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是解决大顺现在普遍贫困的最终良药，但任何事情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有时候，围绕着一个长远的目标，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进两步、退一步的。

后世尹里奇说过，左的幼稚病问题。

实际上，这个类似的问题，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

法国的重农学派就是个典型。

不是说自然秩序、国内市场、世界市场、无形之手这些东西不好——好不好是相对来说的，相对于法国的旧制度，肯定是进步的。

而是说，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倒是小事。

更大的问题是步子迈太大，就67年重农学派对法国粮食危机的“等待自然秩序调节”的表态，只能说他们没被法国的底层挂树上，那真是命大。这会激起非常剧烈的反对，甚至达成某种物极必反的效果。

仿佛，不考虑现实，只要全面自然秩序，一切就好起来了。而如果没好起来，那肯定是秩序不够自然。

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幼稚病，并且这种幼稚病一直延续。并且，很可能达成物极必反、月满则亏的效果。

大顺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有些类似。

这个问题，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工商业的幼稚病。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刘玉没出走之前，是大顺的工商业起步艰难，所以要不惜代价地维系工商业的发展，让他们成长起来。

而现在，情况和当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的确，当时刘玉是说过，工商业发展是解决大顺普遍贫困的终极解决方法。

但是，这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慢慢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来个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直接搞炸了。

大顺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诸如什么人种、民族精神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基于物质基础、历史条件的不一样。

说一个耳熟能详的简单的故事。

《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里，七人众面对杨志，说自己是“濠州人，去东京城贩枣子”。

这里不提成书过程中的地理问题，只说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怀疑，亦算是可以从侧面证明，在盐铁会议之后，天朝内部在政策上是国内统一市场的，是可以跨越千里贩卖商品而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但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以及帝国面积广阔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在加上运费之后，无利可图。

这么说吧，后世相对于18世纪，肯定是更加的自由贸易的。

那么，后世却没有人把煤，往大同运，去大同卖煤；也没有人收一堆木材，去大兴安岭卖。

所以，可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由贸易在后世根本不存在吗？因为没有人把煤往大同卖、也没有人把木材往大兴安岭卖。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

某种程度上讲，在铁路建设之前，大顺国内的市场就是这样的：政策上的国内的自由贸易、现实里因为地理因素运输因素导致的区域性经济。

就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大顺，比如说，关中丰收。

你从陕西收了一堆粮食，跑到江南去卖，也绝对没人管你，更不可能说不允许这么卖。

唯一的问题是，要不是脑子发烧、钱多到没处花，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

这是大顺之前的国内经济、贸易、国内市场的问题——你哪怕说前朝大明，甚至更往前的蒙元，也没听说诸如限制某地不准纺织、限制某地只能放羊不准纺呢绒。

而欧洲的情况，恰恰相反。

比如法国、比如意大利。

这里不提法国的重农学派，那太激进了。

说个不太激进的重农修正派，伦巴第改革主义，他们的重农主义，面向的也是“国内”林立的关卡、和各种限制、区域间的贸易限制而发出的。

要注意的是，“国”与“国”是不同的。

大顺是个国。

意大利也……呃，当然，此时并不存在意大利，况且就算是说此时存在意大利，那么意大利这个国的国内贸易，距离上最多不也是“濠州人士去东京城贩枣子”的水平吗？

也即是说：大顺国内，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水平、交通工具的限制。使得大顺在原则上，过去在国内是自由贸易的，而且是在整个欧洲都算是非常吓人的资本自由——买卖土地，毫无限制，产权清晰，土地上几乎没有乱七八糟的封建权益，什么养鸽权、狩猎权、拾穗权什么的，全都没有。你有本事拿到地契，《大顺律》就会保护你的所有权，至于你怎么拿到的，这个基本不管。毕竟说，《大明律》、《大顺律》都有对最高利率的限制为年息36%，但是九出十三归之类的花样层出不穷，也压根管不明白、管不了。

而在欧洲，是地理条件、运输水平、交通工具都合格，毕竟国土也不大。但是，封建势力、商人行会、区域寡头、封建法等等，使得连“国内粮食的自由流通”，都需要弄出一个非常激进的学派，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再说一遍：《国富论》，不是对英国现状的总结，而是对英国现状的批判。

同理。重农学派，也不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总结，而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批判。

《国富论》不是在说“我来解释下为什么英国这么富庶”。

而是在狂喷“英国再这么搞迟早要完”。

甚至于，他在介绍北美的一些大商人成功的时候，故意隐瞒了这些成功大商人和政府合作、走私、私掠、海盗销赃、垄断权等事实，而是扭曲为这就是自由贸易的成功。

因为是黑的，所以才呼唤白的。

而不是后来，我是黑的、我牛叉，所以黑的才会牛。

破除了这个思想钢印之后，再看大顺和欧洲的情况，也就明白二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啥了。

意大利和法国的问题，是过去的封建制度、区域性地方势力，数百年的历史因素，使得他们明明具备了“国内统一市场”的条件——意大利的地中海运输、法国的劳役修公路，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根本不存在一个地理和运输条件的难题。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不是把江南米运到甘肃去救灾缓解粮价，这两者虽然都是“国内”，可距离上的差别可大了去了——所以，他们具备了物质基础，却还欠缺社会意识、也欠缺这种消除国内地方势力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施政手段、政治构建。

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而大顺是反过来。

因为火轮船、铁路、海运的发展，使得大顺原本在地理上并不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具备了。而大顺这边，自始至终对于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限制，在政策上并不存在，过去没有只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导致的。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火轮船铁路的发展，使得大顺不得不面临许多之前并不存在的问题。

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重农学派的启蒙，以及他们的“思想”上的革命，使得法国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混乱。

而因为他们的物质条件，实际上已具备出现这种全国性的混乱的基础。

但在意识上，还需要启蒙。需要理解啥叫私有制、啥叫自然秩序、啥叫国内的自由贸易。

所以，在法国，是“辞藻胜于实质”。

法国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类型的全国性的混乱和面粉战争？

因为之前，光是和面包、商会、城市面包行会、区域封建等相关的、稳定面包价格的法令，就有七八十条啊。

为什么会出现全国性的混乱？

重农学派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地方的各种区域性法令、行会、垄断，用粮食做自由贸易自然秩序的样板。

因为丰收地区的底层，也不想让本地的粮食往外运，这会导致粮食涨价。

所以，饥荒的地方，囤货居奇，老百姓反对；丰收的地方，囤货收购，拉高粮价，老百姓还是反对。故而才出现了法国之前压根没经验的全国性的粮食问题。

这既可以说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幼稚病——脑子抽了吧？粮食你也敢完全的自然秩序，而且还在那大放厥词滴滴咕咕说不要干涉？老寿星上吊嫌命长了吧？

也可以说这反应了法国农业才是最主要的产业的现实，别的玩意儿改不改的意义不大，量太小。

而在大顺。

因为铁路的修建、火轮船的应用，但并不需要重农学派的启蒙，因为重农学派的那些东西大顺这边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濠州贩枣子去东京城，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没听说濠州有法令说不准运枣子去东京城啊。

而铁路的修建、火轮船的应用，使得大顺出现了一波可能波及全国的混乱。

因为以前只能从濠州贩枣子推着小车去东京城，而现在可以贩枣子坐火车去五国城了。

之前大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的基础，法理上的国内市场、实质上的区域市场。

而火轮船和铁路的出现，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成为可能。

也即是说，大顺不需要重农学派给人启蒙，因为大顺朝廷从来没禁止过，比方说江南的粮食不能往陕西卖。商人不从江南拉粮食去陕西卖的原因，不是朝廷的法令阻碍国内统一市场，而是因为千里不贩籴的商业规律。

故而，在大顺，是“实质胜于辞藻”。

当然，这里面最终的问题，还是物质基础。

法国没有农业革命、没有劳役修路、没有西欧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出现打破粮食区域性问题的基础。

而大顺若是没有火轮船、铁路等这些新的交通工具，以及对外扩张、沿海先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出现先发地区工业品对内地冲击的问题——没有火轮船，就算松苏的纺织厂已经搞出了走锭精纺机和织布机，沿江上运的成本，也压根不可能对江汉纺织业造成极大冲击——一二鸦之后的子口税、火轮船、内河通行，才让冲击传导到了九省通衢之地。

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前的大顺存在吗？

显然，当然不存在。

因为几十年前，大顺还因为两淮盐往湖北运的问题，朝廷上下头疼无比。盐这种一年吃个几斤的东西都因为运输问题头疼成这样，怎么可能会面临交通发展带来的区域性经济被打破的问题？

人，不能对着一张白纸思考出许多问题。能对着白纸思考的，那是先知，不是人。

那么，此时的大顺，能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显然，是可以的。

因为大顺已经在国内、国外，对这种冲击，进行了两次预演了。大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会从历史中总结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可能会正确地解决问题。

在内。

人的寿命毕竟短暂，而历史的变化又过于漫长且缓慢。

所以，大顺这边的人，或许不能意识到西域问题的变化，源于帆船发展和商路变化。

但是，在大顺活着的人中，可是真真实实经历过一场关于交通运输变化导致的诸多问题。

那就是大运河被废，导致的扬州衰败、鲁西衰落、胶东崛起、运河经济带崩溃等等。

这，可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比西域因海洋运输而衰落更加直观的变化。

在外。

兰开夏的衰败、利物浦因为纺织品中心东移到了阿姆斯特丹而被打断发展、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起义……这些，也都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历史”。

固然说，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衰落，和先进生产能力战胜落后生产能力关系不是太大，而是差毬不多的生产能力将原始积累中的商业霸权和国家强力的力量展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这是个稍微变换就足以以史为鉴的事实。

大顺这边已经有人研究过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朝着基本正确的方向去分析了。

比如说，鲁西地区的棉纺织业，因何而兴、因何而衰。

因为运河，也因为鲁西地区适合种棉花，加之距离京城消费市场更近，运河运输加成等，于是临清成为了北方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

因为废漕，也因为大顺对爪哇和印度的征服获得了更廉价的棉花、沿海地区的原材料粮食和技术资本的优势，于是鲁西的棉纺织业在挖黄河河道阶段的保护性出口政策下短暂存活了一阵后，终于还是毁灭了。

这看起来……似乎好像这也没啥，这点分析能力不也就是“中人之姿”吗？

但，事实上，这在大顺，可算是实学派的方法论真正走上前台的标志性分析。

因为，在此之前，分析鲁西地区的繁荣，角度多是诸如“近圣人之故里”；“孟母曾母既有纺织之事”；“女织男耕”；“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之类之类的。

当然，鲁西问题，是扬州问题的余波。

而扬州问题，给大顺这一代人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千年繁华，短短几十年间，衰败颓然。

而实学派必须要给出一个解释，一个“必要的代价”的解释，否则刘玉的一系列改革将要面临极大的质疑。

由是，这种分析方法，才迅速推广开。

从扬州的衰落开始，这种不扯犊子的什么“商业意识”、“民风”、“近圣人故里”之类的分析方法，才开始兴起，并且逐渐摸向了18世纪的经济学——17世纪的经济学，全世界都一个鸟样，英国经济学家分析英国为啥不行的时候，就大谈民族性，说英国的民族性不如荷兰，所以英国不行，迟早要完。

当然，几百年后的一些所谓经济学，弄得连18世纪都不如，反动回17世纪的水平，那是以后的事。

而就现在来说，大顺这边在政治经济学上，总算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固然说，围着刘玉的棺材，大顺这边的官员避开了大顺现在真正的大问题，但至少他们对于工商业的思考，还是有意义的。

只不过，工商业发展确实是未来，但怎么转型，绝不是简单的放开子口钞关、和不放子口钞关，这么简单的问题。政治和经济不分家，内地的两三亿小农问题……法国都知道砸面包店，难道这边不知道反抗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