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她在自己一张唱片的封套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这是我九年后第一张完全自主的唱片。我在曲风上力求色彩丰富，就像我在生活里力保弹性，避免僵化，在唱腔上求多变但准确，如同我与人的关系，不冷不热，而在词意上的力求有物，则映证我最深层严肃的本性。十二首歌，我分别留了位子给我的父母，我的孩子，我爱的人，我的敌人和我自己，当然，也留了一个给你，请对号人座。

多么潇洒，多么有力，多么不卑不亢！一点都没有那种自怜与自恋。我觉得女人写作最可怕就是自怜与自恋，不能老觉得是个女人在那里说话，那就没救了。因为它在别人的心里再不生长。

吴：在你的小说中，这部作品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写得更实了。准确地说，小说内部的虚实关系处理得比较成功。虚中见实，会使小说表现出穿透力，有洞穿般的力量感。实中见虚，则使小说有起伏的韵律，那种滑翔般的轻盈。这两者在这部长篇中显得很平衡。

朱：以前我写小说，常常从虚到虚。现在我希望从非常实的起点，用非常实的细节，堆积成一个虚无的世界。这其实非常之难。

吴：另外一点我也觉得很佩服。你的小说很少借重戏剧性的情节那种冲突性的、激烈的高潮情节，可故事仍然不乏可读性。这也应当归功于文字的老练和叙述上的成熟。而这对年轻作家来说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在这方面这部长篇也给了我一个意外。或者可以说，这部长篇证明了你已经完成了对以往的超越。事实上，许多作家都是希望用长篇来尝试完成对过去的超越的，但第一部就能明显成功的却并不

吴：上海和苏州有很大的作用，好像完全是两个世界。大都市的氛围尽情地把它貌合神离的一面表现了出来，使人怀疑真实的东西是否存在。不知道你对上海有什么感觉，它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朱：我生在上海，骨子里有很多非常上海化的东西。在讲到上海的时候，我一直喜欢用这样一句话：“我想我真是爱上海的。特别是我从未看到过的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优雅、绮丽、懒散的时代，在人性方面也有着很髙的层次。”

我喜欢上海，并不完全因为它的繁华、高度发达的商业，相反，我觉得正是这些东西把上海变得很生硬，变得太有规则。我喜欢的上海，是能够给予世界和人的关系提供极为丰富可能性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种高度理性化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已经不知道这就是伤害。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都已经麻木了。而我觉得，在上海，在那个我没有见到过的年代里，还有着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边缘化的没被僵化

多。

而且，对一个作家来说，一次成功的超越，几乎必然地同时意味着新的可能性的出现。看来这双“高跟鞋”巳经找到了它要去的路了。

朱：但或许下一次我要用平跟鞋走路，高跟鞋的经验又不起作用了。大约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衡山路“时光倒流”酒吧，上海。

的东西，不很确定的东西。这符合我对人性的喜好。就像在《巴黎圣母院》里，我最喜欢的人物不是敲钟人卡西莫多，也不是艾思米拉达，我认为他们都属于象征性的神明人物。我最喜欢那个神父。因为他复杂、真实，他一看到艾思米拉达，就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威胁，感到了自己危险的境地。他有着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罪恶与欲念，同时也只有他最接近、最懂得那个神明的世界。复杂、微妙，并且有着向光性。这或许也是我写作时审美上的一种取向。

吴：其实，今天的这个地方倒是我特意挑选的。并不是说这家店有什么特别，我是借着它的名字来的，觉得在“时光倒流”中谈你的小说正好。过去的情怀（我不敢说“过去”就是“古典”〉点缀在现代的生活中，就像幽灵在活人中出没游荡。大都市的人往往靠这个来自我满足，美其名曰怀旧。怀什么旧呵。现在怀旧的人大都是根本就没有旧的人。这也是一种貌合神离，自欺欺人的虚假，但令人陶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