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杞夫于四月二十五日夜登上东去的客车，于二十六日清晨到达上海。他按着规定的接头地点来到一家旅馆，找到了李克农，把钱壮飞破译的六封电报抄件交到李的手里。由于刘杞夫从未经历过这样严峻的事件，在转述钱壮飞的嘱托的时候显得有些紧张。李克农为了使刘杞夫镇定自如地应付这一非常事件，很严肃地说：

“你为什么这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

李克农与钱壮飞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当他看完钱壮飞亲自破译的这六封电文之后，一是感谢钱壮飞为党立了大功，再是很自然地为身在虎穴的老战友的安全担心。转瞬一想，他认为钱壮飞会处变不惊，虎口脱险的，遂又安下心来。这时，刘杞夫提出要回南京，李克农几乎是本能地反对说：

“不，你留在上海，不能再回南京重入虎口！”

刘杞夫认为自己的身份并未暴露，再者他的妻子钱椒等人还留在南京，如果自己突然从南京消失了，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和岳父一样是共产党。结果，自己虽然可以安全无恙，但留在南京的亲属的处境就不可设想了！相反，他冒险回到南京，做出不知其事的样子，一时会被株连，但从长远看可确保全家无恙。李克农听后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他几经权衡利弊，遂同意刘杞夫立即返回南京的要求。分别前，他紧紧握住刘杞夫的手，有些沉重地说：

“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

李克农送走刘杞夫之后，立刻就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万分紧急的六封电报送到陈赓的手里，再由陈赓转给党中央和周恩来，采取果断措施，避免这场毁灭性的大灾难。但是，今天——四月二十六日是星期天，不是他与陈赓会面的日子，按照严格的白区工作规定，他没有办法把这六封电报送到陈赓的手里。怎么办？他想到了江苏省委。最后，他终于通过江苏省委找到了陈赓，把这事关重大的六封电报交到陈赓的手里，并在当天转给了周恩来。遗憾的是，所有当事人都未记下转送这六封电报的过程，也没有人明确记述江苏省委是如何找到陈赓的，自然也没有人留下陈赓是怎样找到周恩来的经过。据聂荣臻同志的回忆，在他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周恩来还不知底情。请看这段回忆：

我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恩来同志家里，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诉邓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

当时情况非常严重。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

周恩来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震惊不已！但他很快从震愕之中镇定下来。首先，他计算了敌人留给他的时间：最多还有一天一夜。接着，他又计算了转移中央诸机关、江苏省委等单位所需要的工作量。他不仅深知目前是党最危险的时刻，而且还明白单靠中央特科的同志，是无法完成这项艰巨的转移任务的。为了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必须与敌人争时间、比速度。为此，他决定调陈云等同志当自己的助手，协助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随即，他又召开紧急会议，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加强保卫并立即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果断地处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行紧急改变。

同时，周恩来还做了具体的分工：负责转移中央系统党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由陈赓、刘鼎等同志负责；江苏省委，由陈云同志负责；远东局，由李强同志负责；潜伏在淞沪警备区、工部局的内线同志，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这项工作由陈养山同志协助陈赓同志负责。

紧急会议一结束，与会的同志就分头实施保卫党的安全的计划去了。接着，周恩来悄悄转移到大中华饭店，在五○六室建立了秘密的临时指挥部。他独自留在指挥岗位上，一边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于无声中扑灭这场殃及全党的灾难，一边又不能不时时发出这样的自问：

“顾顺章到南京了吗？敌人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翌日——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一，顾顺章才被敌人押解到南京。当他驱车来到中央路三○五号中央饭店，见到乘坐飞机先期赶到的蔡孟坚以后，遂低沉地说道：

“请通知徐恩曾先生，立即将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钱逃亡，则前功尽弃。”

“为什么？”蔡孟坚愕然问道。

“钱是共产党，如果他已潜逃，整个肃清计划自然全部落空。”

蔡孟坚听后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有可能是顾顺章使的缓兵之策，故大声问道：

“你在武汉为什么不把钱匪的事告诉我？”

顾顺章是一个势利政客，即使他投降敌人，也要把手中的所谓王牌当作奇货，成为他向上爬的资本。在他看来，如果在武汉就把底牌和盘托出，不仅会成为蔡孟坚等邀功请赏、加官晋级的砝码，而且还会贬低他投降的作用，自然也会影响到他未来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因此，他在武汉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并暗示蔡孟坚等人不要向南京发电报。时下，他已经来到中央调查科的大本营中央饭店，他认为时机到了，遂把手中的底牌亮出。

愚蠢的蔡孟坚等人绝对没有猜到顾顺章的上述用意，更不会想到向南京发出绝密的电报会被钱壮飞破译。当他明了这一切之后，在惊恐之余，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徐恩曾的身上了。他拿起电话向徐恩曾如实地作了汇报。

好色的徐恩曾做梦也不曾想到钱壮飞是打入他身边的共产党，当他从妓院回到自己的家，收到蔡孟坚的电话后，惊得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当他准备扣留钱壮飞的时候，用蔡孟坚事后回忆的话说：他得到的属下的报告是，“钱壮飞先日将我自武汉发出顾顺章被捕自首密电译出后即不知去向，似已证明在逃”。当他发疯般地闯进钱壮飞的办公室，见到的也只是钱壮飞留给他的那张便条。为此，他吓得瘫坐在椅子上，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他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计，在哀叹之余，也只有借怒责顾顺章来排泄胸中的愤懑了。

蔡孟坚一看顶头上司徐恩曾的表情也慌了神，他也只有把顾顺章当作出气筒，讲道：

“你在武汉过分大意，而且自大，如当时说出有钱壮飞潜伏在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将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用电报报告你已被捕而愿自首诸情，一切由我面陈中央当局，这是你的自我失策。”

顾顺章为了减免自己没有预先报告钱壮飞真情的罪行，便向敌人建议：

“我认为钱壮飞一定是乘火车去了上海，立即用长途电话通知上海有关部门，重重封锁火车站，逮捕钱壮飞。”

徐恩曾认为顾顺章说的在理，火车再快也没有电报快，故又来了情绪，高兴地说道：

“好！据值班人说，钱壮飞清晨才离开中央饭店，最快也得傍晚才能到达上海，只要他没和上海的共产党接上头，我们就能确保肃清计划的完成。”

顾顺章一看徐恩曾的表情又得意起来，遂又取笔写了几个字交给徐恩曾，说道：

“请按照我提供的船班，在上海长江码头扣留建国号客轮，逮捕牧师董健吾。”

“可以！”徐恩曾答说。

“立即发报上海，逮捕李克农！”

“啊？”徐恩曾惊得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他也是共产党？”

恰在这时，消息灵通的张道藩赶到了，当他听说顾顺章已供出中央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中央调查科驻沪代表杨登瀛是中共的情报人员，他很自然地想到这件案事与己有关，当即对徐恩曾、蔡孟坚说：

“这是党内大事，只能告之立夫先生，切不可径向蒋公报告。”

徐恩曾自然明白张道藩这句话的含义，他一方面为了减轻自己重用钱壮飞的罪责，另一方面不想因此而引起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便遵照张道藩的旨意，立即向陈立夫作了报告。

陈立夫作为国民党中有名的政客，当然知道顾顺章在共产党营垒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他也清楚蒋介石一旦获知此事真相所引发出的政治后果，故十分巧妙地向蒋介石作了报告。接着，他在征得蒋氏指示的处理方案之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并提出实施计划：

“为争取时间，我已经把顾先生（顾顺章）提供的**要人的名单、住址，全部电告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将军，请他立即派出军警宪特全面出击，不使一人漏网！请徐科长和上海方面保持联系。”

徐恩曾或许是为了表示自己对陈立夫的忠诚，颇有些低三下四地答了一个“是”字。

“请张淮南等同志立即驱车前往上海，会同有关部门，坚决完成此次肃清计划。”

“是！”张冲答说。

“蒋总司令还指示我们，在执行此次肃清计划的过程中，还是要坚持那句老话：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漏掉一人！”

陈立夫下达完命令之后，顾顺章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他为了表示是真心投降，又主动请缨道：

“为彻底完成此次肃清计划，请陈先生允许我随张总干事赶赴上海。”

“可以考虑。”陈立夫说罢突然把话题一转，“但蒋总司令告诉我，如果他明天有空的话，想亲自召见你和蔡处长。”

顾顺章听后兴奋异常，他认为自己“攀龙”腾飞的机会到了，遂于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陈立夫拜见了蒋介石。令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生气的是，顾顺章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显示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又大讲特讲了一番自己的能量和作用。对此，史家做了记述：

“顾首先供出了上海我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瞿秋白……陈绍禹和向忠发的住址，接着供出我党在敌人内部工作的钱壮飞同志和潜伏在敌内的我重要关系鲍君甫（即杨登瀛）。顾说：‘徐恩曾的公事包经常交给钱壮飞，电报、密件多由钱看，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很多是钱供给中共的。我被捕一事，千万不能让钱壮飞知道，他如知道，一切都完了。’蒋介石当场大发雷霆，命令徐恩曾：‘快把钱壮飞关起来！’徐则丧气地回答：‘钱壮飞昨天就跑了！’”

或许是陈立夫从旁把责任推到了顾顺章的身上，也或许是蒋介石感到再发脾气也于事无补，遂改变了态度，把这次召见变成了礼仪性的。对此，《钱壮飞》一文根据蔡孟坚的回忆写了这段话：

蒋介石虽然接见了他，但对他很冷淡，只是说“你归向中央很好，中央必对你宽大，希望以后多多尊重蔡同志（指蔡孟坚）的话，事事与他合作，借获戴罪图功机会。”这显然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特务小喽罗看待。

顾顺章这个叛徒或许是期望值太高的缘故，对于蒋介石如此打发他这个归降者颇感意外，所以他的内心有着一种极大的失落感。然而，当他稍许平静之后，又从市侩哲学出发，认为自己手中握有的底牌，由于形势的猝变，在蒋介石看来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如何才能拿出足以使蒋介石重视的筹码呢？为此，他供出了恽代英同志，使得就要出狱的恽代英惨遭敌人的杀害。请看《恽代英》一文中的有关记载：

顾顺章……为了活命，除了将党中央的组织情况密告敌人外，更首先供出恽代英化名王作林尚在南京狱中。蒋介石得此确讯后，又惊又喜，急令伪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查对。

四月二十八日，王震南来到狱中，洋洋得意地拿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向恽代英劝降。恽代英轻蔑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敌人劝降碰壁，便立即将恽代英加上镣铐，关进了“智”字单人监房。

蒋介石见劝降阴谋失败，亲下手令立即将恽代英就地枪决。

四月二十九日中午，难友们正在吃饭，忽听过道里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这歌声震撼了每一个“犯人”的心，他们停着望着过道。

“啊，代英！”难友们看到刽子手们押着恽代英走过来，热泪夺眶而出。恽代英神色泰然，拖着沉重的脚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牢房，来到狱中菜园地边。

“恽匪代英跪下受刑！”前来监刑的王震南嚎叫着。

“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下跪的！”恽代英严词拒绝。他面对黑暗阴森的监狱和国民党士兵们，发表了演说：“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恶果！……”

他慷慨激昂的演讲使敌人惊恐万状。王震南急令执刑。可是执刑者两手哆嗦，好久也扳不动枪机。伪执官无奈，只得换一个姓宋的看守开枪。

恽代英临危不惧，振臂高呼：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砰、砰……”枪声响了，恽代英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对于恽代英的牺牲，周恩来是十分悲痛的。对于恽代英光辉战斗的一生，周恩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的无产阶级意识，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蒋介石得知顾顺章的口供之后，“立即布置了一个企图将上海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行动计划，派国民党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及党派组组长顾建中率领大批军警宪特，由顾顺章亲自带路赶到上海，会同英、法捕房执行。四月二十八日早上，敌人的大搜捕开始了。我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被搜查，党中央机关和电台被查抄”。由于周恩来坐镇大中华饭店五○六室，抢在敌人的前面完成了党中央、远东局、江苏省委等机关、单位的转移工作，使得敌人一网打尽上海地下党中央的阴谋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党中央估计顾顺章到达南京之后，很可能立即引敌人到上海参加破坏计划，“党即指示陈赓部署力量，准备在火车站等顾顺章一下火车，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明正典刑”。可惜的是，由于蒋介石的召见，顾顺章没有来，致使这一计划落空。

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虽然顾顺章向敌人供出董健吾乘坐建国号客轮，但由于董在武汉改乘洛阳号客轮，使得这位上帝的使者得以脱险，终于安全回到了上海。

周恩来见到董健吾的到来十分高兴，同时他也想到顾顺章熟知董的一切，故严肃地指示：必须立即撤出上海，到外埠教堂中去讲经布道，待事过境迁之后，再回到上海工作。

董健吾奉命从上海撤离，在外埠教堂中隐蔽了近四个月的时间，直到杨度先生谢世的前夕才又回到上海。此乃后话。

钱壮飞同志离开南京之后，驱车东下上海，他料到了敌人会在上海车站设伏，当即决定在上海的前一站真如车站下车，化装混进上海。周恩来指示陈赓：把钱壮飞安置在一个同志的家里，等待党中央的命令。与此同时，李克农奉周恩来之命向天津的胡底发去密电：“潮（钱壮飞）病重速归”，暗示局势严重。胡底接到电文，立即返回上海。由于李克农在沪熟人太多，周恩来命令他暂时隐蔽。就这样，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三位深入虎穴的英雄，突然之间在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中消失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然也想到杨登瀛的安全问题，遂代表党立即派陈养山同志通知他立即转移。当时，杨登瀛考虑到自己与张道藩等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关系，决定留守不走。陈养山也认为杨说的在理，遂对杨进行气节教育：

“只要矢口不讲，国民党不敢对你怎么样！”

接着，陈养山等对杨登瀛的家属做了妥善安排，免除了杨的后顾之忧。

不久，顾顺章来到上海，引敌人逮捕了杨登瀛。杨的表现不错，没有供出他与党中央特科的工作情况。当敌人审讯他的时候，他总是说这样一句话：

“我的事顾顺章完全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诚如杨登瀛自己估计的那样，由于他和张道藩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敌人只关了他半年多，就由张把他保出来了。之后，他与党的情报系统脱离关系，但也未给敌人当鹰犬。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生活拮据，一度在南京靠摆摊过活。陈赓获悉这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作了指示，给予杨登瀛生活补助，充分体现了党不忘朋友的作风。“文革”中杨登瀛被捕，死于秦城监狱。

周恩来虽然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下，顺利地渡过了由于顾顺章叛变投敌所引起的这场灾难，但是，他作为政治家又不得不正视这样严酷的现实：三年多以来在敌人内部所建立起来的力量，绝大部分遭到了破坏，许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不仅暴露了身份，而且在上海再也难以存身。怎么办？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力量，这批长年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如陈赓、李克农、胡底，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必须撤出上海，分散转移到全国各地去。这就意味着负责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的原有的中央特科必须进行改组。为此，周恩来经深思熟虑，并报请党中央批准，及时地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重新组建了中央保卫机关的领导机构。新的中央特科由陈云同志负总责，康生从旁辅佐。可是由谁接任即将撤离上海，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的陈赓同志的职务呢？周恩来与陈云等有关的中央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潘汉年。就在重组中央保卫机关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地宣布：新的中央保卫机关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负总责，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或警报工作；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从此，潘汉年完全脱离了党的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成为党的职业化的情报工作的领导人。

需要补记一笔的是，也就是在这次中央保卫机关改组之后，陈赓才把杨度等同志的关系移交给潘汉年。在这之前，潘汉年虽然与杨度有所交往，但并没有情报联系，更不存在那种极其严格的单线关系。这时，杨度入党已近两年的时间了，因此说潘汉年是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站不住脚的。

周恩来在完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改组之后，遂又实施安全转移原有的情报战线上的同志的工作。权且不论周恩来一一送别这些战友的时候那难以言述的情潮，就说在敌人眼皮底下把这些同志送出上海是何等不易啊！但是，胆大心细的周恩来同志在很短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请看事实：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同志相继离开上海，他们绕道进入中央苏区。不久，红一方面军成立保卫局。钱壮飞出任局长；一年以后，钱又调任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红军长征之后，钱壮飞被编在军委纵队，随军长征；遵义会议之后，钱壮飞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红军主力在渡乌江后途经息烽的时候，钱因躲避空袭掉队失踪，后被敌人害死。胡底同志后转到鄂豫皖苏区，在长征途中因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被张害死在长征路上。李克农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半年之后，周恩来也转移到中央苏区来，从此，李克农就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工作，成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英雄。对于他们三人在上海所建立的特殊功勋，周恩来在李克农的悼词上加了这样一段话：李克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道，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负责电讯机要工作的李强等同志也因同样的原因，于是年五月撤离上海，由党决定经天津、东北到了莫斯科，后回国参加祖国解放的工作，并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周恩来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他考虑转移的第一人就是陈赓同志。诚如前文所述，陈赓与顾顺章认识较早，远在一九二六年九月，陈赓就和顾顺章一道在上海乘船赴海参崴，一块在苏联远东地区滞留三个多月，在苏联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接着，他们二人又一道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回到上海，并于是年年底参与组建了中央特科。从此，他们二人同在中央特科共事近四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共同战斗的经历中，陈赓的事情顾顺章几乎全部知晓，就连陈赓的亲戚朋友顾顺章也全都认识。时下，顾顺章被捕叛变了，周恩来立即叫陈赓隐蔽起来。很快，陈养山同志在跑马厅旁边，原华安保险公司大楼的下边为陈赓租了房子。机警的陈赓选定了前后都有通道的一间房子住下，白天隐蔽，夜晚出来，协助周恩来工作。然而，上海认识陈赓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加之他和许多特情关系都有所交往，一不小心就会出事。当周恩来完成“中央特委会”的改组之后，遂又开始考虑陈赓自上海撤退的事情。

陈赓是湖南人，自参加革命起就活动在大江南北，因此江南诸城市中都有认识他的敌人。换言之，陈赓不适宜在南国城市中做地下工作。也就是在这时，周恩来又获悉派往北平、天津的胡鄂公、杨献珍同志尚未开展工作，中共顺直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有很多被捕的同志急需营救出狱。为此，周恩来决定派陈赓与陈养山等同志去天津，并明确交给他们三项任务：

一、营救被捕的同志，了解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有何办法可以援救；

二、研究在天津能不能建立特科性质的工作，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

三、清查叛徒的情况，了解哪些叛徒对党威胁严重，必须加以惩处。

陈赓接受任务之后，遂扮作商人模样，穿一件灰色的丝绸长衫、绸裤、布鞋，俨然是一位老板的派头；陈养山也是商人打扮，对外说是陈赓的账房先生；自然，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同志就是名副其实的老板娘了。他们一行乘船北上，经四天四夜的航行到达塘沽港，转乘火车安抵天津。从此，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周恩来在极端困难、危险的情势下，不仅完成了保卫党中央安全的任务，而且还在重建“中央特委会”的同时，又把数以百计的领导同志撤出上海，安全地转移到各地去。面对敌人，尤其是顾顺章造成的白色恐怖，周恩来以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的活动范围不得不更加缩小。“那时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工人，后叛变）四人，总书记仍是向忠发。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很少进行。为此，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方式，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周恩来仍然被指定负责军事工作和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工作”。正当周恩来自问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的时候，军委参谋长聂荣臻送来了惊人的喜讯：中央苏区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