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没睡好，早晨醒来，胖同学电话响了，他跑出去接听，我翻个身接着睡。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表情很奇怪，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听他说：“我大学的班主任去世了，在南京。”

我使劲眨巴了几下眼睛，才确定自己是醒着的，没做梦。我坐起来，看着他。半天，胖同学告诉我，明天早上追悼会，他的同学已经去买火车票了。他拿不准要不要去南京，倒不是怕麻烦，而是本能地抵触任何追悼会。说实话我理解，此生迄今唯一参加过的一次追悼会还是十二岁，在西安念初一时候作为班里的学生代表参加几何老师爱人的追悼会了。那情那景，至今记忆犹新。我们两个对着沉默了好一会，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牢了，张嘴就说，“我要是哪天死了，我从前的学生肯来看我，我一定会很高兴的。”

就这一句话，我们决定一起去南京。坐晚上最后一班飞机，明天他去追悼会，我去找百合聊天喝茶，到下午再坐飞机回来。

说动就动，我开始给百合打电话，胖同学去推掉他早就定好的各种事宜。结果，百合不在南京，胖同学约好的人推不掉。前后也就一小时吧，我们的周末已经在飞行两千四百公里和宅在北京之间打了好几个转了。最后决定，我们留在北京，但是请去的朋友帮我们带个花篮。

事儿定好，我们开车出去吃饭。坐在车上闲聊，不知不觉开口说到的都是自己的老师。我讲起我中学的数学老师，他讲起这位刚去世的班主任。他说，班主任大他十七岁。我扳指头认真算算，我比我的学生们，大十三岁。

回到家，苏西从厦门寄给我的红茶到了。我拿剪刀拆开包裹袋子，一袋一袋把一大堆小袋红茶掏出来，想想这些从温暖的地方寄来的茶叶和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女朋友。想想我几乎差一点就可以见百合一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情。

这心情怎么形容呢。就像我妈妈偶尔打一次电话给我，每次都少不了给我描述退休后的生活。她计划着要去海南养老。她要搬家到浐灞的新居。她要锻炼运动，日日散步。她要来北京看我，给我做饭，增加营养。我有多少次想打断她，暴喝着说，快去快去，不要等，不要计划，想到就赶紧去。

我生怕来不及。我才不要我爱的人等着梦想实现。

我没去成南京，倒是坚定了下下周末回西安陪我妈过生日的决心。

我妈不缺我送的任何礼物，我想她缺个闺女陪在身边。这个礼，我还是送得起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