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转直下

二十七

德黑兰会议，是以斯大林取代蒋介石的另一次三巨头的会议。他们的中心议题是未来欧洲战场的发展以及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划分。斯大林出于苏联卫国战争的自身利益，要求英美执行代号为“霸王”的法国北部登陆计划，也就是震惊世界的诺曼底登陆；丘吉尔站在大英帝国的立场要推迟开辟第二战场，并尽量把战线从英吉利海峡南移到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美国想尽快结束欧洲战役，并希望苏联挥师东指，共同消灭日军。为此，罗斯福极力支持苏联，要求英国按期执行“霸王”计划。结果，英国在美国和苏联的压迫下被迫同意接受“霸王”计划。斯大林为答谢罗斯福的合作，允诺德国投降之后，苏联红军对日宣战。

聪明的丘吉尔决不同意西面作战，遂借口执行“霸王”计划而拒绝执行开罗会议所决定的旨在收复缅甸的“海盗”计划。这样，德黑兰会议结束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又不得不回到埃及，重新召开第二次开罗会议。由于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返回中国，这次开罗会议就变成两大巨头的会议。一如所料，旨在收复缅甸的“海盗”计划遂成了激烈争吵的焦点。美方代表坚决反对取消这一计划，否认这一计划会阻碍“霸王”计划。同时，他们认为如果不实施这一计划，“委员长就不会调出Y军，缅甸战役也就会因此而失败。马歇尔和金担心，一旦缅甸战役停止，日本人就能更有力量抵抗美军在太平洋的进攻……罗斯福认为，他对蒋介石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蒋介石在离开开罗时，对盟军将要进行一次两栖作战行动这一点深信不疑，尽管他自己并不打算参加这一行动。但丘吉尔还是强硬地拒绝答应参加这一行动。在他看来，‘海盗’计划所需的人力和物资完全可以被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这时，蒙巴顿已经将这次行动所需要的人数提高到五万，这一举动使丘吉尔的看法有了更充分的依据……这场争论激烈地持续了三天”。据说，在这次会议之前和之后的所有会议上，美国人的建议从未受到过如此“强烈的反对”。

按照例行的会议程序，军人——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得不出统一的结论的时候，就把矛盾上交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由两大巨头协商解决。

丘吉尔作为战略家，非常清楚罗斯福心中的战略中心在欧洲，而支持中国的真实目的是在“中国大陆上拖住日本人”，策应美国太平洋战场的顺利推进。换言之，他认为罗斯福决不会把收复缅甸的“海盗”计划和在诺曼底登陆的“霸王”计划并列，更不会因自己推迟执行“海盗”计划而拒绝出兵参加“霸王”计划。因此，他胸有成竹地与罗斯福辩论：德黑兰会议规定的欧洲作战计划没有留下足够的登陆手段以进行孟加拉湾的战争即“海盗”计划；斯大林既然保证要参加对日作战，那就没有必要争取中国的基地；为了确保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人”，可“继续飞越驼峰以空运军用物资，将足以使中国保持作战能力，并在斯大林万一不能履行其诺言时仍保留使用中国基地的选择余地”，这是两全其美之策。

罗斯福对丘吉尔的战略意图了如指掌：他希望通过日本乞降归还缅甸，决不愿意由中国和美国参战收复这块失地。再者，罗斯福也明白“海盗”计划是建立在英国愿意派出陆军与海军进行两栖作战基础之上的，时下，丘吉尔拒绝派出海军舰只在孟加拉湾发起进攻，这就等于自动宣布“海盗”计划无法进行。在此情况之下，如美军坚持派出舰只取代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缅登陆，不仅会削弱太平洋战场的实力，而且还势必影响和英国的关系。两相比较，美国只能为了英国的利益食言而获罪于中国。为此，罗斯福于十二月五日给丘吉尔发了一个简短的电报：“‘海盗’计划已取消。”

食言是政治家的大忌，况且罗斯福在蒋介石夫妇心目中的地位至高至尊。因此，罗斯福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另外，罗斯福一手操纵和努力，把中国抬上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而短短几天之后，又由他自己采取行动背弃对蒋介石的承诺，这不但会加深中国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之感，还会使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越发地藐视中国。所以，罗斯福难免不陷入道义上的自我谴责之中。

但是，政治家无一不是最大的功利主义者，在所谓道义和功利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无一不是弃道义而取功利。因此，罗斯福很快摆脱了道义谴责的困扰，给蒋介石发了这则电文：

经过斯大林元帅会商后，我们将于明年晚春在欧洲有一大战，可望能在明年夏末结束对德战争。但因是之故，遂使吾人不能供应足量登陆舰于孟加拉湾，实行两栖作战，以支持Tarzen之战略。在此情形之下，阁下是否仍照原定Tarzen计划进行作战，或将Tarzen计划延至明年十一月，庶大规模之两栖作战可以实现，至于越峰运输之陆空军供应，则在集中努力之中。

十二月七日罗斯福

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对罗斯福、丘吉尔、马歇尔等人来说犹如家常便饭，而这些盟国的领袖人物也视决议更改为常事。可是对史迪威而言，这则变成了朝令夕改、令人眼花缭乱的儿戏。他曾经试图以文学家的视角，看待自己在这两会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水手外交官”。他说到自己的感受：等于是“把一名水手突然抛入这一阶层，尤其在他是一名军队的水手时，事情会使他十分茫然无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军官的思路狭隘而刻板，他只对战争感兴趣，这将使他得以晋升和受到嘉奖；他只受过极其有限的教育，对美好的生活不会享受。他一出现时就处于不利的境地，每个人都急切地期望着再来致命一击，将他送回属于他的地方去。即使在战争期间，假定军事对于形势具有首要意义时，他也很难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因为他或许会对神圣的外交特权进行攻击。人们忘记了的事实是，他出现在此并非因为他想如此，而是他被命令如此”。

同时，史迪威认为：“玩国际政治很像玩扑克牌。为了有利可图，在一大堆参赛者中你只需要有一个喜欢上当受骗的傻瓜就行了，特别是他要有足够多的现钞，而且对人们关于他具有竞赛气质的暗示十分敏感。最好是让他觉得，人们允许他坐下来是个恩惠——要让这点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其他的玩者就可过上一个快乐的夜晚了。他可以很容易地被人劝诱着在桌上下赌注——他在面前放上真钱，而忘了带皮夹子的其他人则在小纸条上打欠条，互相传来传去。他们完全相信这些纸条终会在壁炉里找到归宿。当这个傻瓜决定要回家去睡觉时，你甚至可以十分有礼貌地表示反对，有教养地流露出一种受到伤害的感觉。

“我的国际政治游戏入门课是在东方上的，头一次因淹没而引起的休克十分严重，但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反复地被淹没产生了使人麻木的效应。我到过中国、日本……的一些地方，但我一直是在楼厅的后座上看戏。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走到幕后，亲眼见到了一些没有着装、没上油彩的明星们，我还撞上了许多从前面看不见的事情。”

史迪威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他所热爱的是打败敌人的战场，他经常听到的是与敌人激战的枪声，而留在他记忆中的却是大战后的硝烟和尸体。他自然与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如此排场的迎送仪式、丰盛宴会乃至于那些身穿礼服的男女与会者虚伪的谈笑格格不入。尤其当他想到德黑兰会议把开罗会议当做祭品牺牲掉的时候，这格格不入的情感猝然之间化做了憎恨和藐视。他情不自禁地吟了这样一首诗作：

号角划破长空，

听，号声多么嘹亮。

士兵闻声惊醒，

国王走在路上。

前面跑着副官，

忙于打扫国王的座椅。

宪兵挥舞木棒，

高叫注意，休要失礼于国王。

虔诚肃静，民众敬礼，

倾听着国王气盖山河的声音。

他迈步在前，手握主杖，

侍从左右，紧随身旁。

国王挥手如同苍鹰俯视大地，

臣民肃然起敬，无声坐下。

天哪，

想想在那晴朗的阳光里，

度过那么美好的时光，

我能否期望那般显赫，

像傻瓜一样。

马歇尔是一位冷酷的兼具政治和军事素质的战略家，在这些方面不怕冒犯、顶撞像罗斯福这样了不起的大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位很讲朋友之道——尤其是不愿让部属为难的温情主义者。他十分了解史迪威的军事指挥才干——如果不是被派往中国战区遭受这数不清的磨难，他一定会像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样名扬北非战场，甚至还有可能被任命为盟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指挥官！而今晚，这位一心扑在战场上的将军又被剥夺了指挥旨在收复缅甸的“海盗”行动的机会，命运驱使他再次去**所不擅长的外交折冲，并继续和蒋介石这样典型的东方谋略家共事，真是太强其所难了！另外，第二次开罗会议再次使史迪威成为受害者——仅两手空空地回到重庆这一点就使他无法向蒋介石交差。为此，马歇尔感到愧疚和不安。最后，他主动提出把史迪威调往另一个战区，在那里，“会有供他指挥的美国军队和供他发挥才能的广阔天地”。

史迪威真诚地感谢马歇尔的良苦用心，但他却谢绝了马歇尔相救的好意。这是因为“自从他离开缅甸的那一天起，他就下定了决心要重新回去”。或许是他从昔日和蒋介石打交道的教训中感悟到了什么，他主动提出行前拜会罗斯福，想从总统那里了解取消“海盗”计划是否反映了政策上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应如何与蒋介石打交道。

马歇尔非常欣赏史迪威的决定，自然也满足了史的要求。是马歇尔有意安排？还是出于史迪威的要求？罗斯福在召见史迪威的时候马歇尔没有出席。陪同接见的除去总统政治顾问霍普金斯之外，还有史迪威的“国务卿”约翰·戴维斯。或许是这次总统召见所谈内容重要的缘故，他把会谈记录抄在了自己的日记上。现摘抄有关段落如下：

罗斯福：哎，乔，你对这个坏消息怎么想？

史迪威：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糟糕。

罗斯福：我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像骡子般地坚持了四天，但没有用处。开会也没用。英国人就是不愿投诸行动，我无法使他们同意我的看法。

史迪威：我想知道这对我们对华政策有什么影响。

罗斯福：好吧。如今我们同中国已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我把这种感情的一大部分归功于传教士们。你知道，我与中国有历史渊源关系，我祖父在一八二九年时就去了那里，汕头和广州，甚至去过汉口。他同当时的每一个美国人一样怀有雄心，他成了百万富翁，回国之后他把钱投在了西部的铁路上。不出八年他失去了所有的钱。哈！哈！哈！随后，他于一八五六年又一次去了，在内战期间一直待在那里，而且再一次成了百万富翁。这一次他把钱投在了煤矿上，直到他死后两年煤矿才开始赢利。

史迪威：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提高中国的地位。

罗斯福：对，对。提高她的地位。这次大战之后他们将需要我们的巨大帮助，他们将会需要贷款。蒋夫人和大元帅眼下想要十亿美元的贷款，但我告诉他们这很难获得国会的通过。嗯，我不是一个财政专家……你以为蒋能维持多长时间？

史迪威：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再来一次五月份的那种进攻就会把他推翻。

罗斯福：好吧，那么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

史迪威：他们也许正在找我们。

罗斯福：是的，他们会来找我们的。他们确实喜欢我们，这话只限于我们几人之间，他们不喜欢英国人。你看，我们同英国人在那里的目的不同。譬如说，香港。我倒是有个让香港成为自由港的打算：向所有国家贸易开放——对全世界！但先让我们在那儿升起中国旗，蒋紧接着就会作出一个友好的姿态，让它成为自由港。这就是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我直截了当地问过蒋，是否他想要印度支那，他说：“决不！”就是这么个词——“决不”。

史迪威：蒋很难对他的人民解释——盟国不愿打开缅甸。

罗斯福：是的，是的。但如果我们不投入这一行动……我们就可以把更多货物运入中国……你们可要记住，你们都是大使！哈！哈！哈！是的，先生，你们都是我的大使。

……

罗斯福的谈话虽然是高屋建瓴，却依然是有点漫无边际。对史迪威而言，他只是感到罗斯福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并产生了“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的念头。但是，关于他回到重庆后和蒋介石打交道的具体政策——也就是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是什么，他仍然未能从罗斯福的谈话中悟出几条来。行前，他只好求教于马歇尔。

马歇尔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为加速推动太平洋战场的顺利进展，依然要求中国在缅甸予以策应。换言之，虽然盟军收复缅甸的“海盗”计划取消了，但仍旧需要中国派出X军和Y军发动缅北战役，把日军死死地拖在中国和东南亚。所以，马歇尔心情有些沉重地对史迪威说道：

“要下定决心推动蒋委员长发起缅北战役。”

马歇尔的指示精神正中史迪威的下怀。在史迪威的心目中，旨在收复缅甸的“海盗”计划是最高司令蒙巴顿建功立业的战机，而缅北战役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是他史迪威真正的用武之地。当然，他也清楚蒋介石的基本战略思想：没有英国的海军舰只在南缅登陆，他是决不肯把X军和Y军单独用于缅北战役的。为此，他有些为难地说道：

“蒋委员长不同意发起缅北战役怎么办？”

“要利用一切条件推动他！”马歇尔加重口气说，“我帮你推动他，同时，我还要说服总统推动他。”

史迪威带着这一令人厌烦的问题回到了重庆，“在没有比他个性力量更大的推动力的情况下督促蒋（介石）进攻缅甸”。

蒋介石历经开罗会议，更加明确地感到英国人——尤其是英国首相不愿意或不情愿尽力帮助中国，并从中悟到了英国人如此而为的真谛：“中国一旦在战后取得亚洲和世界强国的地位，就将对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利益造成威胁和损害。他们固然不希望中国在战争中被打垮，但也不希望中国通过战争而强大起来，最好的办法是维持现有的局面，使中国永远处在贫穷、软弱、分裂的状态中。这实际上也是战时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思想。”有鉴于此，蒋介石认为英国人不仅在开罗会议上再三阻挠发动旨在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的反攻缅甸的战役，而且在今后也会按此既定方针行事。总之，他越发地看清了这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极端自私和狡猾的面貌。

蒋介石对和史迪威的关系不睦，向来视祸根在美国军界，尤其是归罪于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在开罗会议期间，针对蒋介石要求获得更多军火物资一事，马歇尔将军曾当面给以严厉反驳：“现在让我明说吧，你们在谈论你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权利’，我却认为这些是美国的飞机、美国的人员、美国的物资。我不明白你们凭什么要说我们不能做这做那。”这就更加深了蒋介石对美国军界的恶感。蒋氏告别开罗的前夕，夫人宋美龄又通过内部关系获悉，美国军界有人主张中国“陆军应该发动政变，掌握权力”。这就必然促使蒋氏对美国军界的恶感变为理智中的防范了。也就是在偕夫人宋美龄于归途中逗留印度，视察、检阅部分驻印军队时，蒋介石立竿见影地给了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对此，郑洞国将军作了如下记述：

他们夫妇及随行人员一到达营地，美方人员就一再邀请他们下榻于总指挥部内，但蒋氏却坚持要住在我的军部里。此举颇使美国人有些尴尬，也使我很为难，因为军部的营房都很简陋，实在找不到像样的房子供他们休息。正巧我的妻子刚刚从国内来探望我，仓促间只好将我们的卧房腾出来，稍加布置，临时充做蒋先生夫妇的下榻处。从这桩小事中可以看出，当时蒋先生与美国人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蒋介石在回到山城重庆之后，就像所有政治家那样作个积极筹划所谓的“海盗”计划的姿态，给正在德黑兰举行会议的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看。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第二次开罗会议竟然否决了“海盗”计划。他当时的直接反应是，这是英国人的主意，但再一看电文是罗斯福发给他的，故又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自问：“美国人为什么会同意取消‘海盗’计划呢？”

蒋介石是一位讲求实力政策的政治战略家。在他处理和战时盟国的关系时，或与盟国协同作战，或向盟国索取战略物资，均视“中国战区之战略地位”而定。而“构成中国战场之战略地位，因素有二：一曰人力，二曰地形。前者指中国作战之可用兵源，后者指中国接近日敌之空军基地，然两者皆与英美全面战略有关。当英美全面战略需要中国人力地形之贡献时，中国战场价值便高；当英美全面战略不需要中国人力地形之贡献时，中国战场价值便落。价值高，中国之要求，能为盟邦所看重；价值落，中国之要求，便为盟邦所冷落。此乃国际政治交易之常态”。

第二次开罗会议中盟国为何会有战略变故呢？蒋介石不会相信罗斯福来电的解释，他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构成中国战场之战略地位”的因素发生了变异，也就是说，“中国战场之价值逐渐跌落”。他几经沉思与比较，又很快找到了“跌落之原因有二：一为美海军长程航空母舰之诞生，二为B—9式远程轰炸机之出世。因有长程航空母舰之武器，美国遂享有中太平洋之制空制海权；因有B—9式远程轰炸机，美国遂在中太平洋岛上取得直接轰炸日本本土之便利。前者发生海军封锁日本之威力，后者发生空军摧毁日本重工业之生产，两者皆可不需大量之陆军与邻近日本之基地，于是中国人力地形对于美国全面战略之贡献，即亦骤见锐减”。

面对中国战区于美国太平洋战区之贡献骤见锐减之态势，蒋介石又很自然地得出如下结论：“美国重视中国战场，中国对美国有求必应之原因在此；美国冷待中国战场，中国有求必驳之原因亦在此！”因此，蒋介石时下考虑的中心是：在美国同意取消“海盗”计划的前提下，如何还能从美国获得更多的军援物资。

恰在这时，史迪威回到了重庆，并向蒋介石传达了美国的意见：要中国远征军单独发动缅北战役。

蒋介石非常敏感，立刻明白了美国的战略意图：把策应太平洋战场的任务交给中国。他作为中国最高的当权者，决不会为藐视中国的大英帝国收复缅甸失地，同样，他也不会单纯地为策应美国的太平洋战场而牺牲中国将士，耗尽中国的财力。但，他又因此而获得了名正言顺地向美国索取军火物资的借口：在没有英国人参加的前提下发动缅北战役，美国就必须给中国更多的军援物资。他依据“敌变我变”的原则，相应地调整了往昔直言支援的策略，只字不提军援物资，只是断然拒绝中国远征军在缅北采取军事行动，迫使美国主动地把军援物资送到中国来。

这就必然又和史迪威发生严重的对立。

也就是在这期间，蒋介石为支撑中国战区要求得到十亿美元的贷款遭到了美国的拒绝。财政部长摩根索在一份“措辞坦率”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在拒绝提供贷款的同时，向中国人作详细的解释，告诉他们，中国现在需要的是食品、物资、机器和军火弹药，其数量之大决定了只能由陆路和海路运进。他认为，为了打开后勤供应的大门，中国人自己应该投入战斗”。

蒋介石把美国断然拒绝十亿美元贷款的举动，依然归结为中国战区之战略地位的下降。或许是他因此对用拒绝发动缅北战役的策略制约美国能否有效没有把握——说不定会把中美关系搞得更复杂化，他的脾气也随之变得喜怒无常起来。不知其故的史迪威被弄得有点莫名其妙，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

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典礼。在“花生米”登上讲坛时乐队指挥数着1————，不幸的是乐队在数到时就奏起了音乐。“花生米”怒气冲冲地让乐队停止演奏，对乐队指挥一阵大骂：“要么开始就奏乐，要么从开始。别从开始！”后来，一个发言人从裤兜里掏出了讲稿，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对他一阵大骂，对他说：在外国你可以往裤兜里放手帕但不能放讲稿，讲稿应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里。再后来，有个人在仪式的过程中绊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应该被枪毙……枪毙，用他最高的调门重复地喊着。

史迪威在玩弄权谋方面永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他认为自己无法劝说蒋介石赞同发动缅北战役，主要原因是美国——实质是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无法降伏蒋介石，从而使美国在这场比赛中永远处于被动的局面。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教训写了如下这段检讨——或曰为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开了一个药方：

“我们对于这一比赛的基本概念是错误的。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有竞赛的本能，我们希望在半途中与人相会，握手相庆。但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我们对骗子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我们总是忘掉过去的经历，天真地希望下一次事情的结果会好一些。在实际情况下，比赛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艰难的，除非我们准备好了与所有来者分享我们的财富。略多一点现实主义便是我们需要的良药。”

史迪威曾两次和蒋介石长谈，均未说服他所厌恶的“花生米”发动缅北战役。相反，蒋介石却拿出罗斯福发给他的电文，以“或将Tarzen计划延至明年十一月，庶大规模之两栖作战可以实现”相驳，搞得史迪威难以回击。事出无奈，他只好求助于宋霭龄和宋美龄，希望这两位昔日的结盟者从旁相助。

但是，史迪威日记云：“见梅和埃拉，她们已近乎精神崩溃。”他感到震愕，因为他并不晓得这时蒋、宋、孔三大家族的权势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蒋介石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之前，为削弱宋子文的权势，免去了嫡系将领陈诚的中国远征军司令之职，调赋闲有年的卫立煌继任，当他在开罗期间听说美国军界希望中国陆军发动兵变，掌握权力之后，就暗自下定决心清查亲美的将领。他回到山城重庆之后，戴笠密报陆军中的少壮派有发动兵变的异动，这就更增加了蒋介石的疑心，他当即下令逮捕了二百余名少壮派军官，并秘密处以死刑。虽说外界当时尚不完全清楚这宗如今已成为千古之谜的事件，但宋氏两姐妹已有所闻。她们认为这是宋子文搞的反扑，是借蒋介石之手争夺孔门的大权。因此，宋氏两姐妹最担心和史迪威结盟抑制宋子文权势增长的事暴露，故提心吊胆看着蒋介石的脸色行事。这就是史迪威在日记中写的“梅急得发疯……我看得出她情绪低落”的真正原因。

蒋介石在玩政治牌的时候，是敢于下最大的赌注的，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作为对美国拒绝提供十亿美元贷款的回答，他又提出了惊人的新要求：美国应该以官方汇率来支付根据开罗会议制订的B—9型飞机轰炸计划在成都修建飞机场所需的款项，假如美国觉得无法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将无力满足美国驻华部队提出的各项要求……也就无法为军事用途而拿出钱和物，当然也就无力承担军用建设项目”。

“我的天哪，花五千万金币修飞机场，还要被他们敲去五千万金币的竹杠。”这就是史迪威对蒋介石新要求的直接反应。对此，史迪威不得不把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如下的话告诉宋美龄：

“这些人可真他妈是一帮无赖，我不会到国会给他们要一个铜子！”

宋美龄感到问题严重，她“不能入睡……夜里祈求了他（蒋介石）……作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最后，史迪威和宋霭龄、宋美龄商量出了办法——请罗斯福给蒋发份如下的电报：

“期望你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就像英国人给予艾森豪威尔的那样。”

是宋美龄有意而为？还是蒋介石为向美国索取军援物资而作出的一种姿态？就是在史迪威和宋家两姐妹商量出这一办法的第三天——十二月十九日，蒋介石有所动作，用史迪威的话说：

“有史以来头一次，大元帅授予我指挥使用部队（中国驻印军）的全权。没有绳索——他说没有干预，那是我的部队。给了我解除任何一名军官职务的全权。提醒我不要为了英国人的利益牺牲这支部队。”

……

二十八

史迪威来到中国之后，尽管在上层政治圈中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但他还是喜欢熟悉的军营生活，尤其喜爱和最基层的士兵在一起，每每听到那亲切的“乔大叔”或“三星连长”的叫法，直到他心湖的最深处都会泛起愉悦的涟漪。

史迪威自愿深入到军队最基层的组织，不仅是在坚持美国最有名的军事家潘兴元帅的治军方针，还因为他认为只有他亲自出马，受蒋介石遥控和节制的中国军队才会发起进攻，他构想中的重回缅甸的战役才能取得胜利。唯有如此，他才能一雪缅甸战役失败的耻辱。

史迪威或许是和蒋介石打交道打出了经验和教训，他担心蒋介石当面授给他的X军和Y军指挥权是句空话，将依然拒绝他在旱季发起以夺取密支那为中心的缅北战役。为此，他密电马歇尔将军，恳请罗斯福总统亲自发电给蒋介石，迫其同意史迪威调X军和Y军入缅参战。

诚如前文所述，发动缅北战役策应太平洋战场是美国既定的战略方针，因此马歇尔将军欣然应允，先后五次代罗斯福总统草拟电文，迫蒋氏同意中国远征军入缅，在史迪威的亲自指挥下发起缅北战役。

不久，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蒙巴顿和史迪威——主要是史迪威拟订的代号为“首都”的作战计划。按此计划，Y军越过萨尔温江，在东面与敌人作战；英军第四军前进至钦敦江，在西面与日本人交战。这样就可以控制住缅甸北部，防止日本人干扰史迪威部队的行动。与此同时，史迪威所部像一把尖刀直插缅北地区，作为开辟中印公路的先头部队。

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十分简单明了：“我们必须钻过一个老鼠洞，而这个洞要靠我们边走边挖。”这个老鼠洞是连成一串的三个谷地：“先是胡冈谷地，这个谷地的尾部有一座山岭；然后是孟拱谷地，从这里可以通往南北铁路干线；在铁路另一侧是宽阔的伊洛瓦底河谷，这里是缅甸的中部走廊。”“密支那是日军在缅甸最北部的重要基地和空军机场，有铁路和河流与外部相连，在孟拱下游四十英里处。从这里要向南修建一条公路与旧滇缅公路相连。计划中预定北方作战司令部的部队将要经过的道路上屹立着一座又一座高山，丛林密布，荆棘遍地。部队在这种地方行军有时速度慢得一小时只能走上一英里。可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难打仗的地带之一。”

此次缅北战役，敌我力量对比有了质的改变。盟军除地面部队人数和装备占有明显优势之外，还掌握了制空权。组建不久的第十四航空队不但掌握了空中作战的优势，而且还可以依靠空运进行增援、撤退和使地面部队更好地机动。因此，史迪威等一到缅北前线就在信宾洋设立了司令部，为指挥第一阶段战役，遂和孙立人等中国将领共同拟订了作战计划。

史料记载：“十二月二十四日，进攻开始，清晨六时三十分，史迪威离开司令部向前沿阵地走去，在崎岖的山路上步行了两个小时后，他到达了前线指挥所。在那里他观察了整整一天。猛烈的炮火打破了宁静，宣告着进攻的开始，密集的炮弹在进攻部队前方三十码处组成了一张火网。在经过令人焦急的五分钟犹豫之后，中国人的阵地上响起了军号，步兵发起了攻击。”历经一个星期的血与火的战斗，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

史迪威亲临前线，与士兵们同住一处的行动给中国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常离开信宾洋和后来设立的基地司令部，待在他设在树林的一小片空地上的战斗司令部里。“有时住在一个竹棚里，有时住在帐篷里。住所下面就是个地下掩蔽部。一个粗板箱成了他的办公桌，两张柳条编成的椅子是室内仅有的奢侈品，似乎只有它们才能表明主人的地位。他有时睡在帆布床上，有时则在两棵树上拉一个吊床睡觉。修面和洗脸的用具是一个钢盔，吃饭时与其他人一起排队，从一个大饭桶里盛起与普通士兵一样的饭菜。”但是，每当看到这些不到二十岁的中国士兵头戴缴获的日本钢盔或手舞战利品日本指挥刀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地发出咯咯的笑声。

但是，史迪威的笑颜未驻几日，麻烦就又找上门来。首先，蒋介石看到缅北战役顺利推进，认为势必引起日军的反扑，在英军近似隔岸观火的参战态势下，轻易地把Y军全部调往缅甸风险太大。另外，在蒋介石的心目中，缅北战役是中国出人，美国出钱、出枪，为英国人打仗。因此，他故伎重演，借机向美国索要军援物资，如不满足他的要求，史迪威急需的Y军是不会调往缅甸前线的。

其次，英国人是决不希望史迪威在缅北打胜仗的，更不愿意由中国军队收复缅甸。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同意在缅北向日军发动进攻，但在他的心目中，盟军——实际上主要是中国远征军一定败北。为此，他命令参战的� �军只作象征性的攻击姿态，其真正目的是希望在缅北角逐的中日军队两败俱伤。他为未来推卸责任起见，将战役全权交由史迪威组织实施。然而令他惊愕的是战争向着他预测的相反的方向急骤发展，使他不得不考虑如何把胜利的桂冠戴在英国人的头上。他断然下令：史迪威接受英国将军乔治·吉法德爵士的指挥。

吉法德将军是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地面部队司令，其地位与英军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就是一年前表示愿意接受史迪威指挥的英军军长斯利姆将军相等。要一位东南亚盟军最高副司令接受一位地面部队司令的指挥是违反军官等级的，也是为美国人——尤其是史迪威将军所不能接受的。为了确保缅北战役的顺利发展，史迪威不得不离开火热的战场飞往印度新德里，找蒙巴顿理顺指挥系统。

斯利姆是英国军队中一位富有进攻意识的将军，而且比蒙巴顿、吉法德等英军将领更为了解史迪威的军人个性。为使蒙巴顿对史迪威有个了解，他讲了如下这段话：

“在我的心目中有两个史迪威：一个是与人单独交谈时的史迪威。一个是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的史迪威，这个史迪威便显出了‘尖刻的乔’的神态。他具有在一般人身上所不常见的勇气。他的决心常常具有很强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又总是被他集聚在某个特定的方向……无疑，他是东南亚战区中最有特色的人物，我喜欢他。”

蒙巴顿是英国皇室的至亲，生来就有着所谓的高贵血统。他是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但想的只是如何维护大英帝国战后在缅甸的权益。他不把斯利姆将军的委婉劝阻放在心上，近似粗暴地说了这句话：

“我是东南亚盟军的最高司令，无论是谁，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但是，史迪威就不听这个邪，敢于顶撞自大高傲的蒙巴顿。他的理由是简单的：“既然我是东南亚盟军最高副司令，那么我的级别应该高于吉法德将军。另外，我还是中缅印战区美国军队的司令官，不经美国总统批准，我不能擅自接受吉法德将军的指挥。”再者，史迪威还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在缅北战役中指挥的部队是中国远征军，没有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他也不能把中国远征军交给吉法德将军指挥。总而言之，巧言善辩的蒙巴顿越是想说服史迪威服从他的命令，史迪威的态度越是坚决，并且把他的每一个头衔当成一面盾牌，巧妙地应付着蒙巴顿，搞得这位英国将军无可奈何。对此，斯利姆将军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史迪威真是固执极了！这正是他性格中最糟糕的一面。”

史迪威如此而为的本意是为了维护自己最高副司令的面子吗？否！他清楚蒙巴顿此举的真实用意，他也无意和英国人争一顶胜利者的桂冠。他不接受这种安排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瞧不起英国军队，更瞧不起这位吉法德将军。他听说吉法德能得到现在的职位，是因为“他这种人可以确保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不发生任何战斗”。这就使史迪威很自然地联想到，蒙巴顿的真实目的是让吉法德千方百计地阻挠他的作战行动，因而他断然拒绝接受吉法德的指挥。

马歇尔将军对史迪威有一句十分中肯的评语：“史迪威是史迪威自己最大的敌人。”他既缺乏大政治家所拥有的韬晦之策，也没有大的军事战略家所具备的严酷、冷峻以及自控能力。所以，他遇事非常不冷静，点火就着。再者，他从不掩饰对失败的英国人和某些国民党将领的藐视，这就势必导致他和盟军中多数合作者关系紧张。可是他也有一个最大长处：只要有仗打——尤其是能打胜仗，他就会向所有他瞧不起的人让步。这次，他和蒙巴顿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心里依然想着缅北战场的胜利局面——很快就能推进到孟拱谷地中部的加迈，而从加迈到密支那只有一半的路程了！他认为只要蒙巴顿不阻挠他拿下加迈，夺取密支那的胜利就会变为可能。另外，在他的心目中斯利姆是英军中有所作为的将军，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

“在我的部队到达加迈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打算接受斯利姆将军的指挥。”

“你……”这实在是太出蒙巴顿的所料了，他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可以在一个下士的手下打仗，只要他能让我上战场就行。”史迪威坦然地答说。

蒙巴顿依旧难以理解史迪威作出的决定，直到他收到马歇尔如下这份电报才有所感悟：

假如你能作深入一点的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只是想毫不拖延地办成一些事情……对于任何一个旨在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建议和作战行动，他都会贡献出极大的精力和勇气，发挥出无穷的智慧和想象力。他的头脑几乎比我们所有的将军都要清醒。他的军事素质和理解能力都相当高。他的缺点是对于一些人的保守观念和行动缓慢缺乏耐心——在当前紧急的形势下，这真是个可爱极了的缺点。

史迪威怒气冲冲地告别了印度新德里，飞回缅北战场指挥中国远征军沿着孟拱谷地向南推进的时候，又听说蒙巴顿和蒋介石出于不同的目的采取了同一行动：终止缅北战役。他于盛怒之下急忙派人飞回新德里和重庆了解情况，采取对策，以确保缅北战役的顺利进行和发展。

蒙巴顿完全承继了大英帝国在远东战场上的立场，那就是通过日本投降，达到不战而取回缅甸这块殖民地的目的。因此，他寻找各种借口，想方设法地阻挠史迪威率领中国远征军收回缅甸。就在史迪威离去不久，他借口蒋介石拒绝派出Y军，声言中印雷多公路的修建和史迪威计划在雨季之前重新控制缅北地区的努力必须停止，改在东南亚司令部所辖范围内，重新实施以马来亚、苏门答腊和香港为目标的海上战略，而这份经过修正的“公理”战役计划竟然得到了美国将领魏德迈的支持。

魏德迈是一位深受陆军部信任的中年将军。早年，他作为参谋部中的佼佼者被派往中国，在驻扎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服务三年，对中国诸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之后，他又被派到德国军事学院学习，“他那持重的风度不亚于德国参谋部里任何最优秀的军官”。东南亚司令部成立后，他奉派在蒙巴顿的手下供职。他不仅清楚蒋介石对缅北战役的立场，也知道蒙巴顿难于启齿的想法，几经权衡，他决定公然反对史迪威发动缅北战役。他的理由是，“史迪威是在无谓地消耗盟军的作战力量和作战物资。即便成功了，由于通过中印雷多公路给中国运送物资的数量有限，所以为此付出那样高的代价并不值得”。

这时，老谋深算的丘吉尔首相也给东南亚司令部吹风，说再也找不出比缅北地区更差的地方来作为与日本人作战的战场了，假如英国人在那个战场上，或者即使在缅甸南部“作为配角被缠住”，“就不能从远东的胜利中得到应有的好处”。他的意思是，英国人的目标在于从新加坡到香港这一线，“在来到和平会议的桌边之前，他想把这些地区稳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缅甸虽然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从这里除了可以通往中国外，什么地方都不通，而“在英国人看来，挑选中国作为依靠对象是个错误。英国打算抢在中国人能够从陆地上到达香港之前先进入这一地区”。丘吉尔带着动人的表情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喜欢蒙巴顿的新计划。”

就像是完全预谋好了似的，陈纳德为了得到用于这次缅北战役的物资和弹药，坚决站在蒋介石一边并与蒙巴顿唱和。同时，他还通过艾尔索普给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写信。他预言，史迪威将会被打败，这样，日本人“将最终砍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国人的抵抗就会崩溃，美国也就失去了在中国的基础”。他强调改变目前的形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最高指挥权交给魏德迈将军，他懂得如何与每一个人共事”。

史迪威感到：“我们的处境不妙。”他亲自去找魏德迈，向他解释缅北战役的要点：“主要目标是缅甸中北部的开阔低地。窄轨距的铁路在连接孟拱和密支那两城后转了个弯。如果占领了这两座城市，就有可能建筑一条由印度穿过丛林到达这里的公路，然后向中国的边界云南推进，从而结束封锁。”

但是，魏德迈指着军用地图说：

“塔奈谷地之后是胡冈谷地，那里密布着日本人的驻军。

“胡冈谷地后面是坚布山，那儿有更多的日本人。

“山丘后面是孟拱谷地。

“它的后面，再翻过一道六千英尺高、覆满丛林的山脉，就是密支那及其守卫部队。”

史迪威指挥的是两师中国军队。他们在一九四三年里从拉姆加尔被调到了印缅边境。作为后备力量，中国的另一个师正在印度中部进行训练。所有三个师的全部人数约为五万人。与他们对阵的是四到六万经过战斗考验的日本人，后者正在严阵以待”。

魏德迈在分析了上述地形与敌我态势之后，以嘲讽的口吻说道：

“史迪威将军，你有把握打胜这一仗吗？”

“我不是正在打败日本这些狗杂种嘛！”史迪威这座火山早就想爆发了，他以尖刻的语调回敬道，“一个首先惧怕日本军队的将领，永远不会打败这些狗杂种！”

“我提醒史迪威将军，”俨然以仲裁者身份出现的蒙巴顿上阵了，以教训的口吻说道，“不要忘了一个基本原则：战争是军事实力诸要素的竞赛。”

“我也提醒蒙巴顿将军，当年贵国克莱夫将军只用一百二十三人就征服了印度。”史迪威以极其严厉的目光巡视着震愕不已的与会者，声调咄咄逼人，“我再提醒大家，我们东南亚司令部机关的人数，就远远起出了这个数字！”

全体与会者闻之愕然，但又不知该如何进行反驳，就像是一块万能的胶布封住了每一个人的嘴。

既然东南亚司令部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那就只好请设在华盛顿的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裁决。蒙巴顿当场宣布：由魏德迈将军全权代表赴美汇报。

史迪威或许在这种政治扯皮中学得聪明起来，他感到形势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急忙调来他的“国务卿”戴维斯商量对策。

戴维斯是一位十分敏感且具有全局观念的政治家。他纵观全局，坚定地认为美国决不会支持蒙巴顿的“公理”计划。为了争取主动，他建议史迪威派出一个代表团先于魏德迈赶回美国，向最高决策者陈述反对“公理”计划的理由。

这样行事，是违背史迪威崇尚的军人原则的。另外，这样做不但等于宣布他和东南亚司令部的决裂，而且也不符合军人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所谓天职。因此，他犹豫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戴维斯太了解史迪威的为人和军人性格了，于是说道：

“一个是听从蒙巴顿的决定，立即停止缅北战役；一个是公然反对蒙巴顿的‘公理’计划，继续打赢缅北战役。何去何从，这就需要你当机立断了。”

“我当然选择打赢缅北战役这条路了！”史迪威几乎是本能地答说。

“另外，我还必须提醒将军，服从蒙巴顿的决定，就等于违背美国的全球利益；反对蒙巴顿的‘公理’计划，恰恰是服从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的最高利益。”

史迪威是一位真正的宣誓效忠美国的爱国主义者，他听后当即作出决定：由戴维斯和博特纳将军组成代表团立即飞赴美国。代表团行前，他紧紧地握住戴维斯的手说道：

“为了确保缅北战役的胜利，你必须依靠马歇尔将军打胜这一仗。”

戴维斯和博特纳飞赴华盛顿之后，立刻晋见马歇尔将军。他们仅仅说了史迪威反对蒙巴顿的“公理”计划的理由，马歇尔将军就作出了如下结论：

“魏德迈是愚蠢的，我——还有总部都不会支持蒙巴顿的‘公理’计划。”

对此，美国的史学家作了如下评述：

“公理”计划在华盛顿根本没有市场。罗斯福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计划，他觉得这是个舍本逐末的计划，而且充满了新殖民主义的气味。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也不感兴趣。美国人的太平洋战略当前的目标是夺取吕宋（菲律宾）——福摩萨（台湾）——广东这一三角地区。这一目标现已取得进展：曾由史迪威负责进行训练的第七师已于一月三十一日（与新德里会议同一天）在马绍尔群岛中的瓜加林岛成功地登陆了。美国人的意图是要由美国单独承担对日进攻的任务，海军尤其想把英国人排除在这一进攻行动之外，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双方的利益互相背离，但主要是因为装备了新型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不想让英国那些航速很慢的旧军舰把自己拖住。参联会竭力支持由史迪威所指挥的战役，因为拔除密支那这根钉子，对于实施超远程轰炸机计划至关重要，而该计划的实施又可以支援美国对吕宋——福摩萨——广东三角地区所采取的行动。

罗斯福作为了不起的政治战略家，知道在欧洲实施“霸王”计划——诺曼底登陆之后，希特勒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作为盟国主力军的美国，只能把解放的欧洲无代价地还给欧洲人。而太平洋战场则是美国一家独撑的战场，因此，失陷日军之手的所有岛国也只能由强大的美国空军解放，自然，这些涉及到英、法等国在太平洋利益的岛国不可能物归原主，自应由解放者——美国托管。所以，他坚决支持史迪威发动缅北战役，起到策应太平洋战场的作用。当他听说史迪威派遣代表回到了华盛顿，立即就召见了博特纳将军，而且是“笑容可掬”地说道：

“年轻人，跟我谈谈缅甸吧。”

会见就在这样和谐的气氛中开始了！有关这次会见的经过，史家是这样记述的：

博特纳随身带有一张漂亮的彩色地形图，这张地图从深红色的喜马拉雅山脉延伸到淡绿色的伊洛瓦底平原。他把这张地图铺在总统座椅面前的地面上。不一会儿，他就趴到了地图上，一边指点着不同的地方，一边向总统讲述。罗斯福的军事助手帕·沃森进来两三次，打算示意他离开，以使总统按事先安排好的日程行事。但罗斯福挥挥手让沃森走开，并说道：“我一辈子也没有这么快活过。”总统的热情使博特纳鼓起勇气催促他“向丘吉尔先生施加压力，这样丘吉尔就会向在印度的英国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帮助史迪威将军，而不要阻挠他”。

“好的。”罗斯福表示同意，“让你我二人共同给他发一份电报。”博特纳既惊讶，又高兴，开始口述他的意见，总统用铅笔在一本便笺簿上作记录。当他正要离开时，总统说道：“年轻人，请给我谈谈你对印度支那前途的看法。”但同时总统停也不停地谈起了他自己的想法。跟往常一样，对不同的听众他的说法都各不相同，这次他说：“我已经叫蒋介石在战争结束后接管这个地方。由于法国人自己的疏忽大意，他们已经失去了重新得到这个地方的权利。”

但是，战后中国虽然派遣了卢汉将军赴河内受降，但由于诸多因素在起作用，印度支那再次沦为法国的属地。此乃后话。

罗斯福于当天就给丘吉尔发去了电报，他尽力陈述了在眼前的这个旱季中拿下密支那的必要性。“他向丘吉尔转达了史迪威的信念：只要英国人按计划给予协助，他一定可以占领密支那。”罗斯福“急切地”希望英国人“以最大的力量积极、迅速地回到缅北战役中去”。

丘吉尔自然明白罗斯福的战略意图——限于军事实力，美国无暇东顾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但是，丘吉尔决不会按照罗斯福的旨意给蒙巴顿下达命令，让他“迅速地回到缅北战役中去”。

顺理成章的是，晚了五天才到达华盛顿的魏德迈碰了壁，他呈送的“公理”计划遭到了否决。实在可笑的是，这位中年得志且又非常自负的将军把责任归于戴维斯和博特纳先于他回到美国。

罗斯福为了确保缅北战役顺利展开，应史迪威强烈要求蒋介石把Y军开往缅甸之请，又命马歇尔将军代为起草了如下这份措辞强硬的电文：

予深信贵国滇西部队配合蒙巴顿自印入缅之攻势，必为阁下所赞同，若滇西部队尚不能使用，则吾人鉴于目前交通线之困难，所有紧要军品，宜予避免交运，同时在印所囤积之军用品，除抗敌需要者外，亦宜减少。

也就是在罗斯福发出上面那则电文的同时，美国针对“中国战场降为太平洋作战之辅佐地位”的现实，又对“中国战场之未来价值”作了如下分析：

鉴于南太平洋与西南太平洋之战局，即将迅速扩展，史迪威在中缅印区之任务，宜专以援助空运为限，其所需之空运基地，亦宜以中国陆军兵力所能防守者为限，贪多务得，自不相宜，因中国陆军之战斗力，非至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七年不能利用。

蒋介石研读了罗斯福发来的电文，以及从内线捎来的上述之评价，再一联想罗斯福当年慷慨允诺的往事，真想大骂一句“娘希匹”！然而他再一想，有哪一位政治家不是在审时度势，大搞利己的实用主义？对此他唯有唏嘘喟叹。正当他暗自盘算如何调回入缅的中国远征军的时候，却惊悉日军避开中国军队在缅北的攻势，突然于三月七日向英帕尔平原发起猛攻的消息，他仰天长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道：

“天助史迪威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