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史迪威是非常同情中国战区的处境的。他受着自己这一特殊地位的决定，不仅是真心地反对美国不顾中国的利益支援英国，而且也是真诚地希望中国战区能从美国多得到一些战略物资。但是，这次突然事件的爆发搞得他措手不及，难以为补；令他更为气愤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竟把全部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他于暗自惊呼冤枉的同时，凭着他那颗“热爱中国的良心”，回到自己的官邸，立即给罗斯福总统发了这则电文：

蒋委员长相信总统确有诚意，而此命令（指调拨第十航空队之命令）总统或是尚未知情。他觉得盟邦未将中国看作共同做战之一员，中国五年抗战，业已尽过最大努力，而盟邦曾否以最善努力相待，则有疑问；如果利比亚危急，中国又何尝没有危险？他又说，第十路空军用于帮助中国作战，是得过我们保证的，第十路空军如有调动，中国应该先受通知。现在盟邦似乎对于中国战场不感兴趣，他希望对于此点有一“是”或“否”的答复。蒋夫人亦言亲日活动正在发展，他们要问“美国是否愿意中国与日本讲和”。委员长与夫人对于此事均甚愤怒，他们坦白地要得到“盟邦是否对于中国战场尚有兴趣”的答复。职以为事态如此严重，宜请交由深谙此事背景之官员处理。职现派顾鲁白立刻飞回美国……以职所知，此事业至极端严重阶段。

这天——六月二十六日对史迪威而言真可谓是祸不单行！他刚刚给罗斯福总统发完电文，就又收到宋美龄怒声责问他的电话，告之宋子文自美国打来长途电话。据宋掌握的情况，史迪威的言语不慎，帮助了罗斯福下决定调驻印第十航空队飞赴埃及。为此，他火气攻心，第一次和自己敬爱的蒋夫人在电话中吵了起来。请看他当天的日记：

蒋夫人来电话说，宋子文来一长电。现在我成了坏蛋。由于我说过我们不能使用一百架以上的运输机而破坏了中国的运输，我说过不需要四引擎轰炸机而破坏了该轰炸机的运送计划。如果我什么东西也不要求，陆军部当然不会运来。总之，我是个狗娘养的。我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告诉他们我所要求的物资，并提请他们注意五月到十月期间所指定的优先权和吨位，说明了汽油和机场的困难。

史迪威稍事平静之后，又不能不虑及由此而引发的所有后果。当他想到一切正直的人经常被政客当猴耍的残酷现实，遂又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但我却害怕现在自己被怀疑上了。同时我也害怕陆军部把我当成替罪羊：“遇到麻烦，就找史迪威算账。”

史迪威这位自称坦荡荡的君子再也坦荡不下去了！说句老实话，他并不害怕蒋介石夫妇的怒责，因为他是美国将军，在出使中国期间不仅有美国做后盾，而且手中还握有制约蒋介石的不少本钱。也许正因为他太看重自己是美国将军这一点了，他过分地考虑如何使自己置身事外，免为美国陆军部的替罪羊。最后，他决定派自己的副手顾鲁白借回国述职之机，当面向史汀生、马歇尔二位了解自己的上司讲清这一事件的原委。到这时，过分自信的史迪威如释重负，有些得意地自语：

“我看‘花生米’将奈我何……”

话再说回来，蒋介石对史迪威本来就既无好感，又少信任，而今美国突然调拨驻印之第十航空队飞赴埃及，他与宋美龄都开始怀疑史迪威从中做了手脚，戏耍了中国。因而，他那种备受屈辱的民族心理猝然之间走向反面——一定要对所谓戏耍中国人的史迪威发泄满腔的愤怒。同时，他为了验证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给时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刻史迪威来言，空军第十队之轰炸机，奉美政府令悉调北非作战；准备飞印之运输机，亦调往北非。此意是否罗斯福总统之意，彼有告之否？总统前电所云之四百六十架飞机，已拨来华，而现到者，据予所知，不及十分之一……史迪威已派副团长顾鲁白回美报告……希洽。

无独有偶，诚如亲台学者梁敬先生所言：“委员长责问史迪威之日，亦正是宋子文与美军部摊牌之时。”对所谓宋子文与美军部摊牌的缘起与经过，梁敬先生作了如下记述：

“盖子文因我国要求加增前线飞机与中印空运吨位之事久不获准，曾经制一紧急空运方案，径向罗斯福请拨，军部以史迪威未有表示，百般推托，宋已不耐。某日军部忽向宋言，运华物资在印堆积甚多，拟自七月份起将在美待运之物资器材暂时停运，宋怒，遂告军部来人谓，事既如此，我们在此已失效用，当令在美有关机构关闭，所有人员立命回国。军部因恐决裂，始将停拨之议取消。罗斯福总统闻讯，当晚召见居里，命其赴渝解释。居里先叩宋意，宋答执事此行，殊可不必，中国所需要者，乃实际之行动，而非空言，一年以来，空言多矣，何补于事？即就飞机一事而言：一、“空中堡垒”二十四架，原定赴华，中途应英方之请，改派地中海作战；二、轻轰炸机六十六架，八个月前已允即拨，因珍珠港之变，减为三十三架，今并此数亦改赴地中海作战；三、双马达之运输机十七架，前已派好，担任中印运输，今亦改赴地中海；四、第十路空军司令蒲立登（即布里尔顿）来渝，委员长召见，竟以未奉史迪威命令为词，规避不应。今第十空军队又改派地中海，我以为除非总统已有确切不移之空军实施方案，执事此行，恐不能收到实益。”

也正是宋子文和美军部摊牌的这一天——六月二十六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不仅劝阻了罗斯福总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设想，而且还借口隆美尔进攻北非向美国要到了开辟非洲战场的军需物资。他——丘吉尔就像是一个本领高超的化缘和尚，背着装满东西的钵盂高高兴兴地打道回府了。

而罗斯福呢，他却成了一位永远也满足不了各种和尚所需的施主。他刚刚送走“本家”——共同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和尚”丘吉尔，又赶忙研究“东方和尚”蒋介石需要些什么。他仔细地审阅了史迪威发来的报告，又听了亲信居里和宋子文谈话内容的汇报，顿感问题非常严重。在他的脑海屏幕上立刻闪现出这样的画面：日美在太平洋激战犹酣，中国战区却突然烽火猝熄……当他再想到在华的百万日军乘虚挥师南下，他禁不住黯然自语：

“一定要拖住蒋介石！……”

罗斯福清楚蒋介石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一切空头支票对他再也不起作用了。然而，时下原本财大气粗的美国已经初露捉襟见肘之绌，并经常出现僧多粥少的被动局面，罗斯福暂时拿不出任何东西满足蒋介石的所需了。怎么办？他思来想去，也只有向蒋介石解释的言词。遂于翌日——六月二十七日给蒋介石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接史迪威转来尊电，兹向公保证，美国及其同盟国均确信中国为共同作战之重要分子，并视维护中国战区为击败敌人最切要之步骤。最近轴心兵力在近东迅速推进，突使美国面对最危急之局势，若不立予制止，恐中印交通亦将中断，或受严重之骚扰，故曾搜集一切可能力量赴援，以保持我与中国战区之交通线。美国空军第十队之重轰炸机调赴埃及助战，乃一临时措施，一俟保卫交通线之空中力量充实之后，该项飞机即当调回，仍交空军第十队应用。至A—9式之轻轰炸机，现在卡东（即喀土穆）候命，尚未决定在何战区使用；至在印之空军中型轰炸机与驱逐机，自将仍为支援贵军之用。

罗斯福

蒋介石收到罗斯福的电文后非常失望，他认为罗斯福是在用美好的语言搪塞中国战区的真正需要。如何才能改变罗斯福的决策——起码不再为了英国而牺牲中国呢？他陷入了极其矛盾与痛苦的沉思。

宋美龄虽然具有女性所需要的一切，但她就像是历代女政治家一样，看重的依然是政治。时下，她还清楚自己的全部价值是蒋介石的夫人，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限和影响，就必须充分调动和利用“蒋介石夫人”这一头衔。与此同时，还必须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自己在美国长大，结交了许多美国朋友等有利条件，迫蒋向自己让权。而今，她看到蒋介石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遂以智者解惑的角色主动地来到了蒋介石的身边：

“达令，我以为罗斯福总统开此空头支票敷衍我们，是压力不足所致。”

“这我清楚，可我们……”

“还有不小的余地嘛！”

蒋介石叹而摇首。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史迪威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呢？”

“他……”

“不是没有可能的！”宋美龄笑了笑，“所谓文武之道，乃一张一弛嘛，我们不能对史迪威把弦绷得这样紧。”

“我对他嘛，这‘弛’的工作……起码我是做不来的。”

“那就交由我来做。”宋美龄把话题一转，“我看，在这节骨眼上……是可以起用陈纳德这只棋子的。”

“好！”蒋介石突然一扫满面的愁云，把右拳重重向左手心上一砸，说道，“用陈纳德打史迪威，逼迫史迪威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夫人，这就叫……”

“以夷治夷。”宋美龄开心地笑了，因为她的计谋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接着，她又技高一筹地说道：“等你给史迪威造成兵临城下的局面之后……”

“你再登台唱一出红脸戏！”

……

陈纳德和史迪威的矛盾是由诸多因素铸成的。

首先，陈纳德和史迪威这两个美国将军均属于刚烈少柔的性格，而且一个比一个刚愎自用，很难共事，更谈不上合得来。再者，史迪威属于科班出身的正规军人，且又得到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支持，压根就瞧不起爱闹独立性的小小的退役上尉陈纳德。在史迪威的心目中，下属陈纳德只有服从命令的分儿。然而陈纳德自视在美国军界——尤其是空军中是一位怀才不遇的奇才，从根本上讲，他就没把史迪威这等正规军人放在眼里。另外，陈纳德凭借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在中国搞起了一支“飞虎队”。有意思的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正规军被日军打得大败的时候，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却接二连三地击败日本的空军，他自己也一举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名人。因此，他认为自己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国有和史迪威分庭抗礼的本钱。

其次，由于史迪威和陈纳德难以调和的性格冲突，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并伤害了私人的感情。诚如前文所述，史迪威尚未走马上任，就支持美军空军司令阿纳德将军压制陈纳德，起用比斯尔为美国驻中国空军最高司令长官。接着，阿纳德将军背着陈纳德实施了轰炸东京的计划，在陈纳德看来，此举不仅是愚蠢的冒险，而且还引发了日本军队攻击他在江浙一带建立的空军设施。对此，陈纳德主观地认为史迪威是介入其中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这加深了陈纳德对史迪威的憎恨。尤其是史迪威败走印度以后，陈纳德多次抨击史迪威指挥的失误，甚至对史迪威拒不搭乘飞机逃离失败的前线的壮举毫不留情地讥评为：

“史迪威将军身负战区参谋长之重任，兵败之后，不急全局善后之纡筹，而作偏裨跋涉之行径，殊为失职。”

史迪威听后是相当不悦的，甚至有点耿耿于怀，借用美国学者的话说：“找陈纳德在华作战的碴子。”当他自印度返回重庆中途于昆明逗留期间，听说陈纳德在昆明建了一座妓院，供美国的航空志愿队享用，同时，他还听说陈纳德在回答美国记者的非难时曾公开答辩说：“我那个妓院使我操心，大兵们总得要有女人，弄不到干净的，不干净的也可以。”史迪威回到重庆之后，向马歇尔将军发去了如下这份密件：

昨有报道称，昆明建立了一所妓院，供志愿队享用。一名空军军官正在桂林物色妓女。今日我们一架运输机将十三名妇女弄到昆明。陈纳德在昆明，我质问了他，他说他不知道有什么军官参与其事。尽管他承认他知道一些中国人在搞这种事。他也曾想为航空志愿队搞一类似的组织。我已命令督察从阿恰布去那里，立即进行清查。我担心陈纳德并不懂得航空志愿队与美军之间的差别！不幸，此事据说在昆明已是家喻户晓。有谣传说，陈纳德知悉此事。报界也抓住此事不放，真是一团糟。很遗憾，我不得不向你报告，一俟有新情况，我即告知。

再其次，史迪威和陈纳德在抗击日军侵略的战略上起初对立，随着战局的发展，遂演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矛盾。

缅战失败以后，陈纳德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他能够得到所需要的装备，他就能够以阻止日本战争物资通过南中国海的方式击败日本。为此，他写信给史迪威说，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应是：切断日本海上航线，鼓励中国地面部队向日占区发动进攻，抑制日本在缅甸和印度支那的空军活动，消除日军对印度的威胁，保卫通往中国的驼峰航线，“提供军事援助，发动一次成功的进攻，以此来鼓励各同盟国”。他说，如果给他五百架作战飞机和一百架运输机，再加上“在这个战区内的指挥全权”，他就能够达到上述所有目标。

陈纳德的理论对蒋介石夫妇很有吸引力。“如果五百架战斗机、一百架运输机加上陈纳德的全权指挥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就没有必要去改造军队和破坏各种利益集团、各政治派别和战区司令长官之间危险而又微妙的平衡了。”陈纳德的主意也正好适应蒋介石的既定目标，加之空军作战不需要中国参与，而且看起来又是那么简单易行，“于是诱使美国提供一支有五百架战斗机的空军部队，和通过驼峰航线保证这支部队得到作战所需的一切物资和装备，就成了蒋介石的不可改变的目标”。

这就是蒋介石夫妇决计“以夷治夷”——以陈纳德攻击史迪威的缘起。

是日，宋美龄请来了视她为“女皇”的陈纳德将军。她亲自把刚刚煮好的咖啡双手送到陈的面前。从陈的表情可知，这位高傲的美国将军受宠若惊。接着，宋美龄有意地问：

“陈纳德将军，你是中国战区美国空军的负责人，自然知道贵国为什么把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调往埃及的原因了？”

这真是哪把壶漏专提哪一把，陈纳德一听火冒三丈，愤慨地答说：

“我本是一个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上尉，像这样的大事怎么会和我商量！”

“事先总会通知你吧？”

“用中国人的话说：我在他们眼里算个老几！夫人，我到现在还没接到正式通知呢！”

“这可能吗？”宋美龄故作十分吃惊的样子，“假如果真如此，那你如何实施自己空中打击日军的战略计划呢？”

“这……首先得问我们美国驻华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将军了！”

至此，宋美龄的目的达到了。旋即，她又告诉陈纳德，蒋介石为了挽回驻印之第十航空队调往埃及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支持陈的“空中打击日军”的计划，决定于七月一日召开中国战区军事会议，并恳请陈纳德将军届时出席，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对此，陈纳德是心领神会的，当即答说：

“我会带头向‘醋坛子乔’开炮的！”

“醋坛子乔”是美国军界——尤其是在华工作的政府官僚与军事代表团成员背后对史迪威将军的称谓。由此可以获知史迪威的性格以及在美国同事心中的形象。一般说来，“醋意”较浓的男人心胸偏小且狭隘，加之史迪威还有对政敌不设防的弱点，一旦他受骗或事出所料，就必然引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烦恼，结果，“醋意”就更是要大发。由于受这种特定的性格驱使，史迪威和蒋介石、陈纳德的关系就陷入恶性循环，终成势不两立。此乃后话。

史迪威处于中美关系猝然紧张的矛盾漩涡中，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找罗卓英等人谈话，共商实施蓝伽计划。至于蒋介石夫妇在幕后做了哪些手脚，他是不屑一闻也不屑一问的。待到六月三十日夜晚接到通知，要他于七月一日赶到蒋介石官邸出席军事会议时，他竟然还天真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花生米’是真的醒悟了吗？……”

七月一日上午，史迪威准时赶到黄山别墅会议室。他发现蒋介石、宋美龄、陈纳德、比斯尔、周至柔、毛邦初等人已经按照座次就座，似乎他一到就可以宣布开会了。他和与会者寒暄过后，直奔留给他的空座位上大方地落座，并诧异地自问：

“为什么与会人员都是中美双方的空军指挥官？……”

这是蒋介石夫妇有意安排的。事后，史迪威愤慨地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切都已经预谋好了。”首先，蒋介石宣布开会，大讲特讲了一番空战在中国战区的特殊地位，旋即打住，有意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十分严肃地问道：

“毛邦初司令，你需要多少架飞机，才能确保中国战区的制空权？”

毛邦初，为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族人。他先后就学于黄埔三期、广州航校二期、苏联第二军事学校。自苏联回国不久，即着手筹建杭州笕桥航校，任第一任校长。抗战爆发以后，他出任空军少将总指挥，后协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协调与苏联航空人员和美国航空志愿队的关系，与日军进行空战。而陈纳德最初来华出任空军顾问，也是经由毛邦初牵线促成的。他一听蒋介石点了他的将，当即起身成立正姿势，像背军中条例那样答道：

“报告校长！需要二百架飞机和每月百分之二十的零配件。”

蒋介石微微点头，并示意毛邦初落座。接着，他看了看若无其事地抽着烟斗且目中无人地傲视天花板的陈纳德，换了一种口气询问道：

“陈纳德将军，随着你亲手组建的志愿队的解散，你认为需要有多少架飞机才能确保中国战区的胜利？”

陈纳德缓缓地收回视线，把衔在口中的烟斗取下，以权威的口气说道：

“至少三百架飞机，和每月不低于百分之二十的零配件。”

不知何时，史迪威也叼上他喜爱的大烟斗，其向上翘起的角度高于陈纳德，就连吸烟的节奏也远比陈纳德沉着、有风度。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些作为完全是不自觉的，绝不影响他听每个人的发言。待到陈纳德讲完之后，他恍然醒悟：“啊！二者相加，不恰好是蒋介石向美国要的五百架飞机吗？”至此，他明白了蒋介石召开这次军事会议的目的，遂不无蔑视地笑了。

“好吧，现在由我把你们的所需通知华盛顿。同时，我也请大家放心，宋子文外交部长会通过外交途径施加压力的。”蒋介石说罢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遂又看着有意避开视线的史迪威，以将军的口气说道，“我还相信，作为我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也会行动起来，如实地告诉他们这些情况的。”

蒋介石终于完成了迂回、包围的阶段，并把主攻方向引向史迪威。

诚如前文所述，史迪威是同情中国战区的处境的，他作为战区参谋长，也向美国的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提出了所需要的飞机数字，不仅和蒋介石提的五百架飞机没有太大的出入，而且还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允诺，就常理而言，双方如果坦诚交换意见，一定会皆大欢喜的。但是今天，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是变相地对他围攻，并带有突然袭击的味道，这就等于砸了史的“醋坛子”，使他从情感上本能地产生了对立情绪。同时，他还认为这是蒋介石向美国索要军事物资的最低要求。因此，他有意不作正面回答。待他搞清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是P—51或P—47型飞机，再就是P—8型飞机，如此而已”之后，他才以“教师爷”的口吻说道：

“我提醒诸位，你们完全忽视了弹药、汽油的有限库存，没有这些，飞机就变成了一堆废铁。”

史迪威的发言引起了争论。由于发言者的立场不同，都有意使用冷峻的外交辞令攻击对方。其中陈纳德和史迪威用英语辩论把会议推向高潮，而一些不懂英语的与会者却只有傻听傻看的分儿了！宋美龄和蒋介石交换了个眼色，示意大家安静，遂严厉地对史迪威说了这句史有记载的话：

“我们不想讨论此事，怎么办到那是你的事。”

“我同意夫人的意见。”蒋介石唯恐史迪威起而反对，忙宣布，“现在休会一刻钟。”

与会者闻声相继起身离席，井然有序地走进了休息室。而原本争吵激烈的会议室就剩下宋美龄和史迪威两个人了，史迪威担心自己在宋美龄面前办出蠢事——随声允诺对方所求之事，遂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

“史迪威将军，”宋美龄抢先一步笑着说道，“我们二人单独用英语谈谈好吗？”

史迪威无法脱身了，只好违心地坐在原处抽着烟斗听“皇后夫人”训导。

宋美龄以东方传统友谊为手段，向史迪威发动了人情攻击，很快就弥合了近几天来的所谓感情鸿沟，旋即又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在英国人看来，史迪威将军是半个中国人，今天，我作为委员长的夫人，则要求史迪威将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可以吗？”

史迪威是很不善外交辞令的，尤其是在他仰慕的女性面前，作为将军的雄风会荡然无存。再者，他对宋美龄的邀谈存有戒心，故作愕然状说道：

“我不明白夫人说这番话的意思。”

“意思是简单的。你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自应为委员长分忧解愁嘛！”宋美龄说到此处莞尔一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祸福相依、荣辱与共吧。”

史迪威仍未品出宋美龄的话意，仅是微微地点点头，以示愿继续受训教。

“这不仅决定了你和委员长的关系，而且也很自然地要求你急中国战区之所急。”

接着，宋美龄对史迪威提出了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完全的中国人的标准，用史迪威事后的话说：“我得做一个中国人，当一个根据他们的意愿，并经她同意在一切事情上向美国游说的傀儡。”最后，宋美龄肃然正色，十分郑重地说了下边这段话：

“一旦你与大元帅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我就动身去美国，我们将会看到你成为一个完美的将军。”

史迪威完全明白了宋美龄邀他谈话的真实目的，故做认真的样子问道：

“我将成为一个怎样完美的将军呢？”

“我保证让你成为一名四星上将。”

这就是史迪威在日记上写的：“蒋夫人在会议休息时干了件很糟的事。”史认为“这是企图对他行贿，以换取他同意中国的各种要求”。对此，他愤慨地在日记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见他们的鬼！”

宋美龄的伎俩失败之后，蒋介石就采取了图穷匕首见的策略，取出预先准备好的“手谕一纸”，非常严厉地命令道：

“史迪威将军，这是维持中国战区之最低三项需要，请你编入作战计划之内，俾便与美政府洽商。”

史迪威很不情愿地接过这纸手谕，当众双手捧读，全文如下：

一、请美国于八、九月间调陆军三师到印，协助中国军队恢复缅甸交通线；

二、自八月起应经常保持中国战区第一线飞机五百架；

三、自八月起每月应保持中印空运五千吨之数量。

史迪威刚刚看完全文，蒋介石又十分严厉地补充道：

“请转告贵国政府，如果这些最低要求得不到满足，我们就被迫取消中国战区，重新调整中国的立场，并作出其他的安排。”

“委员长的意思是，时下亲日活动十分活跃，”宋美龄忙又补充，“为了确保中国战区抵御日军的入侵，最好美国政府写一赞同中国战区三项最低要求的信。”

史迪威看完所谓三项最低要求，又听了蒋介石夫妇咄咄逼人的发言，真是感慨良多啊！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他当时的真情实感：

中国有一位朋友——美国，一位非常慷慨的朋友。由于我们对意外发生的危机准备不足，中国人就攻击我们不多做些事情。他们带着威胁和指责离去，得到了总统和参谋总长的道歉。现在，他们又由于重轰炸机被调往埃及而大发雷霆，提出了“三项最低要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却如此愚蠢，以为我们会答应。另一种可能采取的方法是他们将“作出其他安排”。“中国没有外援无法再打下去”，“亲日活动十分活跃”，他们试图吓唬我们……

蒋夫人想要我转送关于澄清五百架飞机一项要求的公文，并加上我的推荐，还要我将信件的要点告诉她。

至此，史迪威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也或许被这预谋好的事件激怒了，当即郑重声明：

“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牒，超出了我的职权，不能代为转呈！”

“请问你的职权是什么？”

“我借此机会再向大元帅阐明我的身份，”史迪威严肃地瞪着就要震怒的蒋介石，“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负责租借物资事务的总统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

……

十六

史迪威一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再是他性格中的“醋意”借此发酵起了作用，使他当众和蒋介石较起了真儿，把本来就相当激化的矛盾搞得越发尖锐、复杂了！对此，亲台学者梁敬先生作了如下记评：

但两日之后，另一风暴忽起。先是中航公司由中国租借法案内得到运输机多架，委员长命其提出两架交与航空委员会应用，史迪威拒之。七月二日，蒋夫人在审查五百架飞机计划席上，请史迪威对于委员长有无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之权，表示意见，史氏当日具一备忘录，表示其权限与地位，其内容如下：

一、本人系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在上述军事会议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概不使用。

二、本人负责及管理租借器材，并决定移转其所有权之地点与时间；俟所有权移转之后，委员长乃有处分此项器材管理之权。本人此种行动，系以总统代表资格执行之。

三、本人参谋长之职责……并不包括获取器材在内……

四、本人基本地位，为保持美国之利益。

蒋介石看了这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怒火从胸中猝然点燃。他为了验证史迪威使华的全部职责范围，立即调阅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外交文件，就像是一个学究似的希望从字里行间找岔子、做文章。多年之后，梁敬先生为其捉刀代笔，写了如下这段话：

此备忘录之说明，实甚牵强附会。第一，史迪威之权限，系以一九四二年一月，宋（子文）史（汀生）交换函件为根据。该交换函件中，关于租借器材处理之叙述，与备忘录不同。交换函件上，史迪威只有监督管理租借物资之权，而无决定移转所有权之地点与时间之一项；此项权限，系军火分配委员会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所自添，而此新添，则未经宋子文之同意。第二，交换函件内之美军代表，系指出席联合军事会议，而此会议，则自始并未成立，故史迪威之美军代表等于虚设，从而史迪威所云代表出席军事会议时，其他地位概不适用一语，不啻对于中国措施有妨害美国利益之暗示。第三，美政府赋予史迪威之任务，为“增高中国作战之能力”，如不包括获取租借器材，则中国作战能力，何由增进？

故此备忘录措辞之傲睨，犹其余事。故委员长阅后，立以事件情形电告宋子文，令其转达美政府。

蒋介石对美策略是建立在以退为进，或曰以所谓友谊换取美国政府的同情，借以获得更多的美援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在保卫缅甸的战争中，不得不违心地赞同史迪威的进攻战略。最近，中美之间突发的事件给了他一种新的外交启示：单讲“退”是“进”不了的，而且还会给对方造成软弱可欺的错觉。为此，他毅然决定冷淡史迪威，进而造成欲要远离美国的姿态，迫使美国主动采取修好的措施。唯有出现这种局面，他认为自己再向美国开价才是有分量的。

也就是在这种特殊心理的驱使下，蒋介石第一次萌发了辞退史迪威的念头。但是他考虑再三，认为时下条件不成熟，且又自负地认为略施小计就可迫使史迪威就范，所以，宋子文来电征询“是否尚拟留其（史迪威）继续供职”时，蒋介石复告：“暂时不必表示”，“益也望美政府自动召回之也”。

也就是在史迪威转呈备忘录这一天——七月三日，宋美龄也一改温文尔雅的仪态，再次向史迪威发动了讨伐。请看史迪威的日记中有关的记述：

皇后夫人（宋美龄）打电话要我给华盛顿写报告……她在电话中大发脾气，开始责骂我。于是我说我愿去见她。她让我一直等到董显光到来；她把陈珍珠（宋美龄的秘书）叫来，记录下来我说的每句话。简直像疯狂的魔鬼。她抽了一个响鞭，但小丑没有应声跑出来。她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向蒋介石报告。我的立场是：整个事情是个圈套，这不过是澄清三项最低要求中第二项的问题，因此作出评论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除非我的政府要我这样做。

史迪威或许是过分敬慕宋美龄的风采，也或许是要在女士面前保持美国男人传统的绅士风度，他对宋美龄的越礼行为始终是非常宽容的。就说这次宋美龄怒而点拨他：“作为参谋长，你不是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吗？”他依然是平心静气地与之交谈：

“我向她解释怎样才能使计划与运输线协调起来，经驼峰运输五千吨物资的必备条件是：三百零四架飞机，二百七十五名机组人员，三千四百名地勤人员，空运线两端各有五座机场，每个机场能够容纳五十架运输机。� �样，她才开了一点窍……我告诉她我认为大元帅需要的是一名战士，而不是一枚橡皮图章或传声筒。我还告诉她，一旦出现缺乏信任的征兆，我想回国去。”

史迪威并不在乎蒋介石对他是热还是冷，因为他自信手中握有的权力——尤其是租借物资控制权足以使蒋介石改变态度。但是，他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首席代表，就不能不考虑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外界传言中的“宁渝合流”即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握手言好真的变成现实，那他对于自己的祖国乃至于对二战中的所有同盟国都是失职。另外，他作为一名肩负重责的军人，更看重的是近百万侵华日军的动向。他清楚这样多的侵华日军一旦挥师南下，东南亚诸国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就等于脖子上又套上了新的绞索；而在太平洋和日本激战的美国海军、陆军就要多付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牺牲。因此，他越发地感到把日本军队“在中国拖住”的战略是何等的英明！然而如何才能触摸到蒋介石的真实态度呢？他决定拜访老朋友——美国驻华大使高斯。

高斯是一位城府很深的“中国通”，又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加之他性格内向，不轻易说“是”和“不是”，给人一种冷面判官的印象。他不赞成蒋介石独裁，更是反对蒋氏的专横，或许因为他在中国待的时间较长，且对东方治国之术有所研究，他对蒋氏靠军队与权谋维持一个腐败的政权更是深恶痛绝！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在制订对华政策的时候，也包括高斯对蒋氏政权的看法。就说时下史迪威和蒋介石闹得僵持不下的局面，也早在高斯的预料之中。所以，他一见来访的史迪威就坦言相告：

“乔，你的一切麻烦盖源于《租借法案》。”

所谓《租借法案》，是关于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未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之前，向同法西斯作战的同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材料、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法案。英国、苏联等国根据这一法案，自美国得到了它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欧洲扩大到了亚洲和太平洋，同盟国遂决定设立军火分配委员会。由于英国和苏联等国阻遏，中国无代表参与军火分配委员会。换言之，中国在获得美国军用物资方面受到歧视。为此，蒋介石给罗斯福发电呼吁：

就最近审察，予深觉须向罗斯福坦白声明，望罗斯福不致误会，美国对于中国参加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军火分配委员会之态度，是否与待遇其他国家相同？予正日向此间国人为美国辩护，谓罗斯福乃中国最亲挚之朋友，故中国亦宜报以最忠实之友谊。予曾许美国军官统帅中国军队，且有时违背自己之见解，以拥护美政府之政策。予之为此，无非欲尽盟邦战事上共同之贡献，然英国与苏联，则似欠此合作精神，伊等重视一国之私利，远在于共同之精益。

如果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物资分配之机构不能扩大，使中国得以参加，则中国在此战争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甘地告予谓英美对于东方民族，总未尝以平等相待。英美迄今不许中国参加C。C。S（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是一例。我们在作战中所受之遭遇已经如此，则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又当如何？

罗斯福接电审读，对中国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虽欲允行，但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于四月二十七日向马歇尔提起此事时，“马歇尔竟完全婉拒”。不但如此，“该委员会于五月十一日又自定新办法，指定史迪威为中国租借物资之收受人，予以‘何时分配’及‘交与何处’之特权”。换言之，“中国政府向军火分配委员会申请之租借器材，必待史迪威制出接受方案与时间，始肯审度”。在蒋介石等看来，“史迪威操此大权，则遇未经其同意之申请，每不制具方案，使我申请或葬送于无形，或停滞于不可究诘”。这就是蒋介石对史迪威由敬而恶的根本所在。

史迪威十分清楚：英国和苏联等国租借美国的军火物资是有独立支配权的，与中国两相对照，上述行为是明目张胆地歧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气不敢对美国政府发泄的蒋介石，把史当成出气筒也是情理中事。想到这些，史迪威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遂又问高斯：

“你说该怎么办呢？”

“简单。”高斯突然以美国人的幽默近似调侃地说道，“你给罗斯福、马歇尔发电，建议把套在蒋介石头上的紧箍咒拿掉，让中国享受和英国、苏联同等待遇。”

“不要忘了，阁下是始作俑者之一。”史迪威反以调侃的口吻说道，“一旦拿掉了蒋介石头上的紧箍咒，他会拿着我们美国的钱、武器去做什么呢？”

“放心。”高斯清楚史迪威来访的原因，遂开门见山地说道，“他不会和汪精卫修好，更不会和日本人讲和。”

“为什么？”

“你比我还清楚！如果说汪精卫是因为投靠日本人得以生存的，那么他蒋某人呢？我认为他一是靠高举抗日大旗，再是靠巧妙地向我们美国要钱、要武器，方得以维持他的政权的。一旦他丢了这些……”

“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高斯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就更坚定了我的看法：传说日本使者和南京方面的代表已到重庆，准备就和平条件进行谈判，这完全是蒋某人进行讹诈的阴谋。”

“对！他想从我们美国得到的东西太多了，而与日本人讲和，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他向我们美国要这样多的东西干什么呢？”

“一是中饱四大家族的私囊，再是积聚军事力量，等抗战胜利后和共产党争天下。”

史迪威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但由于他在中国的朋友——知名的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史沫特莱、安娜·鲁易丝·史特朗等人和中国共产党多有接触，他对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无恶感。诚如前文所述，他早在武汉任职期间，就曾礼节性地拜访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共领袖人物，对他们的印象也是很好的。另外，他作为军人，十分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坚持在敌后抗战，这又和他熟悉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照。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天真的自问：“蒋介石为什么不和共产党八路军一块抗日呢？”今天，当他听说蒋介石囤积美国的军火物资，是要“等抗战胜利后和共产党争天下”以后，就萌动了和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谋面的念头。可是，他担心蒋介石会借此攻击他勾结共产党人，遂又打消了亲访周恩来的念头。最后，他决定派自己的心腹戴维斯代行拜会周恩来，听一听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看法。

约翰·戴维斯于一九○八年生于四川的嘉定（今四川乐山县）。四年后举家迁往成都。其父是美国传教士，除担任神职而外，还在华西大学教课。约翰·戴维斯就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天府之国”长大，并在这里接受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后来，他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成为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不久，返回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并于一九三一年考取驻外外交官。由于他精通汉语，熟悉中国西南诸省的人情民俗，被派往云南省昆明担任领事。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被调往武汉。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不仅和史迪威结为好友，还和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人物时有交往——当然是为了搜集中国有关诸方面的情报。珍珠港事件猝发之后，史迪威就任使华要职不久，他又成了史迪威使华班子中的政治顾问。当时，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有句玩笑话：“戴维斯是史迪威政府中的国务卿。”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戴维斯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所起的作用。

自然，在史迪威和蒋介石猝起的冲突中，身为“国务卿”的戴维斯也必然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据美方和中国台湾方面已公布的史料可知，就在七月一日蒋介石密谋围攻史迪威那次会议的前两天——六月二十九日，戴维斯借口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周恩来，二人已经进行了一次长谈。有关这次晤谈的详情，诸方均未公布，只有梁敬先生的专著《史迪威事件》一书中有如下扼要的内容：

访周恩来于医院，周谓，蒋将与日讲和，又云，如伊得蒋许可，愿率兵援缅，并受史迪威指挥。

戴维斯作为美国驻华的战略情报人员，自然知道蒋介石从未间断和日本秘密来往，而轰动一时的所谓“桐计划”——日、蒋、汪三方携手的“和平计划”，也难以瞒过政治嗅觉极灵的戴维斯；至于日本通过被囚在北平的他的恩师——司徒雷登进行所谓“日中亲善”活动，他也必知其全貌。因此，他是同意周恩来此见的——“蒋将与日讲和”。但是，蒋介石与日讲和之举是真还是假，甚至是否像中国古之名言所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由于此行的借口是探视病人周恩来，看来二人未及深谈。

史迪威在缅甸吃够了蒋介石横加干涉的苦头，使他不得不使用“‘花生米’是个卑鄙的人”这种难听的字眼形容他的上司蒋介石。而今，周恩来竟然主动提出：如“得蒋许可，愿率兵援缅，并受史迪威指挥”。这就很自然地促使史迪威又加深了对蒋介石的憎恨。时下，他最关心的是蒋介石下一步的动向，所以，他对戴维斯再三叮嘱：

“再访周恩来先生的时候，主要听听他对这方面的看法和意见。”

周恩来自打西渡勤工俭学归来，出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开始，和蒋介石分分合合已近二十年了。他们二人没有什么不解的私怨，有的只是永远难以弥合的政治歧见。蒋介石一生，乃至于他的公子蒋经国先生也从不攻击周恩来的人格和品德，这说明他们二人之间是彼此了解尊重的。另外，周恩来作为一代外交高手和政治大家，不仅能从山城重庆这个小舞台观出全球的政治风雨，而且还能从全球政治风雨中看出蒋介石心路历程的真正轨迹。对此，美国学者塔思曼根据美国档案撰写了如下这段记评：

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戴维斯）为此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根本不存在单独讲和的危险，“抗日已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买卖，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大量的援助”。周恩来还说，国民党官员以善于运用外交手腕，拨弄美国的神经而感到自豪，他们在上海与日本人保持联系，“目的就在于对华盛顿进行恫吓”。

有意思的是，自视公允的亲台学者梁敬先生却对此视而不录。他在记录七月五日戴维斯造访周恩来的谈话内容的时候，仅摘要记了如下这样一段话：

访周恩来、宋庆龄，周言：国共关系恶劣，政府以四十四万一千人之兵力围困中共，对日不肯积极作战，保持实力，以备另用。

我们从这段摘要中依然可以看出周恩来讲话的用意：提请美国注意，租借给蒋介石的军火物资并未用在抗日上。相反，蒋从近处着想，政府以四十四万一千人之兵力围困中共；蒋从长远着想，保持实力，以备另用。把话说白了，也就是蒋介石要等抗战胜利之后，集中全力和中国共产党争天下，结论是：

“美国给蒋介石的军火物资越多，未来中国人民就越饱受内战之苦。”

戴维斯或许是认为七月五日访问周恩来谈得不够尽兴，也或许是认为有些疑点需要进一步探究，遂于七月十日又三访周恩来。

聪明的周恩来认为应当让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知道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情况了，唯有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方是较为公正与全面的。所以，他向戴维斯作了全面的介绍。对此，梁敬先生在其专著中作了如下简记：

访周恩来，周谓中共（第十八集团军）现有兵力五十至六十万人，有枪一百万杆，在华北、山东及扬子江流域以北，皆自置边区，如日本攻苏，中共将请求攻日，并向美英苏请予军械。蒋曾告白崇禧：中国政策在保存实力。中国要求先打日本，将使德国战胜苏联，然此正是重庆当权派之希望。

戴维斯如实向史迪威作了汇报，并向史贡献了自己对蒋的意见。

史迪威在作了周密的调查之后，认定蒋介石如此而为是一种“讹诈”。所以，他吁请高斯大使电告美国政府之后，遂又我行我素地筹划他的蓝伽计划。

但是，性格倔强的蒋介石不予理睬，致使蓝伽计划无从实施。更使史迪威深感愤慨的是，“自史迪威以备忘录说明其来华之地位与权限之后，委员长即不复召见”，如“其七月二日、五日关于注意昆明防务之报告，与七月七日、十八日收复缅甸之建议，委员长亦只交主管机关核复，不予直接批答”。

史迪威哪是受这等气的美国将领，遂“以训练中国军队进行濡滞为由”，密电马歇尔将军，建议与蒋介石摊牌。其电曰：

为寻求此后处理事务得有准绳起见，我提议军部应请罗斯福总统将下列意旨通告蒋介石，如该意旨经其接受，此后我们任务将有真正之成效……如遭彼拒绝，则亦不至妨及美国对日之战事，因国民党不至冒自杀之危险与日本讲和也。

我们必须于此际将蒋介石拴住……否则，蒋将永不就范。今假定本年年底攻缅，则下列诸点，必须办理：

一、总司令须即派定，并须予以组训与监督补给物资器械之全权；

二、作战单位必须早日集中云南，其组织与训练，亦应立刻开始；

三、总司令须有解除中国军官职务之权；

四、各部队师级单位，皆须设置美国教练军官；

五、未经教练处推荐之中国军官，皆应解职；

六、陈纳德之延誉宣传，必须停止。

上列诸点如不得蒋之承诺，则吾人应采下列各步骤：

一、调回在华军事人员；

二、撤出第十路空军；

三、解散在华军事教官；

四、停止华军装备；

五、所有在印之援华军械移与美国。

美国军部相继收到了蒋介石企图剥夺史迪威对租借物资控制权的电文，以及史迪威强烈要求和蒋介石摊牌的电文，一并呈罗斯福总统裁夺。“总统指示马歇尔起草回电，马歇尔非常清楚，租借物资是史迪威手中的唯一的一张牌。总统在回电时又断然拒绝分散史迪威的职权，毫不含糊地声明，史迪威必须首先对美国负责”，并在电文中明确答复蒋介石：“史迪威将军要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实际的。”罗斯福阅过马歇尔起草的回电，又提笔在电文上补充道：“任何继任者，都具有与他相等的权力。”

此电稿由麦克莱次长持示宋子文。

美国学者宣称：宋子文“在把这封信转交委员长之前，对其全文和语言都作了修改，而与此同时，马歇尔却向史迪威发去了一份原件副本，这样，史迪威看见的是自己的地位被再次确定，而蒋介石得出的却是另外一个结论。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俩一直就争执不下，互相的不满不断加深，直到弄清了真相。蒋介石见到原信内容时，其受侮辱之感是可以想见的。他又演出了一场要取消中国战区的闹剧，以示抗议”。

对此，台湾方面公布的史料却是这样写的：

“子文恐此电伤及中美感情，且信非总统本意，遂持电稿面谒罗总统，详告经过。罗斯福乃云：一、史迪威职权中，代表美国出席在渝国际会议一项，现在并无此类会议，事实上形同虚设。二、嗣后租借法案事，君代表蒋委员长，霍泊金（即霍普金斯）代表我，在华盛顿共同商定，则史迪威事实上即是专任参谋长而已。三、如委员长仍以未妥，则我当更换之；唯干练之军官甚难另觅，俟霍泊金、马歇尔返美（时在英国）时再定。”

明眼人一看即知，罗斯福依然没有满足蒋介石的要求：中国有权自由支配租借物资。因此，亲台学者梁敬先生又把责任由史迪威移到美国军部身上。请看如下评论：

罗斯福当年，实无利用其军事代表控制援华租借物资之用心，而军部则有借此控制援华物资之行动。三月二十日所给史迪威在印接受援华物资之命令，使其负有决定援华物资何日交付何地之责任，即将援华物资之接受人，由“中国”易为“美军代表”。在美军代表未决定向何地在何时交付以前，此物资之主权仍属美国，美国可以随时移拨或退回或拒付，于是前此“不经中国政府同意不得移拨”之迭次诺言，经此单面规定遂至勾销。此乃美国军部职员利用行政技术，变更其总统对华政策之一种手段，此种办法若不修改，虽百换史迪威，亦复何补？美军部战史，谓史迪威受华府命令，不得不执行其分配物资之责任，归咎于史，实失公平。此言虽辩，然美军部自始即不应以片面独断之手段制此办法，致使中国不能获得平等之待遇，则实咎有攸归。

罗斯福总统是美国最高的决策人，作为参谋总长的马歇尔将军岂敢越权行事，就常理而言，马歇尔将军代罗斯福草拟的电文，必经总统阅后签发，存档备案。况且，诚如前文所述，罗斯福阅过马歇尔起草的回电，又提笔在电文上补充道：“任何继任者，都具有与他相等的权力。”故梁敬先生的上述见解不是缺乏常识，也实属一厢情愿之见。话又说回来，罗斯福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他决不赞同史迪威因此而和蒋介石摊牌，进而逼蒋就范的简单做法。因为他清楚，如此而为，不仅会干扰亚洲战场顺利发展，而且也有悖于他对战后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立于世界的战略期望。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呢？他陷入了思索与筹划中！

恰在这时，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自称十分了解中国情势的居里先生来到总统官邸，毛遂自荐，愿作为总统的私人顾问和代表飞赴重庆，调解中美之间因租借物资管理法出现的矛盾。罗斯福听后愁颜顿释，当即批准了居里的中国之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