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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S师一样，有一批部队撤编撤出了名，大报、小报和军区、总部的工作组，都写他们的事迹，写者动情，读者感奋。如果把他们的表现同另一些人的行为比一比，简直不敢相信：同是共产党，同是解放军，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S师政委柴家信说：“部队整编不是一次了。凡是领导把关不严的，每次都有一批干部犯错误。这就像打仗一样，在战场上好像是‘不拿白不拿’，回来后都要来个‘一切缴获要归公’。结果贪占公物的，有的受处分，有的挨通报。”

师长刘代坤说：“我们坚持在财、物上严格把关，与师里年前发生的贪污案的教训有直接关系。”在那起贪污案中，一个科长被判刑，一个助理员被开除党籍，降职降级。他们栽了跟头，终生遗恨，做领导的也很痛心。

他们是聪明人，他们有远见。他们在行动之前就想到了行动的后果，可谓“警钟长鸣”。而另一些同志却似乎失去了理智。

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组织中，生活在某一组织的领导、教育、关心和约束中，那么，一旦这个组织被撤编，就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人与人的一切联系都切断了。你不再领导我，我不再监督你，你我他谁也管不着谁了。像突然脱离了地心引力，人心失重了。在这种状态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约束、控制和匡正，庄严的战略性行动将在一片混乱中变得面目全非，为着崇高目标的一切努力，将被四面八方的冲击力和摩擦力消耗殆尽。

对此，党中央、中央军委在下决心的时候是有充分准备的，并且显然具有足够的信心。为了保证体制改革、精简整编顺利进行，为了避免同志们在大转折的关头犯错误，军委邓小平主席、杨尚昆副主席等领导同志，从军委座谈会上提出整编之日起，就一再提醒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发扬风格，顾全大局，模范遵守纪律。各总部在制定行动方案的同时，也制定了各种政策、规定和要求。6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和总部领导同志再次向与会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服，向全军发出号召。

还在部署整编行动之前，军委纪委首先召开了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纪检工作如何保证这一战略行动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总政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发挥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搞好整编中的思想教育。接着，全军各级纪委几乎都召开了会议，分别制定出若干“必须”、若干“不准”，层层下达。

组织是严密的，规定是具体的，行动是坚决的。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全军纪检系统的工作同志，将个人的进、退、去、留置之度外，刚正不阿，辛苦备尝，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和很高的效率——除了南疆前线的忠勇将士们之外，他们是这场百万大裁军的又一条保障线。

毋庸讳言，某些单位在整编中发生的问题是严重的，其范围和程度甚至超出想象。然而同样超出想象的是：查处这些问题的过程竟然相当迅速而顺利。这一组矛盾现象中，不乏值得回味和记取的东西。

1985年六、七月传说某撤销单位的大院里出现了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景象。

今天分机动福利费，明天发烤火费，后天又发购买学习资料的党团费。端午节、“七一”节、“八一”节，节节“补助”。起初的几笔款项，都还有些合情合理的缘由和名义，到后来，有的部门分得兴起，分得手热，也顾不上是什么“费”什么“金”了，有的用文化教育奖励费和办公费买电炒锅和毛毯，有的分了用业务费购买准备发给部队的收录机和照相机，有的分了出租军教片和射击场的收入……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尽所能”。三个月内，机关人员平均每人分得八百三十九元。

正当这里分得热闹，军委纪委的专职委员带着工作组到了。他们的皮包里装着寄到北京的揭发信，装着军委首长的批示：“严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