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之后，很快又从中共叛徒的口中获悉：中共内讧频仍，大有分崩离析之势。接着，陈立夫等又在上海捕获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多位中共重要骨干。在他看来，铲除隐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核心机关指日可待了！

与此同时，自打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之后，蒋介石清醒地看到未来与中共较量，其重心将由城市转到苏区，其方式将由地下斗法转为公开的军事对抗。当他于元月二十八日获悉，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被中央苏区军民公开处决之后，他挥笔写下：“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笔者暂不去论蒋氏此举是为了悼念亡灵，还是激励生者，也就在这时，他正式任命何应钦为湘鄂赣闽四省“剿匪”司令，并代行他自兼的总司令职权。

蒋介石在何应钦行前召见他说：

“敬之，兵贵神速，一定要赶在**尚未休整之前，就做好第二次军事进剿的准备。”

“请总司令放心，我绝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

“好，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到南昌之后，首先要把鲁涤平失败的教训，还有**的弱点通通找出来，然后再制定第二次进剿的计划。”

何应钦“奉旨出朝”，大有地动山摇之势。他于二月四日一到南昌，遂通电中外：“奉令巡赣，代总司令处理四省‘剿匪’事宜。”他的用意有二：其一，我何某人手中握有蒋总司令亲赐的尚方宝剑，湘鄂赣闽四省的封疆大吏不得违令行事；其二，有我何某人在此统御全局，几万名**何足道哉！

对此，蒋介石是赞成的。在他看来，由新近参加打败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上百万人马的爱将何应钦出马，消灭中央苏区红军绝不成什么问题。接下来，他就可集中全力统一全党的认识，召开国民会议，利用这个会议制定一部设置总统的宪法，再利用国民会议选举，就可以在山呼万岁中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了！

但是，蒋介石万万不曾想到，就在他做的总统梦即将成真的时候，竟然遭到了右派元老胡汉民的坚决反对。

胡汉民，早年投身革命，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无论是在同盟会时代，还是在推翻清廷的斗争中，他都立有特殊的功勋。但是，当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之后，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在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之后，他不仅落伍了，而且还成了碍止革命前进的右派元老。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蒋介石利用假左派汪精卫搞垮胡汉民；“三二○”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又依靠右派元老胡汉民，从汪精卫的手中夺过党政大权。之后，胡汉民又利用在党内的影响，帮着蒋介石斗败了国民党中的反对派，分化瓦解了诸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的活动。实事求是地说，胡汉民为蒋介石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时下，胡汉民为何又反对蒋介石当大总统呢？这涉及了胡汉民的自身利益。

这时的胡汉民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立法院院长，他以五院制的组织法，从蒋介石的手里分得了一部分权力，并想利用五院制继续扩大自己的权力。蒋介石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是为了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根据孙中山先生亲定的《建国大纲》，由总统任命五院院长。这样一来，蒋介石就从胡汉民的手中收回了全部权力。因此，必然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

胡汉民为什么敢于明目张胆地反对蒋介石当总统呢？因为他有着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和蒋抗争的条件。第一，他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在党中的地位显赫，资历之深，蒋氏远不能与他相比。第二，胡汉民背后有国民党元老派及广东财团、部分粤军的支持。另外，太子派孙科向与胡汉民合作，自我感觉可以与蒋氏较量一下。第三，胡汉民是立法院长，他又熟悉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在立法问题上与蒋氏论战是他的长处。为此，他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指出中国处于训政时期，不具备召开国民大会的条件。因为国民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构，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权，及修改宪法与法律、制裁失职官吏的权力。而蒋氏所提召开的国民会议没有这样的权力，而在训政时期的最高权力应属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山先生提出的在训政时期应“以党治国”。这样一来，他不仅借坚持中山先生遗训保留了自己的部分权力，而且还得到了反对蒋氏独裁的部分官吏的同情。自然，蒋氏想当总统的设想则遭到了胡汉民沉重的打击。

蒋介石的个性是，要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对于阻拦他的人是坚决要搬掉的，且不择手段。他经过深思，遂于二月二十六日夜，演出了软禁胡汉民的闹剧。接着，又于三月三日，宣布扣留胡汉民，并向中外宣布胡汉民的罪状：

胡汉民同志负党国重任，不应私自越法失言，蛊惑人心。今引咎辞职，中央自当念起过去劳绩，虽不忍坐视姑息，亦不忍其毁弃已往历史也。

蒋介石凭借手中的军权，轻而易举地软禁、进而又扣留了党国元老胡汉民。然而，他绝对不会想到由蒋胡对立发展为宁粤操戈，并为汪精卫再次出山提供了机遇。此乃后话。

恰在这时，何应钦由南昌回到了南京，向蒋介石作了全面汇报之后，客气地说道：

“我感激总司令对我委以重任——奉令巡赣，代总司令处理四省剿匪事宜。经过近一个月的调研，我认为第一次围剿**失败的症结是：情势未审，计虑不周所致。”

“敬之所言极是！”蒋介石认为何应钦的结论说到点子上了，故又加重口气补充，“鲁涤平这个冒失鬼，一是在战略上轻敌，再是在战术上又急躁冒进，以致中了朱毛二人的诱敌深入的圈套，铸成第一次围剿的大败。敬之，下边谈谈你的一些具体的设想，好吗？”

“好！”接着，何应钦把他所了解的中央苏区的情况、红军的部署等作了详细的汇报。最后，他以肯定的语气说道，“鉴于敌弱我强的态势，此次剿匪所采取的战略有二：一、用重兵封锁**的根据地，谨防各类物资流入，造成不战而困其师，继之再战而必胜。”

“好，好！那第二种战略呢？”

“为对**形成聚而歼之的强大攻势，必须有纵深梯次的强大的兵力配备。”

“好，好！我给你二十万人马……”

“足矣！足矣……”

“此次剿匪不可不重视，也不可把**说成不可战胜的天兵天将。我意可从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发奎的粤军中调拨主要人马，在剿共战役之中嘛……”

“可收一石二鸟之效。”

“敬之越来越聪明了！哈哈……”

接着，何应钦又向蒋介石报告：据来自江西的报告说，苏区中因AB团事件发生了内讧。对此，蒋介石笑了笑说道：

“这我早就知道了。一个月前，立夫他们利用上海租界中的**内讧，一举破获了几十名骨干成员；我希望在一个月后，你要利用苏区的内讧，把**一举全歼！”

虽说蒋介石已把“剿共”的重点由城市移往苏区，但他清楚中共的地下中央依然设在上海的租界区内。在他看来。只要中共中央在上海存在一天，国将无宁日；就说他蒋某人吧，也不会有专心构筑蒋家王朝的环境。为此，他要求陈立夫扩大战果，乘胜消灭中共设在上海的首脑机构。

陈立夫有着极其敏感的政治嗅觉。他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立即召来徐恩曾、张冲、钱壮飞等，十分严肃地说道：

“前两天，蒋主席问我：第一次围剿**为何失败得这样快，且又是这样的惨？是**兵力强悍，还是朱毛用兵如神呢？同时，蒋主席又问我：上海方面，有几次缉拿周恩来等**祸首的准确情报，为什么都一一落了空？而这次捕获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几个匪首的战役，又为什么大功告成？蒋主席生气地说：我有证据，你们的要害部门，尤其是组织部属下的调查科，一定是混进了共产党，把有关情报泄露给了**！”

钱壮飞听后十分明白：这仅仅是蒋介石、陈立夫的推算，他们绝对没有什么证据。否则，他就不可能安然坐在陈立夫的官邸，听他如此郑重其事地训话。另外，他所关心的不是蒋介石、陈立夫大放马后炮，而是将采取什么措施。因此，他依然如故，坐在一边当他的记录员。

接着，在陈立夫的主持下，一起讨论落实蒋介石上述指示的所谓安全措施。最后，他们达成共识：从现在起，调查科废弃过去使用过的一切密码。另外，重要的情报，尤其是关于进剿中央苏区的军事部署、涉及破获中共地下首脑机关的来往电报，均由徐恩曾亲译，重要的大事要交由陈立夫处理。

从此之后，徐恩曾根据陈立夫的要求，把这套绝密的密码本带在自己的身上，亲自破译有关机密的情报。

这样一来，钱壮飞由于不掌握这套破译绝密情报的密码，他这位机要秘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往来电文收发员了。为此，他及时地请李克农向中央作了汇报。

周恩来感到事态严重，他又指示陈赓转告李克农、钱壮飞：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为了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的悲剧不再重演，必须把徐恩曾身上这套绝密的密码本搞到手。

周恩来历经六届四中全会的所谓斗争，以及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几位烈士遇难，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革命的前途在苏区。因此，他这位早已任命的中央局书记真想立即撤离上海，赶到中央苏区走马上任，与朱德、毛泽东等红军指战员一道进行反“围剿”的战争。可是，他这位中央军委书记身不由己，中央这副沉重的担子还要继续压在他的肩上，一时难以离开上海。他或许预测到了未来将有更多的领导同志进入中央苏区，也或许想到了中央苏区的战争形式将是“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援，就在这期间，他成功地建立了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为此，他向中央政治局作了通报，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现在秘密交通线已经打通，我们必须迅速进入中央苏区。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这条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在周恩来“保证继续畅通”的指示下，一直未被敌人破坏，胜利地完成了中央一批又一批干部撤往中央苏区的任务。

与此同时，周恩来“指示聂荣臻安排参加过无线电训练班的伍云甫、曾山等前往中央苏区，与王峥、刘寅等会合”。目的是明确的，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央的联络。后来，他们利用反“围剿”中缴获的电台，“于一九三一年秋，沟通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香港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军委与苏区工作。接着，他于二月初“几次与远东局研究，认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改变城市斗争的方式是关系全党的两件大事。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斯科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应派到苏区，充实红军的领导，并且要求尽早成行。对白区的工作，远东局认为，工会多是空架子，工会干部应脱去长衫，改变作风，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读书班、俱乐部、夜校，甚至用开茶馆、饭铺、商店等做掩护，接近群众，以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为了落实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的上述精神，周恩来又在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相应的方案，并得到中央的认可。其中，在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讨论了苏区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赣东北特委、鄂豫皖特委、闽西特委等的组织调整，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苏区中央局常委，夏曦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正当周恩来全力推动各苏区的发展，准备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之际，苏区中央局却发生了“富田事件”。对此，《任弼时传》一书作了如下评述：

富田村在江西吉安，是江西省总行委机关的所在地。一九三○年十二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根据逼供所得的假口供，带人前去捉拿在省行委机关和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二十军少数领导人对此极为不满，一面包围省行委，释放被捕的百余名人员，并企图扣留总前委的来人，一面提出分裂红军的口号，把部队拉到赣江以西地区，扩大了事态。

所谓“AB团”，是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为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的领导权而派人成立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厉的打击，AB团即行解体。对此，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都没有经过周密调查，而负责肃反的部门则把AB团误认为是打进革命队伍进行破坏的现行反革命组织，这就造成了“富田事件”的悲剧。事变发生后，二十军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总前委，请示处理。

中央苏区发生“富田事件”的时间。恰好是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同时，又是在米夫策动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捧上台而引起罗章龙、何孟雄等强烈不满的时候。二十军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总前委，恰好又处在何孟雄、林育南等被捕，行将殉难的前夕，又是在中央苏区积极准备第二次反“围剿”的阶段。因此，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富田事件”的时候，非常严肃地指出：“立即去一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更加棘手的是总前委和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的性质认识有分歧：总前委认为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中央局虽然也肯定事变在客观上‘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行为’，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都是AB团取消派’”。为此，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一委员会，对富田事件进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交政治局”。

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任弼时、王稼祥三人发言，指出：“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的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根据这一总的结论，须立即写信去，要他们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等候中央解决。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同时，他考虑到仅凭对立两派的报告是难以作出正确结论的，他建议“派两位得力同志，分别从赣南、湘东进入中央苏区先行考察，为中央代表团准备材料”。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并决定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由任弼时起草一信。

三天之后，任弼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起草了致红一方面军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的。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

中央政治局经过连日研究后，最后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必须立即动身前往中央苏区。任弼时五日必须走，王稼祥七日走。与此同时，“去鄂西、鄂东北的人，本周内必须走，其余去各苏区的人，三月份内走完。由周恩来、邓颖超负责催促和安排”。

由于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同志行将分娩，在讨论任弼时行期的时候，周恩来曾建议任推迟几天。但是，一向视党的工作为第一的任弼时却坚定地说道：

“不需要，琮英分娩事小，党的工作事大。再说，由党组织管她，我一切放心。”

周恩来听后深受感动，就在任弼时动身的头天夜里，他与邓颖超相偕叩开任弼时的门，只见陈琮英挺着个大肚子，很是不方便地在为任弼时收拾行囊。他们夫妇一见周恩来右手拎着一尾活鱼，邓颖超提着一篮鸡蛋，就异口同声地说道：

“哎呀呀，看你们二人……”

“是多么的实在啊！”周恩来忙打断任弼时夫妇的话茬儿，把手中的活鱼交给陈琮英，笑着说，“鱼有二用：一给琮英吃，可以健身生奶；二为弼时同志此去中央苏区讨一个吉利：吉庆有余（鱼）嘛！”

接着，邓颖超又把那篮鸡蛋放在桌上，笑着说：

“按照北方的习俗，坐月子是要用鸡蛋来补身子的。”

“这……多不好意思。”陈琮英有些难为情地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周恩来笑着说，“今天，我把小超带来，就是要当着弼时的面宣布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任弼时不解地问。

“我为琮英同志请了一位保姆。”

“谁？”任弼时与陈琮英几乎是同时问道。

“我！”邓颖超指着自己说道。

“你？”

“合格吗？”邓颖超问道。

“这……怎么行呢？”陈琮英不知所措地说。

“行！”周恩来看着深受感动的任弼时，“由小超当保姆，陪着琮英分娩，不仅我放心，弼时同志……”

“我更会毫无牵挂地去中央苏区了。”任弼时说道。

“弼时同志，估计再过三个月，我这位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也会走马上任的。”

“我等着你的到来！”

“在我到来之前，书记一职，还是由项英同志代理，你负责组织工作，王稼祥同志管宣传，毛泽东同志主持军事工作。”

任弼时深沉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送走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之后，除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以外，他作为中央军委书记且又负责苏区工作，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指导苏区准备反“围剿”战争，以及向各苏区派遣军事干部两大任务中去了。在这期间，仅就指导各苏区工作一项，他就代表中央给各苏区起草了几封既有指导意义又有历史价值的信件。如：

二月十九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致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该信除要求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在赣东北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以外，重点强调在粉碎国民党“围剿”中应取的方针是：“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联系着苏区非苏区的群众运动，集中与巩固红军的领导，配合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这样，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痹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并且指出：“你们的发展方向，应以打通与西南一、三集团军的联系为主要任务。”“在发展中，必须求得巩固，绝对反对只发展不巩固的冒进政策。”

事后追论，这封指示信对发展赣东北苏区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月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致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该信除了要求贯彻六届四中全会，批判立三路线外，指出：“你们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这完完全全是立三路线之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接着，又强调红二军团在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作战中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之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以震动敌人的整个阵线。

事后追论，这封信对贺龙等同志克服困难，创建湘鄂西苏区起了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在这前后，鄂豫皖苏区在曾中生等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三月九日双桥镇一仗全歼宋犯敌军主力，活捉敌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枪六千余支、炮十四门。这是鄂豫皖红军取得的空前大胜利。为加强鄂豫皖苏区的领导力量，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的决议》，借新成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直接领导这一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开展。与此同时，决定派遣沈泽民去鄂豫皖苏区出任书记。

事后追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无不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根据周恩来与远东局达成的共识：加强各苏区的建设与红军的领导，张国焘、蔡和森、张闻天、杨尚昆等同志相继从苏联回到上海。如何安排这些同志的工作，以及如何把这些领导同志安全地送往各苏区，的确花费了周恩来很多心血。其中，最费心思的是安排蔡和森的工作问题。

蔡和森是中共六大的常委，因受立三等同志的无端打击，被迫把党给的一切权力交给了李立三，而自己凄然离国赴苏，在莫斯科一呆就是两年半的时间。去年岁末，李立三因犯路线错误遭到批判，像他当年一样，只身留在莫斯科做检查。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全党掀起批判立三路线的高潮，大凡受立三路线迫害的同志都得到了平反。可是，由苏联归来的蔡和森却无人问津。这对病中的蔡和森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打击。接着，他为了自己的工作问题向中央提出去中央苏区，与老战友毛泽东等同志并肩战斗，但一直未得到回音。为此，他又不得不问一个为什么。当他想到八七会议之后，他曾向中央提出与毛泽东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后被某些人怀疑他与毛泽东有小集团之嫌未果，遂被派到北方工作。因此，他的思想负担又加重了许多。他独自躲在上海等待分配期间，想了很久很久，最后决定与老战友周恩来面谈一次。

周恩来是最善解人意的，他知道蔡和森的一切情况，也清楚他主动约见自己的用意。为此，他亲自买来了一瓶女儿红老酒，又提前煨好了一只鸡，等着重病在身的老战友蔡和森的到来。

作为政治家的蔡和森，最大的打击莫过于在他的政治面目上抹黑。时下，全党无一不知抹在他脸上的黑应当擦去，可就没有人主动地说一句：“抹在你脸上的黑搞错了！”当他走进周恩来的家门，尤其是感到那不多见的温馨之后，他认为应当向周恩来倾吐这两年多来憋在肚子里的委屈。所以，他就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看法。

对此，周恩来心中的委屈也不少，尤其当他想到瞿秋白的遭遇，内心就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歉疚之感。算老账吗？莫说时下找谁去算，就说真的要算又能算得清吗？为此，他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说道：

“和森同志，我说句心里话吧，你暂时就不要去算这些老账了！就说立三同志吧，他的结果也并不美妙嘛！再说句不当说的话，就说我的日子吧，也不比你好过多少。”

对此，蔡和森是完全能理解的。但是，蔡和森把人间的一切都想得那样美好，遇到任何事情都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否则，就痛苦不堪。所以，他有些酸楚地问道：

“你讲的我都理解，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到了问个为什么的时候了！可是，严峻的形势又不允许我们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加以探讨。怎么办呢？唯有把个人的恩恩怨怨放在一边，真正做到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说得是何等的好啊！只有受过打击、迫害，或者受过重大委屈的同志，才会真正懂得‘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八个字的分量啊！”

周恩来听了蔡和森这番话后，或许是内心之中产生了某种共鸣，猝然间生出了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滋味。他稍许平静之后，方代表中央与蔡和森谈工作：

“中央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多数同志不赞成你去中央苏区工作。另外，广东省委几经破坏，急需把党的工作恢复起来。政治局委托我征询你的意见，希望你能去香港出任广东省委书记。”

“请放心，我服从组织决定。”蔡和森没有提任何要求，爽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听后很受感动，禁不住地暗自说：“这就是我们的和森同志啊！”他走上前去，紧紧握住蔡和森的双手，有些激动地说道：

“那我就请顾顺章同志为你安排去香港的交通。”

这时，邓颖超已经把煨好的鸡端上餐桌。周恩来伸手打开那瓶女儿红老酒，分倒在几个杯子中，笑着说：

“来！今天就算是为和森同志壮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