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八年（5）二月，东晋两位带兵大臣殷浩与桓温相互对立。殷浩上疏请求北伐，计划出许昌、洛阳，先伐石赵，然后扩大战果，收复中原。尚书左丞孔严诚恳言于殷浩，劝其深思廉、蔺屈身之义，与桓温将军和睦，同心协力，庶几可以保大定功。东晋国力有限，必须左右上下一起努力，才有胜利的可能，不然的话，困难重重。可是殷浩不从，一意孤行。他以安西将军谢尚（时镇寿春）、北中郎将荀羡（时镇京口）为都统，进屯寿春。

当时镇西将军张遇屯兵许昌，他属于谢尚的部属。张遇不久前刚刚投降东晋，心里很不踏实。此时的北伐安排，等于让张遇调转枪口向北攻打不久前还是故友的冉魏军队，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常情上说，都有些不合时宜也不合情理。如果非要张遇做先锋，谢尚应当亲自前往慰问，以扩大政治上的凝聚力，给张遇打气，鼓励他在心情上尽快转过弯来。可是谢尚又看不起从北国反水过来的张遇，没有及时给予抚慰——不懂政治啊。张遇当然觉得担负重任同时也受了轻慢，自忖将来也没有他的立锥之地，胜利了也不会受到尊重，于是据许昌而反，派其手下大将上官恩前往据守洛阳。

于是乎，殷浩的北伐，第一步就因此而受阻。

国家大事，当出于理性，万不可意气用事。殷浩自恃才情茂盛、谈吐清越、名重士林，私下得到皇帝的面授机宜便以为天下没有别人了，妄自尊大，又存贪功之心，拿了国事当成内部斗争的儿戏，这很荒唐。殷浩的北伐原动力来自和桓温的不睦，希望先声夺人以压倒对方，因而是一次轻率的、狭隘的、理念不健全的出兵，政治上先就虚空，本人又刚愎自用听不进良言劝谏，犯了用兵之大忌。谢尚是个富贵骄横的公子哥儿，平日里生活浮华，动辄刑罚士兵，完全不懂政治韬略，也不注意抚慰下属将卒（其后有王羲之的忠言劝诫）的重要性，完全是花瓶贵族的一套习气，安能不败！

如此用心，如此军队，如此将领，不知羲之作何感想？殷浩将要北征，右军将军王羲之以为必败，并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殷浩以为功劳就在前边，幻想着此一战胜利了就可以压倒桓温，独领风骚，扬名千古，哪里听得进羲之的劝阻？羲之此年五十岁，是知天命的年纪，对政治军事诸方面大事都相当清醒。同时他对殷浩、谢尚的为人风格、长处短处也非常了解，所以作出了必败的判断。国事当前，胜负关乎国运民生，作为重要地方官的王羲之不能不说出自己的看法。再说，殷浩曾是他的府主，关键时刻，须进以忠言。

六月，谢尚、姚襄一起攻张遇于许昌，两军战于颍水之诫桥，谢尚大败，死者一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在那个时代可是不小啊！谢尚狼狈逃窜奔还淮南，平时只晓得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姚襄弃了辎重，护送谢尚至于芍陂。谢尚意志本来脆弱，一旦遭遇失败，就灰心丧气，个性乖张、中看不中用的主将此时只管自己逃命，把战争大事、军队管理以及各种事务都交付了姚襄——？一败就撒手不管了。

殷浩听说前边谢尚大败，只好退屯寿春。

谢尚因败被降职——个人受罚倒是小事，那一万五千士兵的性命就那么白白地葬送了？整个北伐计划因为他而泡汤，这责任谁来负担？！

八月，羲之闻谢尚兵败，又致书殷浩：

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此处指出殷浩用心褊狭），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此语可见羲之对东晋的无所作为和将帅无能何其悲愤），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退淮保江是羲之审时度势的正确主张，见后文）。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此为羲之此信的核心，即多为百姓着想，不要只求个人虚名），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缺，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措。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这是一封披肝沥胆的血泪之书，也是振聋发聩的为民请命之书。在王羲之的书信中，此篇的情绪最为放达最为激烈，也是少有的长文。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见出羲之对军事情势的分析是多么的精辟。王羲之不仅是位杰出的艺术家，在政治上军事上也有卓越的天分。假如羲之能够穿越历史进入今日，见国人只知他是大书法家，一定会说：我心之皎皎处，在于家国；书者，小数也，世人不当罔顾我的《致殷浩书》啊。或者，他默然不语，怫然而去，也说不定。

殷浩对于羲之，不仅是知己，也有知遇之情。当初是殷浩苦口婆心劝羲之尽快结束赋闲生活出来为国家做事的，因了这一层，羲之对殷浩也就特别关注，言语如同掬示，既为感情，也为国家。羲之不仅将政经军事分析得十分明确，同时也指出了殷浩的缺点，有些句子等于当面指责：像你这样拿了国家大事当儿戏的就应深刻反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谁都不明白、谁都不赞成的事，你为何还要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羲之特别指出，这次行动不仅是军事问题，在治国方略上也弊端多多、沉疴深深。“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这段话，千古以来，少有士大夫能够说出！译成白话就是：近年来政策昏庸，只晓得盘剥百姓，压榨黎民，苛政严刑，路上的行人中多是刑徒，这和秦始皇有什么不同？照这样下去，我看陈胜吴广那样的起义很快就要出现了！

试问，千古以来有几人能发出这样的呼喊？

羲之太明白了，太悲愤了，痛心疾首，几近拍案而起。

羲之多次劝止，殷浩曾一度回心转意，羲之甚感欣慰，以为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可是殷浩到底还是求功心切，而用意不在国家而在抑制桓温，利令智昏，以至于误判局势继续错误行径，文人的一味任性最终糟害了国家。羲之曾有书曰：“源书已发，吾欲路次见之；亦不欲停……”源，即渊源，殷浩也。羲之甚至想于殷浩出兵时拦路谏止。即便这样，殷浩亦不欲停止其走向深渊的错误步伐。

羲之有一书：“得都（下）五日书，今送。谢即至。想源得免豺狼耳。”谢即至，指谢尚从许昌败回的事——这个草包将军大概快到了。此时，羲之仍希望殷浩能中途收场避免全局之惨败，“得免豺狼”四个字就是“庶几不至于十分狼狈”的意思，其中有关切也有讥讽。尽管如此，羲之的希望还是落空了。无能之人且执于偏狭之心，岂能有成？羲之反对殷浩轻率北伐的态度之坚决、情绪之激烈，显示出他对国家大事的极端焦灼，殷浩不听劝阻，亦可见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将军之冥顽不化。不久，前方有山桑之败，东晋军队损失殆尽，殷浩仅以身免。

这一时期，羲之十分关心国家军政大事，曾多次致书司徒司马昱。在其给司马昱的第一封信中，王羲之曾力陈殷浩之不宜北伐，同时论及经国达治之道，言辞恳切，其情其意，如杜鹃啼血：

羲之死罪：荀、葛（此处指荀彧、诸葛亮）各一国佐命宗臣，观其辙迹，实奇士也。然荀获讥于忧卒，意长恨恨。谓其弘济之心，宜被大道。诸葛经国达治，吾无间然。处事而无玷累，获全名于数代。至于建鼎足之势，未能忘已。所谓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者，容得尔乎（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前试论意，久欲呈，多疾愦愦，遂忘致。今送，愿因暇日，可垂试省。大期贤达兴废之道，不审谓粗得阡陌不？

当年羲之在会稽做司马昱的王子友，过从甚密，彼此信赖，故有此建言。只可惜司马昱（后来当了皇帝）政风浮薄，昏于大事。当初做会稽王，年纪小，幼稚顽皮一点儿也就罢了，如今执掌经国之大事，却依然故我，羲之对此不能不忧心忡忡，所以写了这封信，劝其向曹魏的荀彧学习，学习人家那种境界高远、头脑清醒、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精神，学习诸葛亮那种“处事而无玷累”的高尚情操。对于位极人臣的司马昱，羲之敢于直言若此，是冒了风险的。学者麦华三对羲之以上两件书信曾有如下评论：“其经国抱负，抗衡谢安。至于披肝沥胆，剀切陈辞，其辞则戆，其意则诚。两笺词情，荡气回肠，与《兰亭》一序，为一生三大杰作。”

麦氏此论，可谓明心见性之语，近代学者少有达到这等水平的。他将王羲之的《致殷浩书》看做和《兰亭集序》同等分量的作品，实是高人之见。如果将羲之写给殷浩的两笺加上致司马昱的两书，更可见羲之的卓然不凡处。可惜他的忠言没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从侧面证实当时东晋政权的昏庸无能。北伐事败后，王羲之的心情极为悲伤，为国事而悲伤，为未来而悲伤！

距上次致书不远，羲之又对司马昱提出了退军保淮的战略建议：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是。”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这封书信的大意是：作为人臣事君之道，谁不想效法古人建构千古隆业呢，况且现在就有这样的机会。羲之在这里谈及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指永和五年夏后赵首领石虎死，中原大乱，东晋因此获得进攻黄河流域收复失地的机会。古人有倾一国之力而成大业者，无不是审时度势，上下努力而有所成就的。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现在看，全部收复失地的大功并没有把握，也未可寄予过多的期望。实际上，我们的军力严重不足，多年战争，遗黎歼尽，万不余一。而且后勤补给也是问题，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昌、洛阳，甚至达于黄河以北，这是极为艰巨的、几乎不能企及的军事目标。多年来赋税严苛，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如今再要他们拿出最后一点儿力量支持战争，派出仅有的男丁去打仗，日子怎么过啊？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基于当下的现实，王羲之指出：现在征税征兵的负担日重，整个国家处于竭尽状态，照这样下去，以区区吴越之地企图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仅没有胜算，且必定失败，一旦国力耗尽，必会引起民愤进而动摇国家。根据我朝实际情况，现在绝没有力量一举拿下全部失地，应当及时地将战略方针从退黄保淮改为退淮保江。

王羲之深恐当朝不采纳他的保淮主张，说了很多谦恭的话，意在表明自己的忧虑不能自已。王羲之说：会稽不过是后方一郡而已，给您说以上这些话与我这个地方官的身份不符，我之所以妄言国家军政大事，实在是心有焦虑，不吐则寝食难安。实际上我这些话都是因为顾惜担忧国家的安危啊。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引用的是一则吴越典故。越国人曾向吴国提出要求，希望能自由出入吴国以便购买吴国的大米，吴王夫差觉得很好啊，打算批准越国人的出入境要求，伍子胥却说，不要可怜敌人。“虎不可以喂以食，蝮蛇不可恣其意”，如果顺从敌人之欲，麋鹿将游于姑苏。此话暗喻吴国将会因此政策而亡国，到那时王城的姑苏台将荒废得四下里都是麋鹿。羲之试图以此警告当政者：以上的建议绝非危言耸听！

结果怎么样？完全应了王羲之的担忧：没有那么大的国力，没有那么强的军队，将领素质也不行，妄想一口吃下中原，结果弄得个灰头土脸，大败而归。殷浩北伐，未大动而大败，事未成而先折，给予王羲之很大的打击。羲之心中向往的、筹划的、赞美的北伐是那种全国动员的正义之举，而非出于宗派的炫耀争夺；是那种深思熟虑、志在必得、一往无前的战略壮举，而不是草率从事、进退逍遥、小孩子过家家似的花拳绣腿。这样的军事行动，这样的军队，应有同仇敌忾、上下齐心、灭此朝食的气概，而不是像谢尚那样不负责任地草率胡来。为此，羲之事前向殷浩等关键人物衷心相告反复规劝，还向司马昱提出如何革除弊政的请求，其心可掬，其情可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