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财政部驻兰州区金融监理大员南映庚，把流浪中的同乡姐妹安置到四明银行工作，一下子就解决了弱者生存的难题。我们不好揣测，黛莉自己作何感想？采访中，我任由老人诉说，并不想打断她，追问她。我想到，知识女性大都喜静不喜动。那时一位女作家，名叫沉樱，山东潍县人，继冰心、丁玲之后，曾引人注目。沉樱在表白自己时，留下这样一段话，给人印象深刻。“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喜欢那些小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到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对于这段女性道白，你尽可以把它说成小资情调，我却感觉亲切可信。杨沫写作《青春之歌》，林道静原先的底色也大致如此。据说原稿中林道静要温情许多，真实许多，并非风风火火那个样子。出版前一改再改，最终改成了一幅革命战士对敌斗争宣传画。

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识女性尽管她们热烈向往革命，痴心背叛以往，却很难变成在饥寒交迫中英勇就义的刘胡兰。（兰州时期的黛莉）

应知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识女性，尽管她们热烈向往革命，痴心背叛以往，却很难变成在饥寒交迫中英勇就义的刘胡兰。因此，沉樱所做表白，要比宣传口号式文艺作品中刻意塑造的女革命者形象，更具普遍性，因而也更真实。沉樱女士后来去了台湾。黛莉深爱巴金作品，也受到过革命新思潮的洗礼，却未必能够成长为一名红色革命战士。她不曾受到过丁玲那样的血火锤炼。而初任中宣部文艺处长的丁玲女士，刚一进城，就在公开讲演中直率地劝导青年们，要洗一洗脑子，不要继续迷恋冰心、巴金等人的旧作品，这位老共产党员认为，巴金作品不可能为青年们指引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她先是承认巴金作品“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然后尖锐而又辛酸地批评道：“那种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中间只有几个又像朋友，又像爱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个名堂来。”所以“跟他走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

积极督促巴金开赴朝鲜前线，去烈火中改造为宣传而写作的，也是这位丁玲女士。事实上，丁玲与巴金私交蛮好。惟其如此，才更让人感到当年思想斗争的巨大威力。

一如丁玲所说，黛莉等人大多是这样吧一先是读了巴金“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的小说，结果是“跟他走不会使人更向前走”，当然“革不出一个名堂来”。她们心底深处，很可能与作家沉樱更加接近。那么，当年革命家的逻辑是：这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个人精神的自由，只注重自我道德情操的建造，他们与贫雇农强烈要求激烈斗争的革命情感格格不入，因而也很难与红色革命长期保持一致，所以对这一大批人进行“洗脑”、“洗澡”和思想改造，就显得十分必要，非常迫切。

1950年以后，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无情讨伐与批判斗争，一场接着一场，愈演愈烈，直到他们在炼狱中完全否定了自己，然后进一步与同类群体自相残杀起来……可能有些扯远了。

且说黛莉在四明银行兰州分行落下脚来。一颗脆弱的心，经历遥遥千万里车马悸动，渐趋平静。据记载，日军飞机很少袭扰兰州，似乎仅飞来一两次，损失亦不很大。

远离战争近风月。在不知不觉中，赵黛莉身边出现了男士身影。这是一位宁波人，姓张，银行高级职员，说一口海味儿国语，不知道他和主办银行的宁波帮是哪一层关系，反正他在兰州这边还担任了职务，做一名副经理。我们不妨管他叫张君好了。

像许多上海男士一样，这位张君很会体贴人，不仅在银行业务上是一把好手，而且多才多艺，能够吹拉弹唱，演奏手风琴，此外还懂得一些医学，注重保养。张君长相也十分精神，周身利落，绝不同于一般的上海小开。

张君出现在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之间，成为少女眼前一道鲜丽彩虹。

张君对黛莉产生了深深爱意。有黛莉在，他那大西北生活便不再枯燥。

一场大西北之恋就这样开始了。这并不意外，人们祝愿他们美满幸福。他们也庆幸自己，在遥远的阳关外，居然找到了爱情。

远在大西南漂泊的巴金先生，也是这个时期与萧珊结合于贵州的。

张君和黛莉相互支撑着，共同走完了抗战胜利之前那段劳苦之路。1945年8月15日，日寇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夺取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他们举杯欢庆、彻夜不眠，他们在歌声里憧憬未来，筹划告别大西北，到就要重新繁荣的上海安家去。

一场悲剧即将来临。在往昔岁月里，黛莉曾经痛苦地体验过颠沛流离是何滋味，谁又能知哓，更加漫长、艰难的颠沛流离，还在后边。

1946年，四明银行总部从重庆迁返上海。张君奉调返沪，荣任新职。

当初，张君孤身一人远赴兰州，现在胜利返沪，竟多了娇妻黛莉，变成了夫妇二人。不，黛莉已经怀孕数月，腹中小生命时呈动态。家子前去上海，应是三口人了。这个腹中小生命，如今就坐在我们面前——话到此处，赵健女士微微苦笑，怅然若失。

一路上，全家人辗转车船，鞍马劳顿。虽说疲累，黛莉依然高兴，她从没有去过大上海，她只是在八年前，与那里一位著名怍家有过书信往来。她要对上海高声说：美丽的黄浦江，我来了！而张君却一反常态，身心不展，整日里郁郁寡欢，很少言语，仿佛在为生计发愁，又不大像。

不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那大幕迟早总要拉开。

这是一场悲剧，无可救药。

谁能想得到，张君在上海，竟有一个不可颠覆的家庭存在！说起来，张君从小到大，从读书到成人，多蒙舅舅一家照顾。如今，张君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舅舅自然欢喜，并且心存依赖，而早先定下的一房妻室，正是舅舅家的宝贝女儿，已经苦等张君多年。张君心头似有似无，不到跟前也重视不起来。要说张君长期隐瞒黛莉，似乎也并不公平，因为张君并未与这位“大老婆”生活过一天。张君或许以为，此次返泸，无非大闹一场，把那个家族旧婚姻否掉罢了，然而舅舅一家绝不允许他这么干。人家早已将生米煮成了熟饭，这不，非但不能离婚，更将弟弟家一名少儿也带入新居，要一块过日子。对于黛莉，他们也许觉得，张君不过是领回一位读书女子，这妮子在上海无根无势，她能怎么着？要么你屈尊做个二房，日子也得过，要么你卷铺盖走人，去当独立新女性，谁也不会拦着。

面对这桩难缠婚事，实实将黛莉气了个半死。继而，张君抗不过族亲旧势，又表现出种种软弱来。黛莉欲哭无泪，她万万不能料到，自己从小读新书，思背叛，离家族，争自由，反男权，求独立，到头来，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封建宗族男权中心这污黑泥潭之中。仰天长啸，痛不欲生，腹中有子，难上加难。有人会说，这是旧中国特有的女性悲剧。而这种说法太简单了，此类悲剧仅仅是那时的中国所特有吗？真正的女性解放之路，不知将何其漫长。

赵黛莉，这位熟读巴金怍品的知识女性，此时此刻显示了她那誓不屈服的巨大勇气。她绝不会向一个老旧家族低头妥协，她坚决不做一名衣食无忧的二房太太。

黛莉与张君长谈无效，决计离开上海滩，重踏流浪路。尽管她身怀赵健，已经有五个月了。她往哪里走？她往何处去？

她谁也不熟识，只能调头复返来时路，再度投奔甘肃天水姐姐家。

这位张君，情知黛莉腹中怀着自家孩子，那是见证他们曾经相爱的果实，却拿不出任何办法来。张君哽咽着表示：你决计要回甘肃，我就送你一趟吧！

仍是辗转车船，鞍马劳顿。来时全家爱意浓浓，走时形同路人，一腔怨恨。

车到天水近黄昏，张君昏头涨脑住进了旅驿。黛莉独自一人，向姐姐家中踯躅而去。

姐姐赵巧生，看一看妹妹肚腹，听一听悲凉倾诉，当场发出一声山西女性传之久远的凄厉尖叫。她转身直奔旅店，去找那张君，要讨个说法：南蛮子，你凭什么这样！张君沮丧乱语，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在中国，任何一场由伦理道义、新旧理念引发的争端事件，初始十分严肃，到结尾时，终将演变为某种经济形式的补偿。赵巧生怒斥张君，谈判说理，结果也无非如此。双方息怒，折算一番住院、生育之费用，末了，张君答应每月补偿50块大洋，给够五个月拉倒。

赵巧生再索要，张君说，没了，我手边只带了这么些钱。以后？那可说不好，看情况尽力吧。

无奈间，张君与黛莉这段姻缘，就此算是了断。可叹断了婚姻，却断不了永远的哀痛。黛莉从此终生未嫁。她独自一人，苦苦把赵健带大，母女俩至今相依为命。

而赵健本人，一辈子也没见过亲生父亲。

可叹断了婚姻却断不了永远的哀痛。黛莉从此终生未嫁。她独自一人，苦苦把赵健带大。

赵健并不是生在天水。当时，巧生姐姐一家，正要将天水纺织厂的资金转往上海去。姐姐一家急需赶赴上海，办理诸多事项。姐姐要远行，妹妹要生育，却无人照料。又是无奈间，姐妹俩想到，西安还有大叔家一位堂姐，名叫赵菊生，生活比较稳定。匆匆忙忙，黛莉跟着姐姐，艰难地去了西安，投奔赵菊生照料生育。不久，赵健出生在西安一家医院里，堂姐赵菊生把黛莉接回家中小住。待到姐姐巧生一家正式迁往上海时，路经西安，遂将黛莉母女俩带往上海而去。

怎么又回到了上海？是的，战后许多民族资本家纷纷转往上海发展，并且确实迎来过一段黄金时光。

黛莉始终弄不明白，自己的一生，为什么总是离不开太原，西安、甘肃、上海这四个地方？又为什么，总是离不开家族关系网？这不，巧生、梅生姐妹俩，一到上海，即有山西宁武大表兄、二表兄出面招呼。其中一位，竟是四明银行新任董事长。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儿，黛莉重入上海四明银行工作。

看看我自己一除了几件旧衣服，领着一个小姑娘，其余什么也没有连最小的房产也没有，我当然不是资本家，肯定不是！

姐姐巧生提出，应该再找张君，算他一笔账，妹妹黛莉坚决制止，她要依靠自己，劳动生活。

斗转星移，风云轮转。收音机里，传来山西、河北、山东和东北农民们那激昂的口号声，闹土改、闹翻身，一个“闹”字，便知这口号动静极大而又残酷无情，使得赵、南两家三代人，心魄颤抖，不知所措。紧接着，又相继传来中共大军在华北、东北，在平津以及全国各个战场上，不断夺城铲地，向长江推进，取得大胜的消息。每一天的广播，都以极其强大的力量，震撼着无数上海资本家们那颗恐惧的心。

四明银行原本经营法币，眼下，突然改换成整卡车的金圆券了。要说点票子，任是神仙也点不过来。这分明是遮盖不住的败相，大败相啊。

1949年初夏，从四面八方传来隆隆炮声。中共大军突破长汪，占领南京。黛莉周边形形色色的人物，惊恐地高叫：解放军奉莩鉍而黛莉却很平静，她甚至怀有极大欣喜。采访中，老入擒军有什么可怕？他们就是曾在山西抗日的八路军呀！老人说：当时，我看了《共产党宣言》，从而知道了，资本家必须有资本，资本大了才叫资本家，资产阶级必须有资产，资产大了才会形成阶级，看看我自己一一除了几件旧衣服，领着一个小姑娘，其余什么也没有，连最小的房产也没有，我当然不是资本家，肯定不是！我一无所有，我是普通银行雇员，我怕什么呢？

5月7日早晨，在蒙蒙细雨中，黛莉和银行同伴们一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共产党军队开进大上海。有趣的是，在同一时间，黛莉最热爱的巴金先生，也身处欢迎“共军”的人群中，同时同地观看着这支雄奇部队入城。他们没有相互遇见对方，或者说，即使相遇，也很难相识。是的，巴金从未见过黛莉，也没有见过照片，而黛莉小姐已经成为一名将近三十岁的少妇了。想一想，十几载春秋逝去，她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历程，加上家族父辈的所作所为，又怎样向先生诉说？

人们欢笑着。小赵健三岁了，在人群里跟着大人唱歌。打开《巴金全传》，陈丹晨先生写到了这个场景，“人们用新奇而亲切的眼光注视和欢迎这些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衣的战士的身影……巴金和黄裳也在街头和人们一起观看。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解放军”。黛莉女士在这欢迎的人群中并不显眼。这场景使人长思：中国旧势力曾经万般强大，现实无比严酷，而在几十年浴血苦斗中，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却显得软弱无力。他们，与共产党人钢铁般的组织纪律和不同时期卓有成效的方针战略，简直无法相比。李存光先生研究巴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分析，“五四”前后蜂起于各地的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因其组织涣散，思想行动不一，先后解散了。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许多人，也逐渐分化转向，或投靠国民党，或加入共产党，或离开政治舞台，少数坚持者退而从事乡村教育——“对于巴金来说，自己要走的那条本来就模糊虚幻的实际斗争道路，在现实中难以走通，执著的信仰和倔强的性格，使他既耻于与国民党合作，也难以步入治学或经商之道。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晌，又使他不能也不愿选择新的革命道路。真是欲进不能，欲退不忍。巴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这是一段颇具分量的分析。巴金如此，黛莉亦然。“不能也不愿选择新的革命道路”一语，包涵内容太丰富了。

解放军挺进上海，民族资本家纷纷退却。四明银行原有巨额“官股”，一夜之间，即被新政府收归公有，不容争辩。银行家们开始大量裁员，四明银行一次辞退雇员六十余人。这其中，也有普通劳动者赵黛莉。怎么办？黛莉老人回忆说：我挺身而出，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散去，要团结起来，和资本家斗争下去。当时，黛莉照着巴金著作，模仿着写出一份《告全体雇员书》，带领大家坚持上下班，向资本家要工作，要薪水。她带头领导雇员们前往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干预银行高层，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很遗憾，市政府答复说，四明银行是一家私营银行，我们暂时不能多管其内务，同时又热情相告黛莉：如果你本人愿意，我们希望吸收你一道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可以介绍你到一家新单位去上班，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本来，这机会十分难得，黛莉却考虑到，雇员们尚在困难中，自己岂能只顾个人，一走了之？她没有答应这个建议，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最后，黛莉领了银行三个月薪金，人家说是遣散费，再无别的办法。于是，她带着小赵健，拖着极度疲累的双腿，又一次回到姐姐身边。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姐姐家绝大部分资产，全部归公，所剩无几。

在上海，原有众多山西老板经营着贸易公司，内中多有赵家老户，现在，眼看着生意不好做，共产党打击投机，管制甚严，一俟京沪铁路恢复通车，这些山西老板便卷起金银包裹，迅速返乡而去。

―赵家姐妹的“剑桥”父亲，只能留在甘肃，做个老老实实的教书匠，哪里还敢回到内地来？

宁武老家，只剩下了赵家老奶奶，最后亦逃往太原，逝于1949年的动荡中。

一一太原坡子街0号大院，匆匆转让给山西兵工厂。就是在这时，黛莉三哥转告她，原先留下的许多书籍信件，都统统烧掉了。

赵黛莉二哥，留学日本，眼下也滞留在那里，一时回不来，直到1954年，通过红十字会接应，始离日归国。

一一赵家姐妹无路可走，慌不择路。匆匆之间，从上海仓皇奔赴北京，暂时投靠南桂馨、傅作义等长辈们，看看怎样才能生活下去。

以1949年为标志，一场巨大变迁，给赵氏家族带来根本性的动荡，异常剧烈。叹世态无情，形势如此，大家伙儿好自为之，各奔前程吧。

话说到这里，黛莉老人沉默良久，一时无语。赵黛莉，终归不是林道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