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省局为全省工商系统人员配备了手机，说是为了便于工作，这让所有工商系统人员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对于刘建彬来说，这种高兴不仅仅表现在便于工作，更多的是表现于对老爸的惦记上，自从手机拿到手后，他一天二十四小时就没有关过机，生怕老爸有了情况之后而家人没法联系到他。

自从上级实行注册员登记负责制度以后，刘建彬就按照国家规定严格把好准入关，坚决执行“符合当场登记条件的应当予以当场登记”的规定，他有一个信念：不管兴二分局其他人怎么样，他要坚决按法办事。他的想法连他自己都认为：并不是觉悟有多高，而是他这年龄，他这情况没有必要被工商局抓漏子。

花局长刚来的时候，找过刘建彬要给注册员下达收费任务，刘建彬表示只要符合规定的收费，一项也不少收，分局只要查出少收一项，任由分局处理和责罚。

这一年也是个体工商户换照之年，全分局1500户营业执照到期，分片驻乡人员在监督检查中，督促执照到期的个体工商户抓紧时间换照。这1500份执照都要由刘建彬一人更换，可见工作量之大，有时从早上一直要办到十二点多，中间只能上几次厕所。

幸好，刘建彬的宿舍紧挨着注册厅，注册厅只要有一点动静他都可以听见。

今天，刘建彬早上跑步回来后，觉得身体有点乏，在床上眯了一会，他听到大厅里有人叫：“有人吗？”。

他惊醒后看了看时间才七点钟，不过他还是立即来到大厅，只见一个妇女手拿执照，对刘建彬说：“换照”。

刘建彬问：“怎么这么早？”。

她回答：“一早到兴二街进货，顺便来把照换了，那你们什么时候上班？”。

刘建彬说：“八点半”。

妇女说：“那不麻烦你了，我八点半再来”。

刘建彬：“不麻烦，到八点半还有一个多小时，帮你换了，你可以早早到家卖货”。

妇女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

刘建彬：“这时间换照办照也不是办了一个二个，都是这情况”。

上午又来了十几个人，多数是兴南乡和兴北乡，还有几个是兴二街的，刘建彬一看上午肯定办不了这么多，就对兴二街几个人协商：“你们下午来办好不好？当街的近，让让他们，他们这么远不容易，还要回家带孩子做饭”。

当场有几个人感动得说：“刘会计太理解人了”。

刘建彬说：“我也经常找有关部门办事，心情都和大家一样的”。

在刘建彬办照时，有一个小男孩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很可爱。刘建彬边做事边逗小男孩：“几岁啦？家哪里？”，小孩很利索地回答：“五岁，兴南乡的”，刘建彬夸奖说：“真聪明”。

小孩的爸爸接过话说：“是可聪明，前天他妈烧了红烧肉，有的肉皮上的毛没有弄干净，我有意把那块夹给他妈，他妈又把肉夹给他，他又把肉夹给我，他妈不解地问：‘为什么把肉夹给你爸？’，你猜他怎么回答：‘给爸爸吃好长胡子’，逗得他妈把饭都笑喷了”。

也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小孩爸爸接着说：“我有个亲戚在市区工商部门工作，他们的待遇要比你们高吧？”。

刘建彬羡慕地说：“那说什么哟，要比我们高一倍”。

刘建彬倒没有太大反映，因为他心里已经习惯了，可小孩的爸爸却发出了感慨：“就这一条河之隔，工作都一样，待遇相差这么大，这也太不合理了”。

边上另一人说：“是不是上面考虑生活在市区，物价贵原因呀？”。

刘建彬说：“生活在市区物价贵？你看兴二街的瓜果蔬菜比市区还贵，所有生活用品还有农产品都是从市区批发市场贩过来的，别的不说，就是运费还得加上吧？上面是看不到这些吗？应该是知道的，那为什么？就是上面觉得应该比下面待遇要高”。

小孩爸爸说：“现在事情没法说，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

刘建彬说：“就从待遇上讲，上下有别，行业有别，地区有别，性质有别。所以，造成人人不满意，人人有怨气。我所认识的一位企业领导人，在位的时候一年收入是我的八倍，可退休后他对我说：‘就是不合理，凭什么等你退休的时候工资是我的二倍’，我也没客气地对他说：‘你在位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是我收入八倍不合理呢？’他听后无语了”。

九份照一直办到十二点多才结束，等到刘建彬到食堂时，人们的饭已经吃了大半。

每天中午，刘建彬养成了休息的习惯，这个习惯在部队就已经形成，算起来已经二十几了，要是哪天不午休，下午就觉得头很不舒服。

饭后，刘建彬躺下十几分钟，就听大厅有人说话，他知道是来办照的人，他估计也睡不成，就索性起来。

刚到大厅，有二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面前放着执照，其中一个对刘建彬歉意地说：“是我们说话声把你吵醒了？”。

刘建彬问：“你们哪乡的？”。

回答说：“兴南乡的，上午你们人通知我们下午来换照，我们怕人多，就吃早中饭来了，早换早回，来回有一百多里路呢”。

刘建彬说：“可以理解”。

他问：“你们没上班吧？”。

刘建彬说：“没事，我现在就帮你们换”。说着就干了起来，这一干就干到了天黑。

刘建彬为了方便来人办事，把电话号码用电脑打出，贴在柜台上，有的个体户特别是兴南乡和兴北乡的，都把号码记下。

后来，好多来办理登记的个体户都对刘建彬说：“听说刘会计人性特好”。

刘建彬感到诧异：“听谁说的？”。

“我来换照之前打听已经办过照的人，问要带哪些东西？怎么办？人家告诉我后都说：放心吧，刘会计人性特好，具体怎么做他会耐心帮助你的”。

听到这样声音，刘建彬心里感到高兴，但他是这样解释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知道老百姓办事不容易，只要不违法，能帮人就帮点。何况我也看不惯有些部门给办事人出难题”。

有一天上午，张雨带有情绪地告诉刘建彬一件事，他开口就说：“你说城管所几人做的什么事？”。

刘建彬问：“怎么啦？”。

张雨气乎乎的说：“就是欺负外地人，一辆外地货车，在倒车的时候一个轮子压坏了下水道，就坏一个轮子那么大，你猜他们几人要人家赔多少钱？”。

刘建彬说：“这还能要多少钱，买几块板子，再加二人半天工钱，能要多少钱？二百？”刘建彬说。

张雨诧异伸着头说：“多少？”。

刘建彬看他神色知道说少了，狠狠心说：“加一倍？”。

张雨：“再往上加”。

刘建彬不敢加了：“再加就离谱了，多少？”。

张雨竖了三个手指头：“三千，你说狠不狠？平时听个体户说城管所太狠了，罚起款来眼都不睁，我还有点不相信，这下算是见识了”。

刘建彬倒不觉得奇怪：“只要和个人利益挂钩的单位，有几个不狠的？为什么有的执法部门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多次。有时我就在想：那些人为了什么？大雪天大黑夜在‘查违章’，而且曝光的都到个人行为为止就不深究了。连我都看出根源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也不相信电视台那班人看不出来？”。

张雨问：“在哪里？”。

刘建彬问：“问题出在与个人利益挂钩上，我觉得执法部门、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根本不能搞什么‘企业化管理’，你说同在一个部门，由于与个人利益挂钩，你每月比我多拿二千，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干？这样就在鼓励私利，鼓励执法人违法。这么一来，受害的肯定是被管理者被服务者。就拿城管所来说，那几个人你也是了解的，本质不算坏人，但他们不狠不乱来就没有钱，不但没有钱交给乡里，连老婆小孩的生活都成问题。这根源是不是在乡里？人们都只看见他们几个人行为，就看不到谁造成了他们的行为？执法部门不能这样搞，同样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也不能这样搞，比如：医院……”。

张雨好象豁然开朗：“你说还真有点道理，我就没有想到，是这个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