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的庆典正在这个山谷里举行。影响远及后世的伟大事业正在开启。她没再阻挡我的手，任其猖狂地推进，抚过她光滑的肩头，拨开了她乳罩的扣子，伸向她不算太大的Ru房，还有结实丰满的腿（像男孩子），两腿间的须毛（好像不该有，有点让人惊慌）……在一片花生和红薯的成熟气息里，月亮是我们的，树林和群山是我们的，满天挤眉弄眼的星斗也统统是我们的，一下倾倒在我们下面，一下翻升在我们上面，天花乱坠，叮叮当当。

紧要时刻出状况。我的iati居然毫无反应，一直是棉花条。

“没关系，你可能太紧张……”她安慰我。

“怎么会呢？”我急出了一身汗。

“你累了……”

“不可能！我什么也没干，今天特地多吃了两碗。”

“那就是我不好。”她把头埋在我臂膀里，声音有些异样，透出某种恐惧和绝望。“你说你不在意，实际上你还是……

我的汗水更多了，“胡说！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肯定有关系，肯定……”

“笑话，我肯定行，我不可能不行，我今天还非行不可……”但事情往往是这样，越急越乱，越乱越糟，我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向自己下达一道道命令，逼迫自己全身动员雄风大振投入决战，但那家伙依旧软塌塌，蹭过来蹭过去，还是无功而返。这真是让人颜面扫地。我长叹了一声，懊丧地坐起来抽烟。

“不要紧。就这样吧。这样就很好……”现在轮到她来安慰我了。她抓住我的一只手，让这只手落在她的Ru房，滑向她的下腹。她的舌头在我肩头上下轻舔，大概想舔掉我的焦躁和愧疚。

一个耻辱的初夜就这样平静地过去。我们只能用抚摸相互释放安慰，于是我知道她身上很多瘀痕，据说一碰就青一块，不容易消退，干起活来防不胜防。她整个身体几乎是一件易碎的青花瓷。我还知道她左腹有一道伤疤，据说是五岁时留下的。

当时三个男孩欺侮她大姐，她冲上去挡在大姐前面，被一个男孩拉扯和推攘，跌下一个坡，扎在一个破酒瓶上。这就牵出了大姐的故事。大姐是她一直崇拜的女王。令人稍觉纳闷的是，自大学毕业分配到外地后，大姐几乎没有给她写过信，甚至没回过信，就像忘记了这一个妹妹。也有没忘的时候。有一次春节团聚，大姐与大姐夫说起他们的新婚准备，说到他们置办的脚踏车、缝纫机、手表，即当时流行的“三转”，算是有个模样了，唯一的遗憾是尚缺人们说的“一响”，即收音机。大姐搂住她笑了笑：“楠楠，你那个收音机给我吧。你在乡下当农民，反正也不需要知道什么国家大事。”

“没问题。”马楠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她为大姐的婚事高兴，不可能拒绝女王的要求。不过，大姐两口子拿到收音机时的相视一笑，让她觉得不无奇怪。他们在交换什么眼神？他们似乎预谋过什么，会意了什么，不然为什么要偷偷交流一下成功的喜悦？直到很久以后，马楠才惊讶地得知——总是晚一拍地得知——他们各自享受的大学毕业生工资，是将近自己的十倍。马楠还听说他们已阔绰得玩起了照相机和草原旅游，这才稍感一点刺痛。是的，妹妹是个低贱的农民，不配照相机，不配草原旅游，甚至不配听一听收音机里的新闻，但妹妹就愚蠢得需要你们机警地交换眼神？就需要你们躲躲闪闪地努嘴唇或支眉毛？就不能坐在你们身边，听你们大大方方爽爽朗朗地说一下婚事？

夜很长，二姐的故事也进入话题。二姐最近一段火气大，对马涛入狱一事气愤不已，几乎闹到公开声明脱离关系的程度——其实家里常有这种风波。父亲生前一直鼓励子女们大义灭亲，站稳“革命立场”，切不可把反动派当作同情、礼貌、尊重的对象。他禁止孩子们去看望那位当过地主的姑姑，不就是这样吗？他禁止孩子们谈论那位当过举人的爷爷，不就是这样吗？到最后，听说马涛在学校里贴大字报，痛斥父亲这位“旧官僚”，积极靠拢党组织，父亲反而高兴了好半天。说不定，倘若儿女们在公众场合给父亲踹一脚，啐一口，扇几个耳光，反而会让父亲更高兴呢。用自己的伤痛换来儿女们的政治加分，让儿子们一路践踏自己走上光荣的革命大道，含泪的父亲有什么舍不得？

家里的抱怨和争吵越来越多了——尽管这种父亲期待的对抗并无什么结果，儿子成绩再好，最终还是就读一个破学校。

眼下，二姐怨完了马涛，还怨上了马楠，似乎马楠如果懂事一点，不那么瞎起哄，在旁多扯一扯衣袖，马涛就不会走那么远。眼下好，全砸了，天塌了，一个在押的反革命犯连累全家，整得她在学校里抬不起头，获奖和晋级统统泡汤。

说到气愤处，她又抱怨这个家不像个家，老的害人少的也害人，阴风习习的，一进门就是进了冰窖，只有一条条冰冻鱼。她前不久过生日，家人居然没有一句生日祝贺（马楠事后怯怯地想起，自己过生日也从未收到过二姐的问候）。再说母亲是她一个人的母亲吗？其他人什么时候把母亲放在心上了（马楠事后想来想去，觉得自己确实出力不多，但母亲的棉衣、棉鞋、棉被不都是自己在乡下置办的）？

这一天，二姐得知妹妹一位同学的父亲，是火车站管票的，便让她去求购一张卧铺票。火车票特别紧张。马楠好容易把事办成了，兴冲冲赶回家，不料二姐一见车票便沉下脸，“怎么是上铺？”

“上铺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行，我这是给校长买的，怎么送得出手？”

马楠愣住了。

“你赶快去换。”

“二姐，人家说这张还是想尽办法才抠出来的。”

“人家当然要那样说，你信呢。”

“人家还说了，下铺只有六天以后的了。”

“六天？人家是出差开会，又不是去看猴戏。”

马楠再次欠下了重重的一笔。

问题是已经没时间了，明天是假期到点必须返乡的日子，何况眼下夜已深，公共汽车收班了，同学的父亲也回了家，她怎么去找人？找到人以后又怎么去车站窗口办票？……但二姐似乎被一个上铺激怒，没工夫想到这一切，更没想到刚进门的妹妹尚未吃饭。“不能换就退，反正你得去，反正我丢不起这个人。”她去打水洗脚时甚至嚷嚷：“你办不成就早说呵，我就去找别人办。你这不是误我的事吗？”

马楠已被锁定，已被掐死，毫无逃脱的可能，只得重新穿上棉袄，扎紧围巾，换上雨鞋，毫不犹豫出门而去。她一个人走过空无人迹的公交车站，走过几无人影的跨江大桥，走过只剩下一地路灯余晖的街道和广场，在灯下一次次拉长自己的影子又一次次缩短自己的影子。最后，她几乎穿越大半个城市，在铁路局宿舍的一张门前，鼓足勇气敲响了门——她明白，此时的打搅实在过分。她恨不得甩自己一个耳光。

但她能怎么办？

也许是她全身发抖的可怜样，是她丢人的两眼泪流，让开门人动了恻隐。接近天明的时分，她怀揣一张下铺票从火车站走回家，发现母亲的身影还立在路口，在一盏路灯下孤零零地等她。她成功避开路灯，没让母亲看见自己的泪水，也没一头扑进母亲怀里——她太想那样哇哇哇地大哭一场。

天更亮了，马楠收拾行李动身返乡。从无送别习惯的母亲不知何时换上了雨鞋，取来了雨伞，一个要出门的样子。

“妈，你不用送。”

“我反正要去买豆酱。”

母亲还是执意出门，陪她走向火车站。公交车并不太挤，但两人都说车上挤，于是越过一个个车站一路步行，也不大言语。

“妈，回去吧。”

“嗯。”

“太远了，你回家还是坐车，不要走路了。”

“嗯。”

“你快走吧，天快下雨了。”

“没事，我到前面找一找豆酱。”

马楠看见母亲的一脸平静，看见母亲杂乱的头发和磨破的袖套，忍不住心里一酸。她知道母亲心里在想什么，但母亲不会说的。她知道母亲心里的话多得没法说，也说不清，因此只能一路长送，在她记忆中留下最温暖的一段。长宁街、中山路、小武门、桂花园、迎宾路……后来都成了她忍不住一次次回味的节日巡礼。出门前，母亲给她整理发夹时襟怀里涌来的某种气息让人难忘，母亲清凉的指尖更让她惊心。早知如此，她一夜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每次都吸吮这样的气息，她为二姐跑上十趟百趟也心甘情愿吧？

她不敢回头。她知道，在检票口的那一边，母亲抬过手了，返身离开了，其实还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偷偷朝这边打望，目光落在她正在步步登梯的背影。她得忍住，得忍住，不能回头，她必须扛住满背的目光，死死地强拗脖子和偏扭脸面，装出不知道也不关心身后一切的模样，否则她就会在崩溃的一刻泪如潮涌，哭塌整个摇摇晃晃的车站大楼。

终于登上最后一级阶梯了，拐过墙角了，背上的目光渐渐凋落而去。她突然紧紧抱住一个圆柱，为自己背上的轻松失声痛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