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龙河和柳沟河静静地流淌着，这里的河滩很浅，地面潮湿，淤泥黑里泛亮，河岸两旁显得幽僻，灌木丛、杂草疯长着，绿色的遐想延伸在深蓝灰的天空下，似是一种凝重的神色。岸上有一条细细白白的线，那是波浪均匀卷来又退回河里所留下的痕迹。

火红的太阳渐渐落下，圆弧形的云层下端绚烂得像要燃烧起来，河水被染成了紫砂色，远处的村庄在树林掩映下，欲隐欲现，袅袅炊烟，随风飘散，消失在茫茫的暮蔼之中……

这是一块美丽而富饶的地方，不能任侵略者随心所欲。1899年11月1日，这一夜，孙文在绳家庄召集各村团练首领大会，筹划抵抗德国人之策。

翌日，孙文派人四处发帖，号召民众站出来，抗德阻路。为了组织一支强大的力量，各村以团练为基础，选拔壮丁，收集土枪土炮，随时打击侵略者。

“红缨枪，长扁担，大刀片，老铁锨。高密西濠里，百姓造了反。不让鬼子修铁路，不准放毒害良田，捉着鬼子大开膛，捉着汉奸喂团团(鳖)。”

这首民谣，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如火如荼、群情激昂的历史画卷。

1900年1月1日，孙文和绳家庄村的武秀才李金榜率500余人执旗抬枪，袭击了晾甲埠的筑路工地，拆毁修路设施和雇工住的窝棚5座。

德国人向官府施加压力，莱州总兵彭金山和高密知县季桂芬率清兵前来，要求村民就地解散。然而，孙文、李金榜等人态度坚决，提出了铁路改道，或豁免濠里各村民需缴纳的钱粮等条件，否则，绝不罢休。僵持不下，更多村民闻讯拥来，携数门大炮助威。清兵见势不妙，不听长官号令，纷纷作鸟兽散。

袁世凯获知事态严重，责令莱州知府曹榕驰往高密,督同高密知县季桂芬迅速平息此事，同时派驻潍防营开往高密，进行弹压。

知县季桂芬害怕大吕村事件重演，不敢怠慢，下乡同孙文、李金榜等人谈判，许诺修铁路时多架桥梁，决不致壅水成灾，倘若成灾，官府一律豁免缴纳的钱粮。可村民不再轻信官府，决意阻止德国人修筑铁路。

1月11日晨，孙文、李金榜、孙成书等率领000多名村民,抬着土炮，带着土枪、红缨枪、大刀以及铁锨、锄、镰刀等，分三路出击，阻拦铁路施工，被彭金山、季桂芬等以铁路改道北移的承诺劝回。孙成书率领的一路村民放了几声土炮示威，拆毁筑路用的几个木架，由于袁世凯一再饬令清军不准妄开衅端，恐激起民变，故负责护路的清军也未敢以武力驱逐。

孙文领导的抗德斗争在高密西乡已成燎原之势，引起了清廷的十分恐慌，严令袁世凯迅以镇压。应该说这个时候的袁世凯，还是采取了“攻心为上”的招抚策略，他一方面悬赏1000两白银捉拿李金榜,捉拿孙文、孙成书等肇事头领，一方面派遣官员下乡，向村民们发起宣传、瓦解攻势。

1月8日,高密知县桂芬设计，教谕单荫堂出面以身家性命做担保,以答应铁路改道北移为名,将李金榜和孙成书等人骗进城后逮捕。

月1日，莱州知府曹榕命登防分统副将王来奎率一哨清兵护送4名德国人从高密去南流铁路分局，孙文等人以为是要将李金榜押解到济南，数百人群起追赶，追至丈岭，才知道消息来源有误。

愤怒的村民不甘心，当夜，孙文率000多人赶到王来奎等人夜宿的南流铁路分局，打伤1名德国人，拆毁了所有的修路设施和建筑物。

事后，袁世凯电令彭金山、王来奎分别统兵进驻濠里张家大村周围，封锁要道，扼守盘查。

孙文通过传发帖子突破清军的封锁，召聚团众,袭击了高密城东的德国山东铁路公司鲁家庙分局。同时他通知张家大村及附近各村农民，围攻山东铁路公司分局,破坏铁路设施。

由于叛徒告密，行动失败，人被杀，76人被捕。

孙文等人并没有被清兵血腥的镇压所吓倒，他们又带领数百民众借元宵灯节之机,袭击了设在城西的铁路公司，扒毁了部分路段。

月16日和17日,袁世凯先后派登防管带宿延庆、统带吴长纯、段芝贵率武卫右军马队1队、步队4队开赴高密，武力震慑的同时，高密知县季桂芬也在抚妥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带领一帮乡绅名士，六进濠里，苦口婆心，劝谕百姓具结息事。

因首领孙成书被捕叛变，投靠官府，被袁世凯免以追究其罪，在孙成书的影响下，濠里70多个村的首领先后到高密县衙具结，永不滋事。

高密**再起，这给了袁世凯一次在山东实现其外交策略的绝佳机会，藉由此事件，他可以和德国和平交涉，以捍卫中国在山东的主权。

从1900年初起，袁世凯一再向德国表示，解决高密唯一的方法并确保未来的和平，只有透过谈判。为此，他向德国山东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表示，希望双方尽快在济南进行谈判。

主动向德人示好，邀请德人谈判，袁世凯主要是想及早结束高密的**，因为他认为这一**完全无助于中国，有可能再度引发德军入侵山东内地。

当山东铁路公司请求袁世凯派兵援助时，袁氏即刻派遣一千名士兵前往高密保护铁路，可德国在青岛的总督叶世克向袁世凯请求准德军进入中立区时，袁氏即以中德之间并没有正式确定所谓的中立区而加以拒绝。

由于高密民众抗德的情绪高涨，又有袁世凯从中要挟、逼迫，德方只好派锡乐巴与布德乐舰长，分别代表山东铁路公司与德国政府，于月7日前往济南，和袁世凯和曾在德国留过学，现任副都统的廕昌为首的中国代表进行谈判。

最后，双方在月1日签订了《中德胶澳交涉章程暨德华矿务章程》，包括胶澳章程十一款，矿务章程二十款，以及铁路章程二十八款。

这一章程的内容主要亮点是:一，确保中国在胶澳地区的治权，二，确定中国的主权；三，双方同意中国派遣一位交涉官，德国指定一官员在青岛，共同会商办理各项事宜，四，事先询问中国官绅的意见。五，顾及山东人的权益。

中德双方对於此一章程大致是满意的，德方认为透过此一章程，在没有放弃太多权利的情况下，允许中国适度取得铁路沿线的控制权，就能确保胶济铁路沿线的安全。在中国方面，袁世凯感到很满意，因为租借地外的铁路与矿区，皆在中国的司法管辖权之下，这意味着主权还在自己的掌控当中。比较之前翁同龢、李鸿章和德国签订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袁世凯为国人争回了很大的权益与尊严。

既有权益，就要承担章程里所履行的义务，面对着高密人对德国人极端的仇视、激进的排外思想以及不顾后果的行动，袁世凯为了平息事端，铺开了“剿"与“抚"的双轨。

他派登莱青道道台李希杰和正二品大员、烟防统领、陕西汉中镇总兵孙金彪率府、州、县防营8哨前往高密，随后又成立专门交涉胶济铁路事务的铁路委员会，抽调候补知县姚光浚、凌咏和州判郑瑞俊、巡检纽树勋和县丞杨本权、江瑞珍、萧俊生、邓亭魁等人任铁路委员，确保铁路如期顺利地修建。

4月9日至10日，孙文率领数千名民众，在高密境内近百里的铁路线上全线出击，焚烧葛家集等处的山东铁路公司窝棚，驱散施工人员，逼停筑路。

面对抗德武装频频出击的压力，莱州知府曹榕和高密知县季桂芬向袁世凯禀告，称:“初八夜探有千余人自昌邑境太保庄、下洼等处来，均集于绳家庄，今日探闻出庄。彭管带整兵前追，胆敢放枪拒敌。伤其一人，搜出符咒一本，并有黄纸符一张，连犯一并送城……此勾串外匪已有确据，并闻该匪有后膛枪数百杆，准备进攻县城。”

袁世凯闻报大惊，立即向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拍发电报，派山东按察使胡景桂去高密坐镇指挥，另派武卫右军左翼长姜桂题、分统马龙标率武卫右军先锋队马、步二队前往高密镇压。

前面说过，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时任山东道御史胡景桂受人之唆使，上疏弹劾袁世凯数条罪状，差点毁了袁世凯的前程，幸得荣禄极力庇护，才得以逢凶化吉。想不到几年后，两人竟在山东成了同僚。冤家路窄，袁世凯的心腹们甚至连杀他的心都有，徐世昌也写信叮嘱袁世凯远离此等小人。可相处一段时间后，袁世凯发现胡景桂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且能力较强，所以不但不挟私报复，而且委以重任，让他总理营务，统辖全省兵刑之权，遇事可专自办理。

胡景桂见袁世凯心胸豁达，用人唯贤，不禁为自己当年弹劾的事愧疚于心。自此，他死心塌地、竭尽才能，剿匪治水，整顿吏治，兴办新政等等，帮助袁世凯把山东治理得井井有条，从而挤入强省之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