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改革

在五代十国时期，要是说皇帝质量最高的一朝，那绝对是后周，后周有三位皇帝，一个是郭威一个是柴荣还有一个小孩柴宗训，柴宗训咱们直接就不管了，几天的小皇帝，就被赵匡胤黄袍加身搞掉了。

这里单说郭威和柴荣，柴荣不用多说，公认的五代第一明君，而郭威在名气上就和郭威差了一点，很多人在评价的时候，柴荣是第一，李嗣源是第二，其实柴荣第一，这一点没什么悬念，争议就在郭威和李嗣源，到底谁是第二。

李嗣源唐明宗，他执政的几年中原经济得到了发展和恢复，人民生活得到了提高，过了几天好日子，这在五代的确算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郭威执政的几年，猛地一看的确没有李嗣源整的那么好看，没有那么歌舞升平，但是我觉得李嗣源和郭威相比，李嗣源站着天然的优势，那就是李嗣源在位时间比郭威要长，郭威当了四年皇帝，而李嗣源则是七八年皇帝。

郭威的开端我觉得要比李嗣源的好一点，但是郭威没有时间去执行他的那些计划和见到他改革的效果了。

但是他的继承人柴荣就是站在郭威的肩膀上继续推行改革，柴荣的功绩可以说都是郭威给他打下的好基础，如果没有郭威的良好基础，柴荣想要干一番大事业，那绝对不简单。

郭威的改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基本上各个方面都曾经涉及到，但是还是以经济为主，下面咱们还是来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革除杂税，减轻负担。五代时候的百姓，还是很苦的，所以五代又被称为“五季”“季”就是“末”的意思，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末日。

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说而已，而是当时的百姓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几个简单的小例子，咱们肯定还记得之前说过的“鼠雀耗”，一般情况下的鼠雀耗都是一斛粮食两升额外的“鼠雀耗”，但是在五代时期，“鼠雀耗”一度涨到了一斛粮食两斗额外的“鼠雀耗”。

一斛等于十斗，等于一百升。原本一斛加两升，这是百分之二的增加量，不管咋说还能接受，但是后来一下子增加到了百分之二十，这就不是简简单单的“鼠雀耗”了，而是变成了官府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方式。

除了“鼠雀耗”之外，还有一种叫叫做“称耗”，这个比起“鼠雀耗”来更加的无耻和无理。顾名思义，因为那时候缴税不仅仅要交粮食，还要交不少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在不断地称重中或许会发生一些损耗，而这些损耗按理说应该是忽略不计的，但是这些五代的官员们，还真是天才，发明了一个“称耗”，也是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些东西，到了郭威这里，全部被终结了，郭威一声令下，这些东西全部被取消了。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再有一个就是盐税，那时候的盐税是非常重的，自从唐朝搞起了榷盐法，盐利就成了国家的重要收入，没有之一，它就是国库最重要的收入，一度占据国家财政的半壁江山。

其实盐利的来源，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这所谓的盐业专卖，其实还是搜刮老百姓的一种方式，吃国家的盐就要交税，而且国家故意将盐价提高，要的就是搜刮老百姓们。

那时候盐税也是很重的，举个例子，一石（一斛）食盐，要交一千钱的税，而且还要抽一斗盐。后来郭威就把这个改了，税收变成了八百钱，而还是抽一斗盐，虽然减轻的幅度斌不大，但是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再有就是关于贩卖私盐这一点的规定上，因为国家盐业专卖，所以那时候国家对于贩卖私盐查的很紧，只要是逮着，不管搞了多少私盐，一律是杀无赦，但是郭威稍微人性化了一点，规定五斤以上才处死刑，这的确算是很人性化，可能有人会说五斤也不多啊，但是就要杀头，这是不是太严厉了，怎么能算是人性化呢。

那时候私盐贩子，的确是应该杀头，他们既然是专业贩私盐的，那么搞的绝对不会少于五斤，所以这些人逮着还是要杀。但是还有一些自己搞一些私盐自己并不贩卖，而是自己用，或者为了生计小量贩卖，而不是为了靠着贩卖私盐发大财的人，这些人应该给与一定的理解，不能都当成那些私盐贩子一样，全部砍了脑袋去，所以他的这个措施可能很多人觉得没啥用，但是确实很人性化的一个措施。

这些盐税或者说粮食税啥的，基本上还算是正常的，但是还有不正常的就是杂税之类的，而在杂税里面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税种叫做“输牛租”，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在早年朱温征伐淮南时，那一次杨行密本来算是主动进攻，但是听说朱温亲自来了之后，就撤了，但是朱温却是不依不饶，将淮南等地的耕牛抢掠一空，然后赶到了他的地盘上，交给淮河沿岸的百姓，这些耕牛算是政府租给他们的，这些租牛的人家，就被称为“租牛客户

”。朱温将缴获的上万头耕牛给百姓使用，然后向百姓收牛租，这就是“输牛租，”

这也算是朱温为以后的那些统治者们，做了一个贡献了。后来朱温死了，后梁名灭亡了，但是“输牛租”还在为国家的税收做贡献，几十年之后，到后周郭威的时候仍然在收，但是当年的牛早就死了。

此时距离朱温将这些牛送给这些“租牛客户”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了，就算是当时的人也早死了，更何况只能活上十几年的牛了。

所以郭威果断的下令废除这项既过时又累民的税收，减免了淮河沿岸那些为那些已经死去的牛所交的税收。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营田这件事，其实早在唐代前期，边境地区就已有由兵卒租种官田或者自己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开荒屯田，这就是所谓的所谓“营田”。

安史之乱的时候包括安史之乱以后，中原战争不断，藩镇崛起，营田就从边疆地区扩及到内地，这些藩镇也招流民为营田户，参与耕垦，又设营田务进行管辖。

此种官地的经营办法一直从唐朝延续到了五代。但是营田不属州县，多为军镇把持，基本上算是军方性质的地产，于是发生了军镇与州县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的矛盾，影响政府赋役征调。

其实这也不是重点，还有一点就是营田所属，名义上是藩镇军队，但是实际上的军队很少长期控制营田的，所以到了后期，这些营田全部到了豪族地主的手里，而且营田属于军用，在税收和徭役方面有优惠，而对于营田的优惠不可能让朝廷买单，所以最终还是要转嫁到普通百姓的身上，所以无形中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不但如此，而且那些租种营田的普通百姓，负担更是沉重，他们承受双重剥削，一方面要给地主缴税，另一方方面官府还找他们要土产上供，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郭威废除营田务（管理营田的机构）后，将原来百姓使用的田地房屋和牛及其他农具都赐给他们永久使用，属于白送，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这一项举措，可以说十分的人心。

其实郭威把营田废除，让这些佃户变成了自耕农，是一个很好的的经济政策，因为在农业社会，一个社会的财富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自耕农的多少，所谓自耕农就是自己家里有土地，然后给国家交税的百姓，而那些在营田上面干活的佃户是不记录在政府户部名册上面的，所以郭威的这一招为国家增加了不少的户口。

这项措施加上“输牛租”的废除，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其间，有人建议将一些好的营田卖掉，就能得到数十万缗钱来充实国库，郭威却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说：“让百姓得利，就像国家得利一样，朕要这些钱干什么？（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

郭威不管怎么说，的确是一个爱民体恤民力的好皇帝，这一点毫无疑问，

除了上面在税收和营田问题上的，郭威还减轻徭役，使百姓有更多的时间来搞农业生产，这对于发展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古代一直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点在农业上的体现，就是不违农时，很多时候政府摊派徭役不管这个，所以很多时候农民都把地里的农业生产给耽误了，结果白白的荒了一年。

唐朝的时候，咱们知道，他搞的一个叫“租庸调制”，后期还有“两税法”（关于个五代各朝各代经济和文化制度之类的东西，最后会统一说，所以上面都没有过多的涉及到。）

那时候只要是不想干徭役，就出钱也行，但是五代的时候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徭役，有的是征正式官兵，例如我们知道郭威就是七户选一个当兵的，他被选上了，这也算是差役的一种。

此外还有民兵，这个就比较散漫了，但是还是不能不来，只要一训练，不管地里有没有活，就要立马集合。还有就是类似于现代巡村警察之类的，不过这些人还是百姓们组成的，几个人结成一队，在一定时间内负责巡防治安。

等到郭威当了皇帝，这些民兵组织之类的东西，他很清楚打仗的时候基本上没用，但是对于百姓则是一个很大的骚扰，所以他后来直接就废除了，让百姓们好好种地，其他的事情不去劳烦老百姓，什么事情都让老百姓做了，那朝廷还养这些公务员干啥。

这件事和上面几件事的效果差不多，还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郭威又下诏减轻了五代一来残酷的法律，，这一点咱们上面说道盐税的时候已经说了，但是那仅仅是一点点，还有很多。

比如，在郭威之前的朝廷有规定，只要是盗窃东西，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就算是盗窃一文钱的也要处死。而很对不是重罪的人又经常株连亲族，很残忍，很多人也冤死，这就造成了劳动力和生产力的极大浪费。

所以郭威登基之后，就规定不是造反和杀害亲属之类大逆不道的重罪不再株连家族，而对于死刑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不能轻易的实行死刑，这一点和李嗣源当年比较类似。

五代时期时，酒和酒曲（造酒的原料）实行国家垄断专卖，凡是民间有人私自买卖的不论多少一律处死（这个和盐业专卖一模一样），但是郭威则大大减轻了处罚，而且做了具体的规定：一两至一斤的杖刑八十，一斤以上到五斤的判有期徒刑三年，五斤以上的则处死。

此外，在五代时，很多时期禁止民间收藏买卖牛皮，私自买卖一寸的就要处死，因为那时候牛皮是战略物资，制造盔甲要用得着，而且还有其他的方面都要用到坚韧的牛皮。

但是郭威知道民间也有很多需要牛皮的地方，于是就规定，有田四十顷的才收取一张牛皮的实物税，其余的民间可以随意买卖。可以说，这一个政策完全就是郭威为百姓生活着想，才制定出来的。

郭威当了皇帝，在鼓励农业发展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他多次下诏令鼓励民间垦田和全心全意进行农业生产，可能大家对于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灭佛事件都听说过，其实郭威也干过这事。

当时一些封建迷信和一些民间文化对于农业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举个例子，“前不栽桑，后不栽柳”这句话意思就是在门前不栽桑树，因为“桑”的读音和“丧”一样不吉利。后一句就是房子后面不栽柳树，当时流传，要是谁这样干了，那就要家破人亡的。

这些东西能什么科学依据，估计谁也说不出来一个子丑寅卯，但是老百姓们传唱这一类的歌谣，他们就是相信这样干就是不吉利的，于是家家户户不栽桑树和柳树，最起码门前和房子后面不敢乱栽。

这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蚕桑生产和林木的发展，而郭威就是逮着这样的谣言不放手，公开破除迷信，而且还下令全国各地不能有荒地，只要是有荒地的地方那就一定要种上树苗，而且家里的房子周围都要种上一圈桑树，对于一些表现的好的，还给与奖励和公开表扬，人都逃不过名和利两个字，所以百姓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除了上面破除迷信，郭威还真的小范围的灭过佛，唐朝时期就开始，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但是他们却基本上不负担赋税，虽然在唐朝对于寺庙的田产进行过清理和限制，但是都是风头一过，他们又继续吞并田产，然后还是不交税。

这件事唐朝已经就很严重了，到了五代更是变本加厉，那时候当农民苦啊，要交税，而且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证，所以他们就想着当和尚去逃避徭役和赋税。

所以一些军队的逃兵，还有破产的农民或者就是单纯的想要逃避赋税的农民，还有无业游民，潜逃的犯人等等，他们都一转身成了和尚，至此官府对他们的管制就松了很多，毕竟不管咋说和尚也算是方外之人，一定程度上不属于世俗界了，所以朝廷对他们的限制和管理并不是很多。

可是，寺庙不纳税，和尚不服徭役，这让我想起来了《西游记》里面有一回，唐僧师徒四人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国宝失窃，所以和尚们要服徭役赎罪，最终悟空和大战九头虫夺回了国宝。

这里面服徭役的和尚，或许就是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反衬吧，那时候的和尚除了念经就是打坐，日子还是很悠闲的，特别是一大批动机不纯的大和尚们，他们的存在不仅仅会减少国家的税收和劳动力，而且还有可能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所以郭威综合考虑，还是搞一场灭佛运动，当然这件事在史书上面很多都没有涉及到，一方面因为这次的活动并不是很大，另一方面作为统治着干出这样的事情，在佛教比较流行的时期，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所以当时的主要地点就是京城开封附近，郭威一口气废除了五十八所寺院，将这里面的僧人大部分强制性还俗，而寺庙里的铜像全部熔铸成铜钱，这就是“周元通宝”，所以谁家里要是有这种铜钱，还是要好好珍藏的，这不仅仅是当时的发行量小，而且还是佛像熔铸成的，意义非凡，价值颇高。

这些基本上都是郭威在经济上的改革，其他的在军事和政治，以及在外交方面郭威其实都做出了一系列的改进，特别是在对内政的治理上更是煞费苦心，这一点我们下一章详细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