建立熙河一路。契丹看见和听说后，一定怀疑将要涉及他们国，所以产生怀疑。.新法在边境广泛栽植榆树和柳树，用来防备契丹的骑兵，这样就阻碍了契丹骑兵的长驱直入，这是令契丹产生怀疑的第二点。.自从变法以来，加强边境守备，修建防守工事，这是众目睽睽之下的举动，难免引起敌人的怀疑。4.在北边设置三十七将，驻扎重兵，契丹当然怀疑。结论是：请废除新法以来的一切举措，销毁一切边备，撤回边防军队，契丹自然就没有怀疑了。如果这样还不能解除对方的疑虑，一定要来进犯，则只能抵抗了。但胜负难以预料。

连招抚蕃部建立熙河路扩大领土这样明显的千秋功业都给否定了，并委婉地否定了变法以来的一切措施，保甲法、置将法等都被否定。边境植树阻挡侵略者的骑兵入侵难道也错了？边防驻军保卫国家安全难道也错了？真是岂有此理！加强练兵，提高军事实力，修筑边防战备工事以保证国家安全，难道也错了？真是岂有此理！只有让契丹随时可以大举进攻，让契丹的骑兵发动侵略战争时没有任何阻碍才是对的？真是岂有此理！

富弼回答的意见基本和韩琦一致，更加软弱谦卑，反复劝神宗“纳污含垢，且求安静”，“向有宣传陛下决为亲征之谋，中外益更忧惧，心陨胆落”。而且富弼比韩琦还多一层担忧，这就是：“须防四方凶徒，必有观望者，谓国家方事外，虞其力不能制我，遂相聚啸，蜂猬而起，即事将奈何？”①[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

]很明显这是防止内部的农民起义。这是典型的“御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后来慈禧太后“宁给外敌不给国贼”的臭名昭著的论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与富弼的这种论调如出一辙。这是当时许多保守派反对王安石保甲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推行保甲法的过程中，保守派大臣反对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能让农民手中有武装，会打仗，因为农民有武装会打仗的话，一旦造反朝廷则难以镇压。神宗也为这种理由而多次动摇过。后经王安石反复解说，才把保甲法推广开来。王安石认为只要朝廷政治清明，生活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中国的百姓是绝对不会造反的。王安石对于中国百姓的心理和性格还是比较了解的。在新法得到推行的时候，真的没有发生任何民变，连最小规模的也没有。

保甲法的实行，为朝廷征集军队提供了广阔的兵源。许多义勇都训练有素，非常有战斗力。因此王安石才底气十足，并不怕契丹发动战争。但神宗接到韩琦、富弼等人的奏疏后，又感觉事态严重，千万不能和辽国开战。在和王安石谈论其他工作时，顺便说道：“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此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王安石说：“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①[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

]“启宠纳侮”是《尚书·说命》中篇的一句话，大意是傅说告诫殷王武丁，不要宠信非人而自取其侮。但王安石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和韩琦谈论如何对待契丹的策略，只能是自取其辱。王安石对于韩琦一直是很尊重和敬佩的。

神宗说：“如果契丹坚决不肯罢休，那我们该怎么办？”

王安石答道：“譬如强盗来堵在门口，如果家底什么都不要了，就都给强盗净身出户。如果不能把家中财产都给他，那就只有抵抗而已，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吗？臣以为，契丹不足畏，最可畏的是契丹作难，则应当有受陛下委托而与之对抗者，当双方正在对抗之时，却有人在朝中献异议，而陛下不能无惑，因而从中阻挠其事，这样的话，安危成败则太令人忧虑了。”

神宗在聚精会神听，王安石稍微停顿一下接着说：“为什么呢？千钧之重，加上铢两就会有变化。两敌相对，正像争千钧之重之时，陛下从中稍微加一点力，那可不是铢两之力啊！这才是臣最害怕的情况。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自然有人为陛下担此千斤重担。”

其实，王安石的话说得很明白，不要怕，绝不能满足契丹的无理要求。如果他们胆敢发动战争，只要陛下下决心而不掣肘，我王安石便可以为您承担一切重担。

神宗没有明确表态，王安石也不知道神宗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在六月戊午日，三朝元老韩琦便去世了。一位老臣，在病重期间写那么长的奏疏，还汲汲于国事，这种精神很值得敬佩。由于他在英宗得立和神宗继位时的突出表现，神宗和王安石决定以他配享英宗庙庭。即在英宗庙的侧位，给他设个牌位，也分享祭祀的香火。这在古代大臣中是极高的殊荣。

韩琦虽然反对新法，但政治上光明磊落，有大臣之体，王安石参加工作的第一个直接上级就是此人。王安石对他一直是很钦佩的。在为韩琦送葬之后，王安石写了两首七律来抒发怀念之情，这就是《韩忠献挽词二首》：

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独斡斗杓环帝座，亲扶日毂上天衢。锄耰万里山无盗，衮绣三朝国有儒。爽气忽随秋露尽，谩凭陈迹在龟趺。

两朝身与国安危，典策哀荣此一时。木稼曾闻达官怕，山颓果见哲人萎。英姿爽气归图画，茂德元勋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

（卷四九）

全诗对韩琦的人品和伟大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最后两句写出自己与韩琦的关系，表现出深深的悼念之情。可以看出王安石的胸襟和公正的人生态度。

第四节？心灰意冷

四月丙午日（初五），就在把辽使萧禧刚刚打发走的当天，神宗没有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直接派韩缜去办理重新划分疆界事宜，赐给他随宜全权处理的大权，并明确指出要满足契丹的要求。我们看看圣旨的原文：

国家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埸细故，有伤欢好大体。既许以治平年盖铺处依旧址修盖，务从和会，即更不论有无照证。若不指定分水岭处，即恐检视之时，难为擗拨。……今已指挥韩缜等一就检视，擗拨处以分水岭为界。

几百里地的大好河山，被神宗视为“细故”，很令人匪夷所思，更令人寒心。这里所提到的“治平年盖铺处”，便是前文提到的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契丹军队到宋国地面修了两所口铺，即哨所。因为是无故侵占宋国的领土，被边防军和百姓给平掉，从此辽军便撤回去，再也没有来，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辽军之所以当时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自知理亏，故根本没有向朝廷提出外交照会，悄悄撤回去就销声匿迹了。

熙宁六年（107），就在王韶经营熙河路的时候，辽国偶尔有几十骑兵过界，到宋国这边跑一圈，有时深入一段路程再跑回去，但也不杀人放火，也不抢掠。当时神宗便很紧张，王安石则提出不必紧张不必理睬之方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基本是和平状态。

这次，契丹还没有明确提出分水岭以及具体分界线，根本也没有提及上次口铺之争的问题，神宗自己便主动把当年契丹修口铺的地方拱手送给人家。真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同时，神宗还派一名宦官专门给韩缜送去一支“御笔”，并提醒和督责他道：“疆界事，朕访问文彦博、曾公亮，皆以为南北通好百年，两地生灵得以休息。有所求请，当且随宜应副。朝廷已许，而卿犹固执不可，万一北人生事，卿家族可保否？”从这段话体会好像韩缜当初也不同意将土地如此拱手给人，后来是迫于这道圣旨的压力才勉强处理的。

当时无论是朝中还是边界，都有对这一做法非常反感的官吏，感觉非常郁闷憋屈。但神宗下定决心如此处理，其他人又能如何？俗语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其实如果皇帝熊则熊一国。宋代帝王，除开国皇帝赵匡胤有英雄气概外，其他皇帝都很软弱甚至窝囊。神宗还算好一点的，也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后来，王安石派出的沈括回来，向王安石报告了边界的地理形势与契丹要求的毫无道理，并说他已经交涉完毕，契丹人也认可了。但朝廷另外派出的专使已经到达边境，正在与萧禧等辽国使臣谈判和办理交割事宜，听说是即将满足契丹的一切领土要求。这已经是当年七月间的事情了。

当然，神宗派出韩缜为特使去专门办理地界问题的事情，王安石后来也知道了。神宗正式告诉王安石，并告诉他与契丹协商地界的事情是他复相前就存在的，意思是说一切都不是他的责任，他就不要再操心了。在向王安石解释的时候，神宗的语气和表情都有很愧疚的味道，王安石察觉得出来。

当天晚上，回家吃完晚饭，王安石心情恍惚，将到子夜也无法入睡。这一夜，王安石失眠了。因为这种情况不是偶尔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习惯成自然，吴氏也没有注意，自己先睡了。

王安石起身悄悄来到外面，仰观天穹，见浮云围绕月亮飘浮，月亮忽隐忽现，月色朦胧。王安石的心情比这朦胧的夜色更加朦胧。

契丹挑衅，本来是王安石意料中的事，他非常有把握处理好这种事情。但神宗却一味听信文彦博、富弼、韩琦这些人的极其迂腐的意见。

这次契丹挑衅，没有任何道理，那三州的边境是在石敬瑭割让给契丹时划定的，一百四十多年两国都相安无事。凭什么现在说地界不清，那一百四十年都干什么了？契丹就是欺负宋朝软弱。而王安石也不想马上和契丹打仗，但据理力争，不能退让。契丹如果胆敢发动侵略，就坚决迎击，而且有胜算的把握。

王安石已经向神宗反复解释多次：契丹四分五裂之国，根本没有力量对外征讨。当时契丹内部政治黑暗，大奸臣耶律乙辛把握朝政，陷害皇后萧观音和太子，国内已经是矛盾重重，人心混乱，各种政治力量争权夺势。

自己本来想借契丹挑衅之机强化一下朝廷的自信心和对于契丹辽国的态度，让他们不能小觑我们大宋王朝。其实，陛下担心什么呢？在当下，就是劝契丹发动侵略他们也不可能得逞。因为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那么以前的一切条约便都自行作废，契丹再也得不到宋朝每年进贡的大量财富了。而且，北边设置三十七将，即三十七个集团军的兵力，那可是三十多万人啊！这些年经过精兵简政，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大。何况还有三边义勇，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民兵，如果真的开战，随时征调几十万人，稍加编制便可以开赴前线作战，怕什么呢？现在实际上是契丹怕我们大宋，而不是我们怕契丹。

但是圣上派出的特使已经到了边境，割让领土是必然的了。自己又能如何呢？一块浮云刚刚离开月亮，月光稍微出来一些。王安石的心绪忽然感觉稍微明亮一点点。这微微明亮的月光引得王安石换了一个角度进行思考：皇帝毕竟才二十八岁，没有经历过大仗，尤其是和契丹作战，在历史上宋军基本处于劣势，多次战败。这种常打败仗的阴影，恐怕也会影响到圣上的判断。

但是，韩琦和富弼的奏疏明确提出废除新法以来的一切举措，解除契丹的疑虑，自行毁弃一切边防设施，停止一切新法，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去，契丹人自然就不来争地界，也不会挑衅了。但对于这些要求，圣上都没有答应。可以看出，圣上坚持新法的决心没有变。只是在边界问题上没有支持我，其他方面并没有支持保守派。或许圣上别有用心。现在看，契丹问题只能如此了，虽然自己感觉非常郁闷，但圣上如此，也没有任何办法。圣上对于自己以前明里暗里几次提到的消灭西夏，扩大版图的战略构想到底是什么想法呢？难道是圣上要保持与契丹的和平相处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平定西夏方面？如果这样做倒是可以接受的。但圣上根本没有提及这样的构想啊？王安石的思绪飘忽不定，他感觉头绪纷繁，但抑郁的心情始终无法开释。

只要新法还在运作，其他就看淡一点吧！想到这里，王安石回到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其实，王安石当时的心情是可以体会出来的。有把握干好一件事情，但没有进行实际操作的权力，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却坚决不让实施。如参加百米竞赛，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拿第一，但就是不让上场，那个运动员最痛心疾首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楚怀王如果采纳屈原的意见，国家就可以逐步走向强大，如果继续腐败下去，内政外交都会出现严重的失误。屈原强烈说明抗议都无济于事，最后忠而见谤，被撵出朝廷，郁闷愤慨，这才使屈原投江。项羽如果听信范增的意见，又怎能乌江自刎？岳飞明明可以和金兵抗衡，所以上书反对秦桧的和议，最后是怒发冲冠，仰天长叹，屈死风波亭。王安石当时的处境虽然与屈原、范增、岳飞有所不同，但那种长剑在手，有百分之百取胜之把握，却不能像大侠一样一展武功，那种痛心疾首的心情却是相同的。

王雱的病情时好时坏。新法依旧在运行，效果逐渐显露，从朝廷到地方已经封桩即收入国家府库的钱堆积如山，北宋的经济实力从来也没有达到如此强盛的程度。如此多的钱，其中一部分作为下级官吏的俸禄。如今国家已经再也不拖欠官吏一分钱，因而对官吏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官吏的纪律更加严格。因为只要保住饭碗便可以过上温饱而体面的生活，因此全国各级官吏都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勤恳敬业。整个官场和职场的作风大为改观。其实王安石的这一举措便是“高薪养廉”，仔细分析确实如此，不是笔者有意拔高王安石。

在变法之前，各个层次的人物对于下层胥吏没有俸禄的事情都有过议论。司马光在嘉祐七年（106）所上的《论财利疏》中说：

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至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太半尽于吏家矣。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五）

这是司马光嘉祐七年时上疏中的文字，记载了胥吏没有俸禄，而完全凭借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来勒索需要办事之百姓血汗的情况。“居无廪禄”是说平时没有俸禄，即固定的工资，“进无荣望”，是说提拔晋身也没有希望，于是便只能“啖民为生”，用吃喝百姓血汗维持生活。这种状况太可怕了。

于是各个层次各个行业手里稍微有一点点公共权力的人，便都利用这一点公共权力揩油勒脖子，根据所办事情的大小和自己手中公共权力的大小，向对方索要一定价码的钱物。在社会上便形成了潜规则：办什么事需要交多少好处费双方都知道，届时依照潜规则把应该交的额外的好处费一交，事情便顺利办完。打官司更如此，“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直非常流行。

这种潜规则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公共权力成为私人图谋利益的工具，就太可怕了。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简直是司空见惯，成为常态。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107）五月乙巳日记载这样一段对话，是王安石与神宗之间展开的。君臣二人论及下面官吏的工作态度时，王安石说现在地方官吏已经没有人敢接受贿赂而徇私枉法了。神宗问：“不知开封府何如？恐未能遽绝耳？”王安石回答说：

闻开封府吏自言，向时遇事且思如何可以取钱，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吏，实无心推究人枉直。自今诚恐有暇。及此，然经久天下，吏禄恐须当尽增令优足。

这位官吏是开封府负责办案的下级小吏，他所说的完全是真心话，在以前没有俸禄的时候，审理案件首先想怎样弄钱，能够弄到多少钱，其次是想怎样欺骗上级官吏，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当事人的是非曲直。这样审案断案不出冤案才怪。“自今诚恐有暇”的“暇”字应该是“瑕”字之误，即很怕出现漏洞和问题。其实，历史与现实一样，刑事案件的冤假错案因为水平有限而造成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办案人员贪污受贿造成的。

神宗完全同意王安石的意见，可是担心没有钱，王安石给神宗算了一笔细账，即这种开支，付出不过百万缗，但这些官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入将是十倍以上，而且社会风气可以得到净化。在熙宁六年，历史上的欠账完全还清，朝廷对所有官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官场的风气大变，官吏们的精神面貌大变，整个社会的风气大变。官吏的心情顺畅了，人们办事顺畅了，百姓的心情也顺畅了，全社会便都顺畅了。

沈括的《梦溪笔谈》专门有一条记载吏禄的情况：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岁，京师诸司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岁岁增广，至熙宁八年，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沈括是当事人，而且是位心细的学者，这条记载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官吏的工资状况太重要了。在熙宁三年（1070）以前，天下吏人，即各级官府中的小吏、一般办事员是没有正常俸禄的，完全依靠贿赂维持生活。“赇”字是最典型的会意字，中国汉字真是精妙，贝是古代钱的一种，一看就知道是求钱的意思。一直到王安石变法开始才给吏发放固定的工资。

到熙宁八年，京兆府小吏的工资支出居然是熙宁二年的九十多倍。那么这些小吏个人的工资增长便是九十多倍。笔者又查阅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七五中的相关内容，与沈括的记载完全一致。

沈括在熙宁九年曾担任“权三司使”的职务。“三司使”是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权”是暂时代理的意思，也有不及品位而任此职务的意思。这样沈括便有机会查阅到当时全国各年各个方面的财政支出情况。如果他看不到当年的账目，无论如何也不能精确到一个大钱的。没有沈括的记录，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王安石变法会给最基层的小吏带来如此高的利益。因此，当时小吏阶层的积极性是可想而知的，小吏和百姓拥护新法也是可想而知的。

王安石在等待神宗主动提出关于如何收复西夏、扩大版图的问题。但神宗再也不提有关西夏的话题，在熙宁九年（1076）六月初三的午后，神宗却向王安石询问了一个相反方向的话题。君臣先谈论其他事情，神宗忽然将话题一转说：“熙河探报：夏国欲用十二万人取熙河。六万拒汉兵来路，六万攻取。果如此，奈何？”王安石回答说：“熙河城必非一日可拔，夏国纵无后顾，不知十二万人守熙河几日？自来夏国大举罕能及二十日。熙河虽乏粮，亦皆有半年以来枝梧，恐无足忧者。且夏国非急迫，安肯出此，出此则绝岁赐，致诸路攻扰，有何所利？”①[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六。

]

王安石的回答极其明确清楚，熙河之城足有半年的粮草，而西夏国的军队大规模作战很少能够坚持二十天，即使真有十二万军队来攻，也不值得担心，何况他一个小小夏国，哪里来十二万军队，他们国家还要不？再说如果不是狗急跳墙，夏国怎么能够干如此愚蠢的事情。只要一开战，大宋王朝年年岁岁恩赐给夏国的大量白银玉帛就会停止了，而且还会受到各路军队的攻击骚扰，夏国能得到什么好处？

王安石的头脑非常清醒，神宗的头脑也不该糊涂到这种地步吧？在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再也没有西夏国出兵熙河的消息。神宗所得到的熙河探报真是蹊跷。我现在都百思不得其解，当年的王安石该做如何感想？

这天夜里，王安石再度失眠。看来自己原来的猜想完全错了，神宗今天关于熙河探报的一番话，来得突然。一般情况，即使有这样的情报，应该先送到枢密院，枢密院如果觉得情况严重，再在两府会议即宰相府和枢密院主要官吏会议上提出来进行讨论。如果情况特别紧急直接上报皇帝也可以。但枢密院和相府完全不知道，边境的探报怎么会直接给万岁？王安石不敢多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万岁现在还没有讨伐西夏的想法。圣上一问，最起码说明圣上的心理是，只要西夏不出兵来争夺熙河就万幸了，哪里有心思去想收复西夏的问题。

新法的运转已经比较正常，国家的财富已经积累起来，各方面的关系已经理顺，百姓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官吏积极性也调动起来，军队战斗力有很大提升，封桩起来的国家储备的金钱足够应付天灾人祸，足够应付突然爆发的战争。既然圣上现在还没有经营契丹和西夏的想法，那么现在的工作便进入守成的阶段，一般能够守成的官吏便足以胜任了。我王安石应该休息了。王珪很随和，与自己是同年进士，名次还在自己的前面，社会名声也不错。于是王安石便把许多需要决策的大事交给他去办，为自己早日退隐做好人事上的准备。

不久，王安石便试探着提出要退出政坛，可神宗能同意吗？

第五节？再度辞相

熙宁九年（1076）春夏之交，王安石见许多关系已经理顺，朝廷政事平稳，便连续上三道札子请求辞相归隐，但神宗坚决不应。

儿子王雱的病又出现反复，而且每次犯病都比上次重。王安石心情焦灼，身体状况也渐渐不佳，其主要表现是气短心慌，睡眠也不好，常常一两个时辰不能入睡。有时头晕目眩，精力明显不如以前，政务稍微繁忙一点就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这是几年前从未有过的。

王安石实在是想要退出政坛休息休息了，可神宗皇帝始终不允，倚重如初，朝廷中无论大事小事，基本上是取决于王安石。越是这样，王安石越不好脱身，也不好意思再向神宗提出。他便采取一个迂回的办法，写信给参知政事王珪，请他在适当的时机为自己疏通疏通。信是这样写的：

某启：越宿伏惟台候万福。某久尸宰事，每念无以塞责，而比者忧患之余，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谋国，其能无所旷费，以称主上任用之意乎？况自春以来，求解职事，至于四五。今则疾病日甚，必无复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谓宜少敦僚友之义，曲为开陈，使得早遂所欲，而不宜迪上见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区区之怀，言不能尽，惟望深赐矜怜而已。不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可见王安石是真的急于归隐了，竟请同僚为自己向皇帝说情。可能是王珪也不太好说话，故这封信似乎没起什么作用。

六月里的一天，王雱在家中死去。这对王安石是个难以忍受的打击。王雱不仅是王安石的儿子，也是王安石的一个知音。人对人的真正理解是心灵深处的高度和谐与默契，故在对待人生与宇宙等诸多问题上有高度的认同感，这样相互理解的人才可以称得上知音，而这样的知音实在是太难以遇到了。

常言说：“知子莫如父。”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个儿子是从内心里喜欢的，也曾寄以极大的希望。

王雱绝顶聪明，又非常刻苦用功，学识渊博，悟性极高，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之一。如果从相应年龄所掌握的学识及对社会的认识程度来看，王雱的才能不在王安石之下。

要想使变法真正深入人心，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就必须进行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要对儒家经典进行一番新的解释，这就是要用新的眼光和观点重新注释《诗经》《周礼》和《尚书》，即《三经新义》，为所制定的新法寻找理论上的依据，以此作为太学及各州府学校的教材。

这无疑是一件影响极为深远的建设，也是一项极为艰苦繁重的工作，王安石当时无暇顾及，其主要部分都是王雱和吕惠卿承担的。吕惠卿的具体工作也很繁忙，而全身心投入的只是王雱一人而已。

后来攻击王安石的人说，王安石所变的法危害还不算深，只要再变回来很快就可以消除影响。但王安石的思想影响更深，危害更大，即所谓的 “坏人心术”。这也可从反面看出《三经新义》在当时社会上尤其是思想界影响之大。而这一点，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由王雱完成的。

王安石有两个儿子，另一个叫王旁，天赋资质均不如王雱，故王安石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王雱身上，万万没有想到王雱却先自己而去。这一年，王雱才三十三岁啊！正是人生的锦绣年华，却英年早逝，怎能不令王安石极度悲痛呢？白头人送黑头人就已经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事了，何况所送的黑头人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王安石当时的痛苦心境是不难想象的。

王安石是个事业型的人，他把事业看得最重。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培养自己事业的接班人。他所选中的有二人，一个是王令，一个是儿子王雱。王令也是英年早逝，以二十八岁的锦绣年华过早地离开人间。当时，王安石也极端悲痛，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刺激。

王雱之死，其打击和刺激的程度当然要比上次大得多，强烈得多。这既有亲情血缘的关系，也有现实处境的关系。此时王安石已经深得君心，执政多年，变法大业正在健康发展，如果王雱不死，过一段时间继承王安石的事业还是大有希望的。王雱之死，其意义不单单是死了儿子，而是直接影响着变法大业之接班人的问题，王安石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还要附带一笔，这就是宋代的一些笔记小说对王雱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而一些正史也采用其说，故王雱所受的冤屈最多，仿佛他是个阴险狠毒的狡诈之人。

其实，很多说法都是诬蔑不实之词，蔡上翔、梁启超和邓广铭早已为之进行了有力的辩白，此处不赘。

王雱之死，使王安石心灰意冷，决心要退隐田园了。神宗几次亲自到宰相府中慰问，王安石一再提出辞相的请求。神宗坚决不答应，劝他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暂时可以不操心朝廷之事，由王珪主持一切军政要务，有大事让王珪到宰相府来与他商量。王安石无法推托，只好勉强应允。

数日后，王安石又给代替自己执政的王珪写第二封信，请他在神宗面前帮助自己说几句话，早日答应他归隐田园的请求。即《与参政王禹玉书》其二：

某启：继蒙赐临，传谕圣训，彷徨踧踖，无所容措。某羁孤无助，遭此大圣，独排众毁，付以宰事。苟利于国，岂辞糜殒。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且据势重而任事久，有盈满之忧，意气衰而精力弊，有旷失之惧。历观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终不累国者，盖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诛，欲及罪戾未积，得优游里闾。为圣时知止不殆之臣，庶几天下后世，于上拔擢任使，无所讥议。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为朝廷公论，下及僚友私计，谓宜少垂念虑，特赐敷陈，某既不获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书不能传，惟加悯察。幸甚不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王珪字禹玉，故称王禹玉。通过此书可知，这一阶段，王安石曾上札子请求退休，但神宗不接受，把札子原封不动地退回来。王安石无奈，才再写此书，从公私两个方面来请王珪为自己向皇帝说情。主要理由是自己精力不足，容易耽误朝廷政事，不能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影响提拔新的人才。

古今中外，挖空心思，到处钻营以谋求官位的人可谓是汗牛充栋，俯拾即是。而千方百计要求辞官，尤其是辞去当政宰相之官者实不多见。不贪恋高位，不贪恋富贵，不贪恋虚名，只求真实充实的人生，这是多么值得敬佩的美好品质，与那些贪位恋栈、明明应该退出政坛而偏偏赖着不退、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俗辈比起来，真不只是天壤之别了。

神宗见王安石决意离去，与王安石做了一次深刻的长谈，王安石提出自己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后，集中精力把《三经新义》中一些不十分稳妥的地方再加以修改润色，使之更加完善，对朝廷也是有益处的。自己还要把这些年注释经义的一些体会写成《字说》，使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更加普及。

关于王安石退隐后的人事安排，神宗也征求了王安石的意见，对以后几年的大政方针，王安石也毫不保留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君臣相得，心心相印。神宗勉强同意王安石辞去相位，但还挽留他在京师居住，以备随时顾问。王安石上表婉言谢绝。

当然，可以依稀感觉到神宗和王安石之间在这一时期有一种难以说清的感觉，新法获得很大成功，社会运转比较正常，神宗执政超过十年，有一定的经验了。他对于王安石的信任和倚重与开始几年不可能完全一样。这从对待契丹问题上表现得最清楚了。朱熹评论说，神宗以为把王安石的一套学到手，就不再需要他了。这种见解入木三分。后来关于西夏十二万军队要来进攻的传闻都会给王安石非常不舒服的感觉。邓广铭先生认为神宗一直在采取前几代遗留下来的执政经验，所谓的“异论相扰”的策略，即不能让一方面的意见占据绝对的主流，而要重用一些与执政者意见不同的人，这样可以防止出现权势过大的权臣以及权臣势力，皇帝便可以大权在握、乾纲独运了。这样，神宗在一些问题上便会有意和王安石不同，二人便会产生一定的隔膜。

十月，王安石急于退隐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神宗批准，王安石以本官即以使相的身份判江宁府。王珪和吴充同时拜相，代替王安石执政。

王珪是王安石的同年和朋友，而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王安石的大女儿嫁给吴充的儿子吴安持。这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也都很好。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是李商隐终生追求的人生理想，李商隐本人并没有实现，他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王安石很喜欢这两句诗，经常自言自语地念诵，而他真正做到了。

他真的扭转了天地，扭转了乾坤，使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使天下百姓都享受着新法带来的雨露春风。

他正受君主的宠眷，事业正隆之时，就毅然决然地坚决归隐。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他真的做到了，他如同一片云，从深山中飘出来，向久旱的人间洒下甘霖，润泽万物，然后便悄悄地飘然而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