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温德尔·威尔基是美国政坛上一大怪杰，生于一**二年，律师出身。他崛起政坛，不循常轨，却得到许多美国人的欣赏与支持。一九四○年，“他成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与竞选第三次连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大抢总统宝座。当时威尔基声势极大，大到他自信甚至不必做竞选活动就可进入白宫的程度。在竞选过程中，他甚至极诚实、极有风度地不讳言他赞同对手罗斯福的某些改革方案与外交政策，这样增他人声势，灭自己威风的干法，可真千古罕见。最后，他得了两千两百万票，仅以五百万票少数差距，败给罗斯福”。

威尔基“为人豪侠热诚，他本是民主党员，在一九三○年中，改属共和党。早在他做民主党人时，罗斯福就非常喜欢他，说要请他做国务卿。后来他虽成了罗斯福政敌，但罗斯福对他的好感不减。罗斯福说自己决不忽视曾有两千两百多万美国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因此，委请威尔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飞访世界各地”。

罗斯福总统派出温德尔·威尔基作环球亲善访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带去美国给同盟国的关怀，借坚定同盟国战胜法西斯的决心而树立美国霸主的地位，顺理成章的是罗斯福也就成了未来战胜国中至高无上的世界领袖了；再是同盟国中或是同盟国间的确存在着矛盾和分歧，通过威尔基的访问——并满足同盟国的某些所需，进而缩小与缓和这种矛盾和分歧。像这样艰难的外交任务，唯有由资望甚高却又不是政府阁僚的政治家担任才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是因为民间人士的言行是有弹性的，即使发生某些争议，罗斯福也可进退有据。除去上述原因外，罗斯福还深知威尔基在国际关系中所鼓吹的“天下一家”的理论，与自己的外交政策相近似，选择威尔基代表自己完成上面两大任务是最佳抉择。就这样，威尔基于八月二十六日搭乘一架四引擎轰炸机出访，并于五个星期之后飞抵山城重庆。

蒋介石准备以盛大的国宾礼仪欢迎威尔基的到来。他认为“威尔基是自一八七九年美国前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访华以来到中国访问的美国最高级官员”。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对威尔基感兴趣的一个更实际的理由是，他们预计威尔基很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总统。威尔基体格魁梧，精力充沛，踌躇满志，仍旧沉浸在赢得名望和权力的竞选的兴奋之中。中国人准备在他的身上下一番工夫，总目标是争取美国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近期目标是促使美国向中国投入更多的空军力量。”也正是出于这一战略目标的需要，蒋介石还试图利用威尔基访华这一有利的时机，轰走史迪威，而继任者最好是坚定支持蒋介石夫妇的陈纳德将军。

蒋介石——或者说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大小政府官员都善于驾驭外国人。把话说穿了，从上到下都是弄虚作假欺骗“洋鬼子”的行家。为此，蒋介石下令大搞装饰门面的活动：重庆市警察拆毁了市内贫民窟，把肮脏龌龊的乞丐赶出门外；禁止破烂小店在访问期间开门营业；街道上到处是彩旗和欢迎标语；学校儿童们排列成队，摇旗欢呼；当局命令市民到警察局购买中国和美国的国旗。威尔基并不是没注意到眼前的景象是一次有组织的表演。但是，作为一个心地善良、宽宏大量的客人，他还是被“作为中国力量的源泉的人民身上的纯朴和激情所展示出来的动人场面”感动了。就是在这种不可名状的良好感觉中，威尔基开始了他的访问。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借威尔基访华大造舆论，对美国公众施加影响。为此，威尔基的“访问日程里安排着各种宴会、欢迎仪式、会见、午餐会，访问学校、工厂、女童子军和军火仓库等等。他不是下榻在美国大使馆，而是住在中国政府的国宾馆。美国大使高斯对此极为恼怒”。在高斯看来，“他们这样安排是为了确保威尔基只能耳闻目睹中国人想要他耳闻目睹的东西”。而史迪威则认为：蒋介石是为了把威尔基与“美国人的污染隔绝开来”，其目的是为了在威尔基“酒足饭饱，筋疲力尽，全身器官麻木迟钝时，向他灌输适当的理论”。

就说陪同威尔基的政客官员吧，也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精心挑选的。一位是受过美国教育、巧舌如簧的董显光，另一位是中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后者虽然不懂英语，但威尔基给他下了如下评语：“我所知道的最讨好人喜爱的性格……无时不看见他露出一副可能露出的最友好的微笑。”而这种微笑使威尔基感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民热情好客，处处都有美国的朋友”。

蒋介石下令山城各界人民倾城而出，拥上街头，欢迎威尔基的到来。展现在初到山城重庆的威尔基眼前的是：“男女成人和儿童，长须的绅士，有的戴着呢帽，有的戴瓜皮帽；挑夫，走卒，学生，抱着孩子的母亲，衣着有的讲究，有的褴褛——在我们车子缓缓驶向下榻的宾馆途中十一英里的道上，挤得人山人海。他们在嘉陵江的对岸恭候着，在重庆所有的山坡上……站在那里，笑，欢呼着，挥动着小小的纸制的美国和中国的国旗。”这一切人为的——必然是虚假的现象，使威尔基竟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在我所注视的面孔上，没有一点人为的或虚构的成分，他们看我是美国的一个代表以及友谊和即将到来的援助的一个具体希望的代表。那是一个群众善意的表现，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单纯力量的动人表现，这个力量也就是中国民族最伟大的富源。

按照中国传统的外交礼仪，蒋介石亲自出场，主持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并发表了《欢迎美国总统代表威尔基氏致词》。他使用了几乎是赞颂基督的言词赞美威尔基：

吾人从威尔基先生之言论中，深知其对于日寇所久蓄扰乱世界之野心与中国艰苦抗战之价值，有深切之理解，尤其对于吾国抗战建国之理想，有精到之认识，而其领导美国社会致力援华运动之热诚与成就，更使我立国精神共同之中美两大民族，增加感情上之密切联系。威尔基先生此来将亲见日寇五年余来在中国残暴破坏之遗迹，将亲见我中国军民坚忍不拔始终乐观之信心与决心，将亲见我中国在如何艰难状态中，努力充实战斗力量，与复兴建设工作，将亲见中国军民，如何为实现共同目标争取共同胜利而奋斗，并将使吾国人民，更深切了解美国政府与人民，对于战时工作一致努力之实况，而益加奋勉。

接着，蒋介石为展现中国军队的强大，在一个四周都是西式建筑的大型阅兵场上，为威尔基举行阅兵仪式。“参加检阅的权贵们衣着华贵，卫兵和警察都戴着白手套，受检部队排着整齐的方队，迈着不太标准的德军正步，从检阅台前通过，钢盔闪闪，枪尖如林。在方队的后面是坦克、装甲车和打着三角旗的骑兵部队。这是一支专供阅兵用的部队。贵宾还观看了成都军校数千名学员表演的激动人心的军事演习。他们把枪高高举过头顶，涉水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然后他们冒着硝烟炮火，穿过层层铁丝网，爬上一座山。”而威尔基竟然仅仅从这些做给他看的表演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中国举国上下，团结奋战，领导他们的是一批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将领；中国军队是一个由懂得为谁而战和如何作战的将士组成的有力的战斗集体。

漂亮的表面文章做完了，接下来就是“单兵教练”式的会谈。蒋介石趁热打铁，以自己所谓的军事之长纵论亚洲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中国在这片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单独抗击日军侵略长达五年多的战略作用，以及对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特殊贡献。这给威尔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事后，他著文写道：“蒋介石穿着中国长袍，显得庄重而又有学者风度”，“这位中国领袖的形象比传说中还要高大”。

蒋介石在扼要地追述了缅战失败的教训之后，遂又谈起未来中国战区抗击日军侵略应以空军打击为主，以陆军反击为辅的战略原则。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本人相信，在华空军尽早进攻实属可行。”蒋氏兜售完陈纳德的空中打击理论之后，突然把话锋一转，其矛头自然地对准了史迪威，毫不留情面地攻击史迪威坚持不懈地强调地面行动，“是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老朽，一个妨碍以空战制胜、在泥淖中费力前进的老顽固”。最后，他郑重说道：

“这也就是我和史迪威将军的分歧。而这一分歧的缘起，盖源于贵国军界保守和先进两大派系在中国战区的反应。我只不过是支持先进派而已！”

威尔基在受命出访的前夕，就知道了史迪威和蒋介石闹得很僵，且又把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乃至于总统罗斯福都牵扯进去，只是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主导着美国参战的主攻方向，使得美国决定政策的军政两界的要人未能采取断然措施。不言而喻，威尔基此行是负有调查或调解这一矛盾的使命的。威尔基听了蒋介石这铮铮有声的介绍和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比劳克林·居里还明确：史迪威的战略思想阻碍着中国战区反法西斯战争顺利进行。也就是在这一瞬间，资深权重的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的形象从他的脑海中浮现，迫使他不敢贸然答应蒋介石些什么。他沉吟片刻，非常策略地说道：

“委员长阁下，您可否把方才讲的战略思想说得再详细些呢？我回到美国，一定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报告。”

“我看，由驻华的美国将领讲这些问题，不更客观一些吗？”宋美龄示意蒋介石住口，微笑着代为答说。

这时的威尔基早已被宋美龄雍容华贵的仪态和风采折服了，他情不自禁地问道：

“夫人说得在理，但不知夫人讲的是哪一位驻华的美军将领？”

“陈纳德将军。”

威尔基和陈纳德虽同属共和党人，但并无政坛相识的渊源，只是由于“飞虎队”的威名播扬于海内外，威尔基始注意到这一夜之间成为英雄的陈纳德将军。威尔基一踏上中国的大地，就发现到处都在传扬陈纳德的英雄事迹，“陈纳德在中国竟成了家喻户晓和受人敬佩的英雄人物”。再者，他在美国就听说军政两界对陈纳德褒贬不一——陈纳德在赢得了政界同情的同时，却失掉了军界的支持。他决定当一个仲裁者——起码可以为罗斯福总统最后仲裁提供有力的佐证。为此，他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单独约见陈纳德。

陈纳德和史迪威的分歧点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由于陈纳德率领美国航空志愿队，以不满一百架飞机，在半年多时间内作战百余次，取得了击落敌机二百九十九架的辉煌战绩，使他越发坚信“空军制胜”的理论。他认为“取得了空中优势，就等于阻止了日军在地面的行动”，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只要有一百零五架新型战斗机、三十架中型和十二架重型轰炸机，并且不断得到补充，始终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就可以在六个月至多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内，叫日本垮台。

史迪威则认为：空中力量应该是克敌制胜的武器，但绝不是打败日本的根本条件。收复缅甸，把上百万日本军队从中国大地上赶走，主要是靠陆军来完成。仅就后勤保障一项，没有陆路或海路通道，单凭空军运输也是难以完成的。就说飞机场吧，也必须有强大的陆军来保卫它。因此，史迪威乃至于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和空军司令阿纳德将军均反对陈纳德“空军制胜”的理论。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支持陈纳德与反对史迪威是密不可分的。对此，一位史学家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蒋介石希望打通滇缅公路以获取更多的租借物资，但他不愿为之付出太大的代价，更不愿让一个外国人染指他视为生命的军队。因此，史迪威的计划无法得到他的首肯和支持。与此相反，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只提出美国空军攻击日军的任务，而不要求中国军队承担什么重任，这就容易得到蒋的好感和赞同。同时，蒋介石也确实相信美国空军能有效地打击日军，加快对日战争的进程，给中国战场带来转机，从而减少中国军队的牺牲。在战争中，任何一方，即使在盟国之间也总是希望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蒋介石当然不会例外。因此，出于依靠盟国打败日本以保存自己实力的总的战略考虑，蒋介石十分赞赏并积极支持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并以此作为反对和替代史迪威作战计划的王牌。

这样一来，在中国战区就形成了蒋介石联合陈纳德反对史迪威的格局。而蒋介石依据“以夷制夷”的策略，许给陈纳德的筹码是使他取代史迪威的位置。结果，陈纳德为了登上美国在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的宝座，不仅要设法击败对手史迪威，而且还要忠诚于中国的恩人蒋介石。

但是，按照美国军界的规定，陈纳德未经史迪威的批准是不能与威尔基正式见面的。“使陈纳德惊奇的是，尽管他感到史迪威对他没有好感，但史迪威还是批准他与威尔基会晤。史迪威告诉他，他可以与威尔基畅所欲言，甚至可以陪威尔基去重庆郊外的白市驿机场走走。在机场上，陈纳德威风凛凛地站在一排P—40型战斗机前，机头都画上了鲨鱼的图案。史迪威让他们两人在陈纳德的办公室里单独会晤了两个小时。”

诚如陈纳德的一位好友所说，“陈纳德从来都不是一个注意按指挥系统申述的人，即使在昔日的陆军航空队时也是如此。他认为，只要打赢战争的目的正当，什么手段都可使用”。陈纳德利用威尔基召见的良机，详细地论证了他的“空军制胜”理论。同时，他直言不讳地“对通过驼峰运输的物资姗姗来迟，对他认为的史迪威和比斯尔（已出任驻印的第十航空队司令）力求压制在中国的空战深感不满”。当然，他也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全面攻击了史迪威将军。他甚至举出缅战失利后史迪威拒绝乘坐飞机离开战场，被部属讥为“飞毛腿乔”的例子，作为史迪威不懂空军的有力证据。

先入为主，是造成偏听偏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威尔基早已从蒋介石夫妇那里接受了对史迪威的论评，因而就更容易听信陈纳德将军的“空军制胜”理论。他毕竟仅仅是总统的私人代表，无权代表罗斯福支持陈纳德和反对史迪威，但既然他心存当仲裁者的本意，就决定要为这种“改变”尽力。他说道：

“你可以直接致函罗斯福总统嘛，我负责把信转交给总统。”

陈纳德认为实践自己“空军制胜”理论的良机到了，遂于当夜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长信。诚如美国史家所评说的那样，这封信“说得再差，也是经典之作”。为使读者全面了解这场争论的情况，现将这篇“经典之作”摘其要点如下：

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特使

温·威尔基先生：

您告诉我您是美国总统在军、政方面的直接代表。您命令我向您直接汇报一下在华与日本人进行军事作战的情况，我谨遵您所嘱，汇报如下：

一、日本会在中国被打败。

二、日本会被这样一支小小的空军打败，它在其他战区会被认为是可笑的。

三、我深信，只要我有全权指挥这样一支空军，我就能把日本人打垮。我相信我能拯救千千万万名美国军人和海员的生命，而美国将付出的代价很小。

四、我对我所说的是有信心的，这不是带着个人考虑说的。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基于下列事实：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我一直坚信日本会对美发动战争，我将自己军事生涯中最美好的年华用于研究这一问题；我任中国空军的非官方顾问已有五年之久，同时，我以此身份，对日作战也有五年之久……

五、我到中国……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如果说我有了他们的信任，这是因为我（一）已是一位常胜将军；（二）我从不对中国人说假话，我从不许诺去干那种我力不能及的事。

六、我现在深信，只要我拥有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美国一个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

七、军事任务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现在它被那些不灵活的、不合理的军事组织和不懂如何在中国进行空战的人复杂化了。

……

十三、然而，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应给我充分的作战自由，让我能直接与蒋委员长和中国部队打交道。我知道蒋委员长也希望我这样做。要是我在于航空志愿队工作期间后退一步，我就不会作出那么有信心的声明了……

假如我有权只向蒋委员长报告一切，我想在中国进行陆空联合作战。

十四、我重申，这一计划将使中国的地面部队作战顺利，而且肯定会使麦克阿瑟顺利前进，并会支援在太平洋上的海军的作战。而且，还会在战后使中国成为我们持久的友邦。

美国准将陈纳德

与陈纳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迪威却受到了威尔基的冷遇。

史迪威自认为是美国在华最高军事长官，总统私人代表威尔基理应首先找他了解情况。可是出乎他所料的是，威尔基根本就没有召见他的意思。当有人告诫他说“蒋介石打算在指挥问题上玩弄卑鄙的诡计”时，他又产生把基本事实当面告诉给威尔基的想法。“但威尔基疲劳过度，昏昏欲睡，似乎什么都听不进去。”第二天，史迪威又去见他，但“仍无结果。他没有提一个问题，完全听信了蒋介石夫妇的话”。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他建议我也为他们说几句好话。见他的鬼去吧”；威尔基“不是太疲劳了，就是对我不感兴趣。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几乎是有意这样做的”。

史迪威不悦地看着威尔基接受蒋介石有意作出的虚伪宣传，一直也想不出让这位总统特使认识中国真实情况的办法。就在军政部在军人俱乐部为威尔基举行的一个有委员长出席的鸡尾酒会上，何应钦似有准备地提议：

“总统特使阁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西安附近的黄河前线看看。”

史迪威对这一带非常熟悉，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曾在这里帮着冯玉祥修过公路。另外，近来他还不断地听说，“在此驻扎的胡宗南所部不仅全力封锁陕北的红军（即八路军），而且还和隔河对峙的日军相安无事，大做军火买卖”。因此，史迪威认为这倒是一个极好的机会，遂大声附和地说了这段话：

“威尔基先生当然应该去看一看，绝不应该错失良机。那里是中国最大的市场。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那里交换他们各自需要从对方那儿得到的一切商品。”

史迪威的言行是失礼的，这是他的性格使然。

史迪威这位“中国通”毕竟是美国人，而且是一位远离中国现实的高高在上的美国将军，他不可能对蒋介石的一切弄虚作假了如指掌。就说他口中的“中国最大的市场”吧，那里还有专门开辟的“供来访客人由人陪着去参观”的所谓“日占区边缘的前线地区”，哄骗像威尔基这样的美国人还不容易吗？为此，蒋介石淡然一笑，不露声色地说道：

“威尔基先生的确应该去看看中国最大的市场。为了确保阁下的安全，我决定委派犬子纬国陪同前往。”

威尔基已经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话音中听出了某些门道，遂笑着说道：

“好！我一定去看看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

威尔基在蒋纬国的陪同下飞往西安，然后“又乘火车和四轮大车，沿着当年史迪威和冯玉祥的部队一同走过的道路到达黄河岸边”，按计划视察了前线。“借助望远镜能直接看见日军大炮的炮管还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所谓前线视察结束之后，威尔基对蒋纬国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个前线不仅仅是一个只供参观的地方。”

聪明的蒋纬国清楚这句评价实际上是对史迪威将军言行的批评。这位曾在希特勒属下学习装甲兵知识的青年人知道美国人特有的嗜好：喜欢收集一切战利品。他在回程中，怀抱着日军骑兵军刀和几瓶上等法国酒走进威尔基的包厢，恭敬地说道：

“威尔基先生，这是我英雄的突击队送给您的战利品。”

威尔基一见兴奋不已。或许是为了他回国写文章用吧，他惊奇地问道：

“他们是怎样从日本军人那里缴获来的？”

“突击队在夜里渡过河去，回来时，总是带着这样或那样的战利品，包括俘虏和敌人的军事计划。”

威尔基这个毫无军事常识的人就不会想一想：几个突击队员乘着夜色泅渡到黄河的对岸，靠什么去抓获敌人的俘虏？又靠什么把这些俘虏运到黄河的这边？蒋介石就是以此拙劣的办法骗过了这位美国总统派出的钦差大臣。更为可笑的是，威尔基回国之后又用手中的笔为蒋介石作了轰轰烈烈的宣传。

威尔基的中国之行是惬意而愉快的。但是，他也在山城重庆演出了一段极富喜剧效果的“涉外恋”插曲。由于他倾心的对象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女士，蒋介石也愤而演出了一场“捉奸记”。当时中美两国上层人士将此事作为谈资笑料广为播扬，后人也纷纷著书予以评说。台湾专和蒋氏家族过不去的李敖先生写有专文《蒋介石捉奸记》公开行世，笔者的拙作《宋美龄和蒋介石》也作了客观的述评。为使读者对这段历史花絮有个概略而公正的了解，笔者把当年随同威尔基使华的美国出版大亨、《展望》杂志创办人迈可·考尔斯写的《感情上的密切联系》一文摘抄如下：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位子，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作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的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支自动步枪，委员长压抑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儿？”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儿？”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

威尔基就要结束在中国的访问了，他带着成年人的激情，倾倒在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魅力之下。“他想出了一个能够使他们之间的交谊持续下去的令人兴奋的主意，提议夫人对美国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威尔基非常真诚地相信，夫人访美能够达到双重目的：‘对我的美国同胞理解亚洲问题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夫人以‘她的智慧，循循善诱的天赋，高尚的品格……以她的才能和魅力，豁达和同情心，雍容的仪态和火一般的坚定信念……一定会成为最理想的外交使节……我们将以超出寻常的注意力倾听她的声音’。”

诚如一位美国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威尔基为自己的这一建议激动得热血沸腾。他在与夫人最后一次会晤中不停地请求她一定要在‘明天’就和他同机飞往美国。”同时，他还忘乎所以地对宋美龄说了这样的话：

“我会尽力劝说罗斯福拨给夫人要求得到的全部飞机。”

蒋介石不懂英语，无法知道威尔基和宋美龄在说些什么。但是，可能是前有“捉奸记”插曲的缘故，他对威尔基和宋美龄用英语交谈且又眉来眼去、频频传情的场面感到别扭和不快，碍于外交礼仪——更重要的是需要大批的美援及租借物资，他只好把这男子汉所难以容忍的醋意和怒火暂压在心底。会晤一结束，他把威尔基刚刚送出门口，就又转过身来，竟然对侍从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把窗户统统打开，把这个外国人身上的气味都放出去！”

……

二十

温德尔·威尔基离去之后，最大的受益者蒋介石对史迪威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因为他相信罗斯福总统会对史迪威作出新的安排。

史迪威对威尔基中国之行的表现是很不满意的，可他这位蹩脚的政治家决不会想到幕后有那样多的政治交易——多数是对准他的。因此，威尔基在山城重庆搅起的“旋风”尚未散去，他就又投入到蓝伽计划和反攻缅甸的策划中去了。他根据缅甸锥形地形的特点，认为收复缅甸必须从北和西两翼出击。西面的部队由蓝伽计划训练完成，代号为X部队；北面的部队应由云南昆明等地在设立的整训三十个师的基地培训完成，代号为Y部队。如果再加上驻印英军和第十航空队的空中支援，收复缅甸指日可待。

史迪威的军事计划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他忘记了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受着政治制约。而像收复缅甸这样极为特殊的战役，还要受着中美英乃至于缅甸和印度不同利益的制约。因此，他很快就应了孔明的一句名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时，史迪威的“国务卿”约翰·戴维斯回国述职之后又返回了山城，并给他带回了令人沮丧的报告：“这个战区完蛋了。他们不再向这里提供援助……居里看上去似乎想要掐断我的喉咙，中缅印战区已没有多大希望，‘主要战略方向在其他地方’。参谋总长（马歇尔）说，派不出地面部队。”就常理而言，出任这样一个不受重视且又时时有可能被人排挤的战区指挥长官，史迪威有理由混天度日，过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清闲舒服还又不用负任何责任的日子。但是，这不符合史迪威的军人性格，他不愿等待命运的安排，喜欢向命运挑战，因为他坚信靠自己的努力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他几经痛苦的思索和抉择，毅然决定不顾来自美国和重庆的各种干扰，继续请见蒋介石，协商反攻缅甸的大计。

然而就在史迪威准备请见蒋介石的当天，即温德尔·威尔基离去的翌日——十月九日的晚上，他收到了设在印度的司令部副参谋长费里斯的报告，告诉他在拉姆加尔受训的中国军队遇到了英国人的干扰。为此，他非常气愤地写下了这段日记：

令人沮丧。阿奇（韦唯尔）同意（中国增兵），但总督已把此事提交伦敦。“国内政府有最后决定权。”哈特利说。因此，他们必定要抱怨此事。给乔治（马歇尔）发去急电，求援。否则，它将毁掉我们的一切工作，激怒中国人，危害未来的所有合作，毁掉这一机会。自我们在这里干了些事之后我们有了一些权力，可他们对此会予以注意吗？不——英国人的策略是，“不能要那些肮脏的中国佬”；长期政策：害怕中印合作，害怕单独行动。除此还能有什么。

无论如何，蒋介石会发脾气，也许要退出整个行动。如果他这么做，我们就白干了。或许乔治能拯救此事。

在蒋介石看来，英国人的所作所为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英国人出于败落的宗主国的特殊心理，是绝对不赞成中国军队进驻要求独立的印度境内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人从根本上讲不赞成中国军队解放缅甸。而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愿意牺牲中国的军队为“英国佬”解放缅甸，因为在中国的国土上驻有近百万的日本军队啊！有意思的是美国——主要是史迪威中英两国都不热心的蓝伽计划和缅甸战场在日夜焦虑。时下，英国人反对在印度拉姆加尔整训中国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变相地告诫中国：不要派军队染指缅甸。聪明的蒋介石不仅不会借此挑起中英之间的冲突，而且还将其视为给史迪威出难题的一个天赐良机。他一反常态，非常痛快地批准了由商震主持制订的向缅甸实施进攻的计划，并将中国预计派出的部队由十到十五个师改为十五到二十个师。不知实情的史迪威乐观地认为：“看来不错。”蒋介石却加重语气对史迪威说：

“请记住，这份作战计划是建立在美国和英国派出足够的舰艇和航空母舰，并在孟加拉湾获得制海权和制空权基础之上的。再者，英国人还必须保证在仰光实施两栖登陆。”

“这我清楚，而且我和委员长的意见是一致的。”史迪威连忙答说。

“英国人阻止中国部队在拉姆加尔整训是没有道理的，我也充分相信贵国是有办法改变他们这种做法的。”

“是的，一定会有的。”

“我已经批准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能否执行，就看英国人的态度了。”

“我一定说服他们同意。”

“为了方便你的工作，我授予你在印度之全权，务必严守军纪。”

史迪威知道此次印度之行的艰难，认为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英国佬”的态度的。他就像竖起脖子上的羽毛、准备决斗的公鸡那样勃然大怒：“这么说他们决心要拆台啰！立即给乔治（马歇尔）发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他帮忙。”他希望马歇尔以英美参� ��长联席会议成员的身份改变英国人的立场。接着，他打点行囊，带着自己的参谋班子飞往印度，和老对头——“独眼将军”韦唯尔进行舌战。

英国人突然反对把中国人运到印度进行整训是有原因的。从历史根源上看，中国和印度——尤其是印度深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苦。英国要推行防止中印合作的长远政策，就“必须阻止中印两国人民——尤其是两国军队的接触”。在史迪威看来，英国“防止中印合作的长远政策”的本质是只关心大英帝国的利益；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只关心中国自身的生存。简而言之一句话：英国和中国关心的都不是如何取得胜利，“而是怎样在战后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至少保持现有的利益”。另外，圣雄甘地和尼赫鲁在印度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强烈要求大英帝国还印度人民以自由，英国为保全自己在印度的利益，除去下令逮捕圣雄甘地等领袖人物而外，再就是封锁来自世界各国的支持印度独立的消息。基于中印两国的历史渊源，以及蒋介石访问印度时作出的支持圣雄甘地的姿态，英国驻印总督遂给内阁写信，由帝国作出决定：阻止中国军队以整训为名进入印度。

自然，老奸巨猾的“独眼将军”韦唯尔决不会道出大英帝国的难言苦衷，而是当面向史迪威提出了各种困难：“铁路运输已经饱和，每天运送军队的数额不能超过二百名；机动车和畜力车数量有限，如用于运输中国部队，将影响印军运输。”最后，他竟然向史迪威发出这样的质问：

“请史迪威将军告诉我，还有多少中国军队要来？他们为什么要来？”

史迪威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震愕不已地发出这样的自问：“为什么？我的天哪！……”但是，当他稍许平静下来再一想：“他们不想让中国军队参加收复缅甸的战役，这是问题的实质。”当他再一“看独眼将军”韦唯尔那毫无表情的脸，遂愤慨地说了这句话：

“中国军队来印度整训，是为了协助我们盟国收复缅甸。”

“谢谢。”韦唯尔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漠然地答道，“这需要帝国政府作出决定。”

史迪威非常气愤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顿感身处异国，一片凄凉。他无处诉说这满腹的愤懑，唯有像往日那样打开日记本，记下这一天难以宣泄的悲怆情绪：

五点三十分同费里斯一道去见韦唯尔。这个那个地一通大叫大喊，他明确说我们的拉姆加尔训练计划不受欢迎。全是困难——铁路、公路、航运、用水、食品、运输，等等，将妨碍印度军队的进展安排。如果我们用了卡车，那就会减少他的运输量……在此之前他一直不了解这一情况，也没有人提出请求，这个数字尚不能确切肯定。实际上，这使他心烦意乱。

好吧，见这个该死的老傻瓜的鬼。我们刚刚查出这一问题。他们不想让中国军队参与回缅甸，问题就在于此……令人失望的会面。

翌日——十月十八日，史迪威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来信，告知他已经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英国方面的将军商妥，为史迪威在印度整训中国军队提供一切方便，不久，这一决定就会由英国政府通知驻印总督和韦唯尔将军。史迪威激动地看了好几遍，颇有些得意地自语：

“否极泰来！终于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观局面。”

就常人而言，没有必要再找韦唯尔将军继续谈这件事了，因为这位“独眼将军”在没有接到英国政府通知之前，是肯定不会改变立场的。可是史迪威不属于这种常人之列，他希望再看看这个“老傻瓜”韦唯尔是如何表演和转变观点的，借用中国的话说：“有意取笑和看韦唯尔将军的热闹。”所以，他秘而不宣马歇尔将军的来信内容，以十分的真诚继续说服这位“独眼将军”改变立场，支持在印度拉姆加尔整训中国军队。

诚如史迪威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韦唯尔这个“英国佬对蓝伽计划怒气十足”。日记写道：他明确说不欢迎中国人。没有住处，无法运输，没有物资……昨天缺一万一千辆卡车，现在变成了三万三千辆。印度军队有一百四十万人，他对我们提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他的部队。总的态度是拒绝中国人，但他想让我们的空军服从他的指挥”；“他们对印度有一点中国人都恼火得不行”；“还是老一套，像过去关闭缅甸公路、拒绝军队一样。他们似乎没吸收教训”。

十月十九日，英国驻印度总督和韦唯尔将军收到了英国政府的指令，立即会见史迪威将军，态度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此史迪威写道：“现在他们每天可以运送四百人，而且还能搞到一些牲畜，还有卡车。他们将在需多给我们一个防区，他们将为我们提供补给品。”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他（韦唯尔）坚持要指挥拉姆加尔的部队”。更出乎史迪威所料的是，韦唯尔将军竟然提出想指挥美国驻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史迪威当即答说：

“我早已收到我国政府的训令，第十航空部队隶属美军系列，其他盟国无权指挥。至于韦唯尔将军指挥在印整训的中国军队一事，也须请示蒋委员长后再定。”

史迪威作为一名美国将军，原本是不相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是为政治服务”这一学说的，然而他通过和蒋介石，和韦唯尔，乃至于和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劳克林·居里、温德尔·威尔基等打交道，首次认识到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这一论断是何等的正确啊！

接着，史迪威又和韦唯尔商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首先，他提交了自己制订的反攻缅甸军事方略，供双方讨论。

韦唯尔仔细地审阅了这份反攻缅甸军事方略之后，为难地提出：目下北非战局，尚未分晓，英国海空军能否南调，孟加拉湾能否有制海制空之权，皆不可知，不能遽议收复仰光。“伊本有‘英军收缅甸’私案，但其目标不在仰光而在阿恰布，如阿恰布得手，则可收复上缅甸，沿钦敦江东进，为下一度收复全缅之前驱。”

明眼人一看即知，韦唯尔之策“旨在保卫印度，而非打通中缅，自与史迪威目的不同”。双方争论甚烈，依然没有结果。韦唯尔“仍谓缅南收复需要海军助力，而海军助力不可必得，不如先收复北缅。于是史迪威收复全缅案，与韦唯尔之收复北缅案乃同时审议”。结果，史迪威飞返重庆，并于十一月三日会见“委员长于黄山，报告在印商谈结果如下”：

一、收复缅甸之开始日期，定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左右。

二、使用兵力为英军一师、印缅军六师，共七师。其中三师自英帕尔经卡儿瓦沿钦敦江流域夺棠沙、斯威堡、孟尼瓦，另一师占阿恰布向东进展，其余三师为后备军。

三、中国军队若干师，自云南出击腊戍，夺曼德勒，经罗列姆占罗衣考，此部队须于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准备齐全。

四、在印之中国军队，以雷多为根据地，经胡冈谷地与孟拱，夺取密支那，与英军在棠沙会师。

五、因航空母舰未能确定，故孟加拉湾方面，能否握有制海制空之权，尚待再商。

六、雷多方面，须建筑道路、兵房、堆栈、修理工厂，及足容三千人之医院，并须储备四十五日之粮食、三个月之弹药。

蒋介石听后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史迪威误以为中国方面有困难，或者这位蒋委员长又节外生枝，甚至是撂挑子不干了，遂“叩问云南方面中国可用之兵力，与准备完成之可能日期”。蒋介石郑重告之：

“中国担任之兵力，除驻印两师外，并可再派一师，参加拉姆加尔训练，为后备军。云南方面，预定出兵十五师，可于二月以前准备完成。但此次缅甸作战之中心问题，在英国能否在孟加拉湾握有制海制空权，以阻止仰光方面敌军之增援。如海空实力不能充分准备，则我不愿令派一兵一卒参加此次战役，因吾人不能再受第二次之挫败。”

史迪威清楚蒋介石的方略是：“坚持南北缅水陆同时夹攻之战略，自始不变。”“然英国人收复缅甸，本自有其时期与方略……英国宁愿以自力收复缅甸之一部，而不愿以中国之兵力收复缅甸之全部。”怎么办？史迪威再次陷入进退维谷之中，遂发出这样的喟叹：

“引导两个国家一致对付日本绝非易事！”

史迪威为了完成所谓的中缅印战区的战斗任务，同时也是为了一雪缅战失败的耻辱，只好忍辱负重，甘愿身受中英两国的夹板气，再次奔波于重庆、新德里之间，竭力说服蒋介石和韦唯尔同意他的收复全缅甸的战略计划。但是，这位“尖刻的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爱以形象的比喻发牢骚。请看他说的这段牢骚话。

“活见鬼，我成了一名听差了，我跑到重庆拉拉委员长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南下向萨尔温江进攻，因为英国人正计划从南面攻入缅甸……如果英国人单独占领了缅甸，中国人可就无地自容了。接着，我又飞到印度，拉拉阿奇（韦唯尔）的袖子说，委员长正准备南下萨尔温江，你们最好也迅速采取行动，如果中国部队真的大胆地挥师南下，而你们却仍按兵不动，你们英国人没有尽到白人的义务，往后的日子可难过了。”

在这期间，史迪威诚如他的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像蟋蟀那样到处跳……什么事都要管”。就在他往返重庆、新德里“扯袖子”的过程中，他还挤时间经常到拉姆加尔训练基地，和负责训练的孙立人、廖耀湘共同制订计划，“视察驾驶员训练队、军乐队、医院和靶场。史迪威为自己能再次从事训练部队的工作感到十分愉快”。

史迪威利用重大节日之庆典——尤其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仪式，“站在中国国旗下，向中国部队发表演说。他用汉语向士兵们讲述中国历史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为使讲演更加富有色彩，恰当地引用了中国典故。在说到效忠国家时，他列举了宋朝大将岳飞抗击入侵金兵的例子。他还讲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忘失败的耻辱的故事。他告诉部队，他代表的是蒋介石。他们必须英勇战斗，否则他就有负重托，无颜见使他获得荣誉的委员长。他提醒中国士兵们应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有所贡献。他叫他们不必为武器和装备担心，他会亲自保证部队得到与日军同样精良的装备”。他看着这些在拉姆加尔训练的可爱的孩子们，真是打心里高兴极了。为此，他曾写信告诉自己的妻子：

我们给中国军队开办的训练学校十分气派。学生们学得很快。他们吃得很好，医疗上得到关心，教学也有实效，他们还拿到了军饷，可以看电影、进行田径锻炼，等等。他们喜欢这些；你知道，中国军队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待遇。他们会是好样的。

总之，史迪威的“议事表中满满地排着兵站、交通管制、医疗卫生、通讯与工程保障，以及从蚊帐到榴弹炮等各类问题。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参谋人员已经和中国作战处共同确定了一个齐装满员的整编团所需的人员和装备的详细数字，以及每种装备占租借物资的确切比率”。据计算，必须每月经由驼峰空运四千三百吨物资，方可满足在云南整训的Y军三十个师的需要。

结果，由于占用陈纳德将军的装运燃料油的货舱容积，因而遭到自以为获得总统特使威尔基支持的陈纳德的反对。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陈纳德依旧是一个不守纪律、爱虚荣的部下，他从未把他看成是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所以，当史迪威收到陈纳德的抗议书后，冷漠地笑了笑，拿起笔就在抗议书上批了这段文字：

陈纳德总是像鸭子那样咯咯地叫个不停，真碍人手脚。他对比斯尔仍然耿耿于怀。我要他住嘴。执行命令。

另外，史迪威似乎生来就和政客、官僚、喝兵血的高级将官无法共事。就在他往返穿梭“扯袖子”和监督整训部队的过程中，他和他的中国副手罗卓英闹翻了。原因是极其简单的：按照国民党的军队传统，军饷交由主管首长分发，而分管这件事的最高长官罗卓英不思改进，按照以往的规矩办理。不久，史迪威听说罗卓英及其属下克扣士兵的军饷，他怒不可遏地质问罗卓英，并擅自决定改变以往的规矩，要当面把军饷发到每一个士兵的手里。这样一来，士兵高兴了，罗卓英等就丢了面子，由此和史迪威产生矛盾，甚至怠工。史迪威整理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控告到了蒋介石那里，并强烈要求撤换罗卓英。

蒋介石虽然也是一位刚愎自用的军事家，但他决不像史迪威那样没有城府，把心存的大小事都挂在脸上，把一切心里的话都放在嘴上。有时，他为了达到某一政治目的，还违心地赔着笑脸说相反的话，直到他认识到应该“揭锅”的时候，方才翻脸、摊牌，甚至搞突然袭击，置对手于死地。再者，为了某种所谓最大的利益，他也可以随意地放弃局部的利益，或采用变通的手法弥补有意失去的局部利益。这就是蒋介石口中的“韬光养晦”。

史迪威并不完全了解蒋介石自中国传统中承继下来的这套治国之策和用人之道，他从不认为蒋介石“弃卒保车”甚至“遣卒保车”是一种对付他乃至于美国政府的手段。相反，他却认为这是自己坚持原则的结果，有时还视为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这就是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真正区别，这也决定了史迪威无论由谁支持，最终必然败在蒋介石的手下。

史迪威提出了撤换罗卓英的要求，以为还会像当年排除杜聿明那样难，出乎他所料的是蒋介石当即允诺。更令史迪威震惊的是，他久已想获得师团干部的任命和裁撤权，这次蒋介石也欣然同意了。为此，他激动地写下了这则日记：

报告与韦唯尔开过的会议情况。一系列的惊讶。一、我可以随时撤罗的职。蒋介石对此作了重复。二、在做准备工作时我可以对长官部下命令。三、蒋介石将在云南一侧部署十五个师，这还不包括印度支那边境上的防御力量，对缅甸的进攻准备工作将于二月十五日前完成。四、他将为此配备尽可能多的炮兵部队。五、夫人建议我来挑选作战的师团和任命指挥将领……蒋介石同意。六、我来指挥中国驻印军。……七、联合指挥。我的建议——蒋介石指挥。不，他不愿意。那么他能否接受和派我以参谋长身份代替？不可，我告诉他们韦唯尔不会接受。哦，蒋介石说，组成一个参谋部——一个英国佬、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把我放在前边。不可，还是因为韦唯尔。我说，如果斯利姆来指挥英国佬就妙极了。

“花生米”说，“海空控制权一定要有保证”，否则他就不行动。

总算有了些进展，如果他们的想法同所说的一样。好极了。这是我们向前迈出的最大的一步。

史迪威并不知道这“前进”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他竟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是刚刚回国述职的宋子文在起作用？还是“我列出的必备之事是否吓坏了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然已谈论过，因此才建议撤下罗（卓英），代之以一个军衔略低但更多地懂得现代武器的人”。

史迪威是起绰号的能手，但唯一没有享受此“殊荣”的是宋子文。仅从这一点上看，史迪威对宋子文的印象不坏。尤其是宋子文回国述职给他带来的两件礼品——手表和打火机令他格外喜爱。但令他感到更为舒服、顺耳的却是宋子文的这段话：

“我为什么送给您这样两件小礼品呢？因将军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是时间，我希望您能戴着这块表争分夺秒收复缅甸；将军毕竟临近花甲之年，指挥打仗累了的时候，用我送的打火机点燃雪茄吸上几口，解解乏。”

就在史迪威和宋子文愉快相见不久，他的小儿子约瑟夫·W·史迪威和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上校来到了他的身边供职。这对身在异国迭遭创伤的史迪威将军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上最大的慰藉。

与此同时，史迪威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等人发自美国的密件，告诉他蒋介石及陈纳德等人四处告状，不把他赶回美国誓不罢休。令他愤慨的是，不仅陈纳德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总统告了他的状，而且蒋介石夫妇还利用私人关系，策动驻华使馆海军武官麦克休上校进一步向美国军部施加压力，要求召回史迪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麦克休原为语言教官，早在三十年代就是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的好友和高尔夫球友。那时，他每周总有三四次去蒋公馆吃午饭。作为“宫廷圈子”里的人物，他也成了美国大使的耳目。当时任驻武官的史迪威对此极为愤慨，并和麦克休结怨。

到了现在，“蒋介石夫妇又把麦克休请到家里吃饭，向他强调用陈纳德取代史迪威对盟国的好处”。为此，麦克休给美国海军部长写了一封信，强调“史迪威坚持夺回缅甸是出于他在缅甸惨败以后所产生的个人野心。它分散了力量，妨碍按陈纳德的计划充分发挥空军的作用”。他认为“只要撤换史迪威和比斯尔，解散他们庞大的参谋机构，尤其是把权力移交给陈纳德”，就能鼓舞委员长，“使这个战区的局势得到根本的改变”。

海军部长诺克斯把麦克休的报告转送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又将它转给马歇尔。“马歇尔读后怒不可遏。当他听说麦克休又把这套理论讲给在新德里的韦唯尔听后，更是火冒三丈。马歇尔认为，麦克休插手，对美国在中缅印战区作出的战争努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气愤地要求海军部不许当时正在回国途中的麦克休再去中国任职。”

但是，对于麦克休的告状信，罗斯福总统是很有兴趣的。这是因为“罗斯福早有调史迪威去其他地方的打算，所以他很愿意屈从于中国方面为陈纳德施加的压力，接受集中使用空中力量的建议”。这自然遭到了陆军部长和参谋总长的坚决反对。军界认为：“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十分必要。这与使用空军力量非但没有冲突，而且是对空军的支持。为了满足中国战场陆空军部队的作战需要，必须建立一条可靠的补给线。”因为“即使空运司令部能够完成运输所有必要物资的任务，但只要日军仍然占领着北缅，这条空运线以及位于阿萨姆的终点站就始终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下，要保证安全，就必须开进缅甸。要把作战物资送到中国地面部队手中，就要开辟陆上通道，作为空中运输线的补充。作战处明确说，‘只有通过战斗夺回缅甸’，上述目的才能达到”。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中国战区的战略问题，其表象则是史迪威的去留。可是令史迪威本人宽慰的是：“对于陈纳德要求获得最高指挥权的愿望。陆军部从未认真予以考虑过。”在军界看来，“陈纳德通过‘外交渠道’直接乞求于总统，并继续动员其亲信进行院外活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使他在陆军部声名狼藉”。尤其是史迪威听说，马歇尔将军对陈纳德致罗斯福总统的信的评价是：“只不过是一派胡言，战略倒不错，就是毫无意义。”这使得史迪威那愤懑不平的情绪得以缓解。同时，他还认为自己立于众敌攻击之中是一种骄傲的本钱。

也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氛围和战略态势下，在温德尔·威尔基的安排下，宋美龄于十一月十八日赴美访问，史迪威去九龙坡为“白雪公主”——史为宋美龄起的绰号——送行。他望着那架远远飞去的专机，遂禁不住又发出这样的自问：

“罗斯福总统会听‘白雪公主’的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