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书街（49）

四十九、汤显祖与王篆

"好咧。"一高兴，王篆掏出一个铜板扔给了那个茶馆伙计，嘱咐道："等会儿，江西临川来的义仍先生到了，好好请进来！"

"义仍先生？"伙计摇摇头："没听说过！"

"掌嘴！"王篆笑着说："人家是戏曲大家，听说过汤显祖吗？听说过《紫箫记》吗？"

伙计连连摇头。

"何等愚昧，何等无知，那本官就唱几句你听听。"王篆清清嗓子，唱的是《紫箫记》中第十三出《纳聘》霍小英的一段："（三换头）娇酣困媚，唤醒梦轻难记。亚粉枝红坠，寒煤糁袖丝。好忒煞春无力，女孩儿没缘由把相思，做场情事。叶染花欹也，手搓裙带蕊。浅醉深情，怎的那人儿没话儿？"

茶馆的散座里响起一片叫好声，有些得意的王篆就向四面八方拱拱手，以表谢意。

京城的茶馆卖茶是把开水和茶叶分开算账的，允许茶客自带茶叶，"提壶而往，出钱买水而巳"。茶馆里的雅座是品茶人的小天地，而在过厅院子里、罩棚下的那些散座却有着各种不同的精彩。文人比闲人、商人要显得高雅一些，到茶馆来的目的还是以茶入境、品茶为先，交友为主，办些诗会、猜谜之类的高雅活动；而那些到茶馆谈生意、做买卖的商人也借助茶馆的氛围，冲淡一下算计的针锋相对，自然是各得其所。

那个茶馆伙计以便将那位春风得意的王篆一边引向雅座，一边又问了一下："您说的那位既然能写唱词，一定博学多才，是翰林院翰林吧？"

"人家义仍先生仕途蹉跎，已经连续四次铩羽而归！"王篆一边走向西厢房还空着的一间，一边回答着："这不春闱到了，又进京赶考来了。"

"这有什么可担心？"伙计不以为然："既然认识您王大人，金榜题名根本不在话下！"

"知道有些士大夫天生就是牛脾气吗？那就叫做顽固不化！"王篆小声透露了一个秘密："辅台大人家里三公子求贤心切，多次屈驾到客栈拜访都没有碰到，而义仍先生也曾经登门拜访却也不遇，这就是蹊跷！"

"您不是这又一次礼贤下士吗？"那个伙计当然知道这位首辅大人面前的大红人有多大的能耐，依然不以为然的陪笑着："他不是遇上您这位活菩萨吗？"

都知道明代科举的防弊措施尤为严厉：比如，考试在京城由御史、在外地由按察司官员监视。会试时，由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巡绰、监门，搜检怀挟等步骤都有专职人员；考场严禁讲问冒代，每个考生单独一间号房，由一名军人把守；试卷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卷用墨书写，再由誊录官用硃誊写，而读卷官不知试者姓名，也不能见到墨卷，可以说无处不防。

不过，科举中夹带舞弊之方式层出不穷，叫人叹为观止，而考试这对于权势高官或皇亲国戚来说，就是大张伟唱的："天上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例如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顺天府主考官高汝愚录取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张懋修和张居正的同党、吏部侍郎王篆的儿子王之恒、王之鼎的舞弊案就是很典型的说明。

面对伙计的不以为然，王篆深沉一笑："那还得人家乐意不是？"

那个被说成是很任性的无锡人邹迪光（公元1550-166年）在其《临川汤先生传》中提到："丁丑会试，江陵公（张居正）属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应。庚辰，江陵于懋修与其乡之人王篆来结纳，复啖以巍甲而不应。日：'吾不敢从**于**也。'"可见汤显祖表现得很有骨气，还说自己很清白的。不过这位戏剧大师似乎真的仕途坎坷，后来好不容易考了个进士，却又被分配到一个极为偏僻闭塞之地去当知县，也是一个任性之人，居然最后不辞而别。

不过，在汤显祖在京城与王篆见面时，他还没有写成那部旷世之作《牡丹亭》。

回眸中书街（50）

五十、天官牌坊

据那个因为写了《张居正》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政分析：在处理人事问题上，张居正从不意气用事，就是所谓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像弥勒佛那样"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而在用人方面，坚持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有的地方重才能，有的地方重道德。而对于他身边的王篆那位大红人似乎属于能办事、听指挥的循吏，具重的当然是他的才能。

在宜昌几乎所有的地方史志和民间传说中，王篆是一个家有风水宝地佐佑、从小就是神童，长大走出宜昌当官又是处处清正廉明，还刚正不阿，所以才会被张居正所器重；"历官两京都御史，晋位少宰，扬历中外三十余年，固有'铁御史'之号。"不过，这仅仅代表的是当地人出于对当地名人的完美而**的历史形象的刻意塑造，因为，无论是在国家层面的历史还是在一些历史记载中，王篆的形象都似乎缺少足够的正面价值资料的支撑。

《明史》没有为王篆立传，但可以从相关的记载中找到不少关于王篆事迹的叙述。比如《明史张居正传》中记有："居正度不起，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及尚书梁梦*，侍郎余有丁、许国、陈经邦，已，复荐尚书徐学谟、曾省吾、张学颜，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为粘御屏。"张居正之所以在垂死之前举荐王篆和其他人，除了王篆本人的能力外，既跟王篆是张居正的湖广老乡有关，也跟王篆善于巴结逢迎有关，更与王篆是张居正的心腹有关。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因为张居正父丧夺情视事，翰林院庶吉士赵用贤和其他官员上疏反对，先受廷杖，旋被罢官。而御史吴之彦本来已跟赵用贤订了儿女亲家，可是害怕受到牵连，虽欲毁婚又恐担责，于是王篆想出一妙计。《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七》中记载："（赵）用贤有女许御史吴之彦子镇。之彦惧及，深结（张）居正，得巡抚福建。过里门，不为用贤礼，且坐镇于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贤。用贤怒，已察知其受居正党王篆指，遂反币告绝。之彦大喜。"

不知各位看官明白王篆的手段没有？王篆之计不仅故意激怒赵用贤，而且把悔婚的恶名落到赵用贤的头上，到最后居然有苦说不出，不可谓妙计也。后来吴之彦还让儿子去控告赵用贤"论财逐婿，篾法弃伦"，皇帝只好"诏礼官平议"。不知后来的那一点是不是王篆指使所为，如是，那就叫连环计。

如果说王篆将许孚远等人说成是高拱的朋党，是为了张居正群体的利益，为张居正搭建自己的班底和工作平台创造条件，那么，他打击颜鲸（公元1515-1589年）就纯粹就是为了发泄私愤。《明史颜鲸传》里这样说："在湖广，王篆欲祀其父（王良策）乡贤，（颜鲸）执不许。至是，（高）拱掌吏部，（王）篆为考功，遂以不谨落鲸职。"这就是说，在湖广，王篆欲祀其父乡贤，负责审批的（鲸）执意不许。到了（高）拱掌吏部之时，王篆就找了一个理由罢了那个家伙的官。可见，王篆之私心，并不仅仅在于讨好张居正。他还想滥用职权，光宗耀祖。颜鲸不同意王篆列其父为乡贤，王篆就不让颜鲸考核合格，一报还一报。

不过，虽然颜鲸能够拒绝将王篆的父亲的名字纳入乡贤之列，可并不妨碍那个因为家里出了个首辅大人面前的大红人、正三品的吏部左侍郎被宜昌人称为王天官，也并不妨碍王家早就从江南点军的碑湾搬到了城里的南正后街居住，更不能阻止王天官的父亲为了显耀门庭，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在自己宅院门前竖起一座石牌坊，上面镌刻"天官封*"四个金色大字。

而据清代的《东湖县志》营建卷之九称，明代的时候，宜昌还为王文选、王杰、王燧、王良策立了"新四牌"，其中为王燧（王汝玉）立了"夺锦坊"和"中书坊"，为王良策立了"天章三赐"，还为王篆在南正后街立"天官封*"大石牌坊，成为当时宜昌古城所立牌坊品位最高的盛事。据现在的一些资料介绍，天官牌坊为四柱三间，中有正楼，两侧有次楼和边楼，牌坊上雕有花纹，繁饰至极。

在宜昌的史料中，王篆的高祖父王文选，以子王杰贵而受封，赠保定通判；曾祖父王杰，以子王璲贵而受封，赠奉政大夫修政庶尹；祖父王璲，以孙王篆贵而受封，赠吏部左侍郎，祀乡贤。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年）和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的《东湖县志》更是说："王良策，号柱山。少宰篆父也。与父璲并以篆贵，赠吏部左侍郎，祀乡贤。良策少事亲以孝闻。折节读书，遇事独慎。自为诸生，文行益著。子弟有过，痛绳之。使必改乃已。与人醇厚，邻有侵其宅地者，置弗较。乡里服其德量。"这就吹牛吹的有些太过了，那个中书街立过中书坊的王汝玉（王燧）与王篆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可见得有些史料极不严肃。

不过，王家在南正后街竖起了那座俗称为"天官牌坊"的事可是真的，那条南正下街也就因此在明代就被改成天官牌坊街了，民国的时候，天官牌坊早就不见了踪影，那条街就改为四维街（取自礼义廉耻），解放后又改为**路，新世纪后，一边变成了欧洲世界城住宅小区，一边还是棚户区，就被戏称为中英街，再以后呢？谁知道！（未完待续）